唐李问对
[原文]
太宗曰:“高丽数侵新罗,朕遣使谕,不奉诏,将讨之,如何?”靖曰:“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谓中国无能讨,故违命。臣请师三万,擒之。”
太宗曰:“兵少地遥,以何术临之?”靖曰:“臣以正兵。”
太宗曰:“平突厥时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晋马隆讨凉州,亦是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誧突厥, 西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锋,义师少却,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横突之,老生兵断后,大溃,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纵圣武,非学而能。臣按兵法,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正也,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
太宗曰:“彼时少却,几败大事,曷谓之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且右军不却,则老生安致之来哉?法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进,不意断后,见擒于陛下,此所谓以奇为正也。”
太宗曰:“霍去病暗与孙吴合,诚有是夫?当右军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奋击,反为我利,孙吴暗合,卿实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可谓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谓也。”
太宗曰:“霍邑之战,右军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俯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靖曰:“按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 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耳!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 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为变,此教战之术耳。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所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太宗曰:“深乎! 深乎! 曹公必知之矣! 但新书所以授诸将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击。’卿谓若何?”靖曰:“臣按曹公注孙子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此与旁击之拘异焉。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失后旁击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靖再拜曰:“陛下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惟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吴术若何?”靖曰:“臣请略言之,魏武侯问吴起两军相向,起曰:‘使贱而勇者前击,锋始交而北,北而勿罚,观敌进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则敌有谋矣。若悉众追北,行止纵横,此敌人不才,击之勿疑。’臣谓吴术大率多此类,非孙武所谓以正合也。”
太宗曰:“卿舅韩擒虎,尝言卿可论孙吴,亦奇正之谓乎?”诸曰:“擒虎安知奇正之极,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耳! 曾未知奇正相变,循环无穷者也。”
太宗曰:“古人临阵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盖苻坚之不善也。”太宗顾侍臣,检谢玄传阅之,曰:“苻坚甚处是不善。”靖曰:“臣观苻坚载记曰:‘秦诸军皆溃败,唯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有以见秦师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臣故曰: 无术焉,苻坚之类是也。”太宗曰:“孙子谓多算胜少算,有以知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
太宗曰:“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何谓也?”靖曰:“奇音机,故或传为机,其义则一,考其辞云:‘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奇,余零也。因此音机。臣愚谓兵无不是机,安在乎握而言也?当为余奇则是。夫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则民服。’此受之于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将所自出者也。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是故握机,握奇,本无二法,在学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阵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备焉。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剧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此何谓也?”靖曰:“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方阵方法,即此图也,臣尝教阅,必先此阵,世所传握机文,盖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斯八阵,何义也?”靖曰:“传之者误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诡设八名耳。八阵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幡名。龙虎鸟蛇者,本乎队伍之别。后世误传,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则非设象,实古制也,卿试陈之。”靖曰:“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混混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此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 黄帝之制兵也。后世虽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斗阈,降此孰有继之者乎?”靖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乐,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时,王不能用,故假齐兴师尔。”靖再拜曰:“陛下神圣,知人如此,老臣虽死,无愧昔贤也。臣靖言管仲制齐之法,三分齐国以为三军。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一师,故万人为军。亦由司马法一师五旅,一旅五卒之义焉。共实皆得太公之遗法。”
太宗曰:“司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欤?否也?”靖曰:“按史记穰苴传,齐景公时,穰苴善用兵,败燕晋之师,景公尊为司马之官,由是称司马穰苴,子孙号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又述穰苴所学,遂有司马穰苴书数十篇。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
太宗曰:“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传,何也?”靖曰:“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礼不出三门四种而已。”
太宗曰:“何谓三门?”靖曰:“臣按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 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 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
太宗曰:“何谓四种?”靖曰:“汉任宏所论是也。凡兵家流,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
太宗曰:“司马法首序搜狩,何也?”靖曰:“顺其时,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礼最为大政,成有岐阳之搜,康有丰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此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实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会,因之以巡狩,训之以甲兵,言无事兵不妄举,必于农隙,不忘武备也,故首序搜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广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此亦得周制欤?”靖曰:“按左氏云:‘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臣谓百人曰卒,五十人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此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 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吴伐狄,毁车为行,亦正兵欤?奇兵欤?”靖曰:“荀吴用车法耳。虽舍车而法在其中焉。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臣按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兴兵十万,用车千乘,轻重二千,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千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臣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 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驻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未尝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灵州回,召靖赐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氽等讨薛延陀,而铁勒诸部乞置汉官,朕皆从其请,延陀西走,恐为后患,故遣李绩讨之。今北荒悉平,然诸部番汉杂处,以何道经久,使得两全安之?”靖曰:“陛下敕自突厥至回纥部落,几置驿六十六处,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 然臣愚,以谓汉戍,宜自为一法,番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敕主将,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
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谓多方以误之之术也。番而示之汉,汉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汉之别,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善用兵者,先为不可测,则敌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边将。只以此番汉,便见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圣虑天纵,闻一知十,臣安能极其说哉?”
太宗曰:“诸葛亮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朕疑此谈,非极致之论。”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按孙子有曰:‘教习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自古乱军引胜,不可胜纪。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者,言将臣权任无久职也。乱军引胜者,言己自溃败,非敌胜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教阅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臣所以区区古制,皆纂以图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为我择古阵法,悉图以上。”
太宗曰:“番兵唯劲马奔冲,此奇兵欤?汉兵唯强弩掎角,此正兵欤?”靖曰:“按孙子云:‘善用兵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夫所谓择人者,各随番汉所长而战也。番长于马,马利乎速斗;汉长于弩,弩利乎缓战。此自然各任其势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部番汉必变号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
太宗曰:“卿更细言其术。”靖曰:“先形之,使敌从之,是其术也。”
太宗曰:“朕悟之矣! 孙子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又曰:‘因形以措胜于众,众不能知。’其此之谓乎!”靖再拜曰:“深乎! 陛下圣虑,已思过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内属,置松漠饶乐二都督,统于安北都护,朕用薛万彻,如何?”靖曰:“万彻不如阿史那社氽及执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因尝与之言松漠、饶乐山川道路,番情逆顺,远至于西域部落十数种,历历可信。臣教之以阵法,无不点头服义,望陛下任之无疑。若万彻则勇而无谋,难以独任。”太宗笑曰:“番人皆为卿役使。古人云:‘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势也。’卿得之矣。”
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中,但能言避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为诸将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可也。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且安识虚是实,实是虚哉?”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此则奇正在我,虚实在敌欤?”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 敌虚则我必以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臣奉诏,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
太宗曰:“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 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当以此法授诸将,使易晓耳。”靖曰:“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臣当以此教诸将。”
太宗曰:“朕置瑶池都督,以隶安西都护,番汉之兵如何处置?”靖曰:“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而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陛下置此都护,臣请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省粮馈,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但择汉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经久。或遇有警,则虞卒出焉。
太宗曰:“孙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略言其概耳。善用兵者,推此三义而有六焉: 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非治力之术,安能临兵哉?”太宗曰:“今人习孙子者,但诵空文,鲜克推广其义,治力之法,宜偏告诸将。”
太宗曰:“旧将老卒,凋零殆尽;诸军新置,不经阵敌,今教以何道为要?”靖曰:“臣常教士,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陛下临高观之,无施不可。”
太宗曰:“伍法有数家,孰者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传云:‘先偏后伍,’又司马法曰:‘五人为伍,’尉缭子有束武令,汉制有尺籍伍符。后世符籍,以纸为之,于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变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变为十五人,此则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车用骑,则二十五人当八马,此则五兵五当之制也。是则诸家兵法,唯伍法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参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参其数,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为正,六十人为奇,此则百五十人分为二正,而三十人分为二奇,盖左右等也。穰苴所谓‘五人为伍,十伍为队’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与李绩论兵,多同卿说,但绩不究出处尔,卿所制六花阵法,出何术乎?”靖曰:“臣所本诸葛亮八阵法也。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
太宗曰:“内圆外方,何谓也?”靖曰:“方生于正,圆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圆所以缀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缀应乎天,步定缀齐,则变化不乱,八阵为六,武侯之旧法焉。”
太宗曰:“画方以见步,点圆以见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过半乎。”靖曰:“吴起云:‘绝而不离,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犹布棋于盘,若无画路,棋安用之?孙武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皆起于度量方圆也。”
太宗曰:“深乎! 孙武之言。不度地之远近,形之广狭,则何以制其节乎?”靖曰:“庸将罕能知其节者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纩弩,节如发机。臣修其术,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以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书云:‘作阵对敌,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阵,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者斩。’此何术乎?”靖曰:“临敌立表,非也,此但教战时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驱众若驱群羊,与之进,与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骄而好胜,当时诸将,奉新书者,莫敢攻其短,且临敌立表,无乃晚乎?臣窃观陛下所制破阵乐舞,前出四表,后缀八幡,左右折旋,趋步金鼓,各有其节,此即八阵图四头八尾之制也。人间但见乐舞之盛,岂有知军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汉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语传,朕为破阵乐舞,唯卿以晓其表矣,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为正乎?幡麾折冲为奇乎?分合为变,其队数为得宜?”靖曰:“臣参用古法, 凡三队合, 则旗相倚而不交;五队合,则两旗交; 十队合,则五旗交。吹角,开五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十;开二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五;开相倚不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三。。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复归于正,四头八尾,乃可教焉,此队法所宜也。”太宗称善。
太宗曰:“曹公有战骑、陷骑、游骑,今马军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书云:‘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如此,则是各立名号,分为三类耳。大抵骑队八马,当车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骑,当车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车徒常教以正,骑队常教以奇。据曹公前后及中,分为三覆,不言两厢,举一端言也。后人不晓三覆之义,则战骑必前于陷骑游骑,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军转阵,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皆曹公之术也。”太宗笑曰:“多少人为曹公所惑。”
太宗曰:“车、步、骑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鱼丽阵,先偏后伍,此则车步无骑,谓之左右拒,言拒御而已,非取出奇胜也。晋荀吴伐狄,舍车为行,此则骑多为便,唯务奇胜,非拒御而已。臣均其术,凡一马当三人,车步称之,混为一法,用之在人,敌安知吾车果何出?骑果何来?徒果何从哉?或潜九地,或动九天,其知如神,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书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术如何?”靖曰:“画地方一千二百步,开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一百步之方,横以五步立一人,纵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处,所谓阵间容阵者也。武王伐纣,虎贲各掌三千人,每阵六千人,共三万之众,此太公画地之法也。”
太宗曰:“卿六花阵画地几何?”靖曰:“大阅地方千二百步者,其义六阵,各占地四百步,分为东西两厢,空地一千二百步为教战之所,臣尝教士三万,每阵五千人,以其一为营法,五为方圆曲直锐之形,每阵五变,凡二十五变而止。”
太宗曰:“五行阵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圆曲直锐,实因地形使然,凡军不素习此五者,安可以临敌乎?兵,诡道也,故强名五行焉。文之以术数相生相克之义,其实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绩言牝牡方圆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于俗传,其实阴阳二义而已。臣按范蠡云:‘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范蠡又云:‘设右为牝,益左为牡,早晏以顺天道。’此则左右早晏,临时不同,在乎奇正之变者也。左右者,人之阴阳;早晏者,天之阴阳;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敌虽对面,莫测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
太宗曰:“四兽之阵,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诡道也。”
太宗曰:“可废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变之也。若废而不用,诡愈甚焉。”
太宗曰:“何谓也?”靖曰:“假之以四兽之阵,及天地风云之号,又加商金、羽水、徽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诡道。存之,则余诡不复增矣; 变之,则使贪使愚之术,从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无泄于外。”
太宗曰:“严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敌,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军当王莽百万之众,非有刑法临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陈胜吴广败秦师,岂胜广刑法能加于秦乎?光武之起,盖顺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寻王邑不晓兵法,徒夸兵众,所以自败。臣按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 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言凡将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焉。”
太宗曰:“尚书云:‘威克厥爱,允济; 爱克厥威,允罔功。’何谓也?”靖曰:“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所以作谋于始也。故孙子之法,万代不刊。”
太宗曰:“卿平萧铣,诸将皆欲籍伪臣家,以赏士卒,独卿不从,以为蒯通不戮于汉,既而江汉归顺。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其卿之谓乎?”靖曰:“汉光武平赤眉,入贼营中,按行。贼曰:‘萧王推赤心于人腹中。’此盖先料人情,本非为恶,岂不豫虑哉?臣顷讨突厥,总番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杨干,斩一庄贾,亦推赤诚,存至公而已矣。陛下过听,擢臣以不次之位,若于文武,则何敢当!”
太宗曰:“昔唐俭使突厥,卿因而击败之,人言卿以俭为死间,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与俭比肩事主,料俭说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纵兵击之,所以去大恶不顾小义也。人谓以俭为死间,非臣之心。按孙子用间,最为下策。臣尝著论,其末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若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善间,安可用乎?唐俭小义,陛下何疑?”太宗曰:“诚载! 非仁义不能使间,此岂纤人所为乎?周公大义灭亲,况一使人乎?灼无疑矣。”
太宗曰:“兵贵为主,不贵为客,贵速不贵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为客且久哉?孙子曰:‘远输则百姓贫,’此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此不可久之验也。臣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
太宗曰:“何谓也?”靖曰:“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迟速,唯发必中节,所以为宜。”
太宗曰:“古人有诸?”靖曰:“昔越伐吴,以左右二军,鸣鼓而进,吴分兵御之。越以中军潜涉,不鼓,袭败吴师,此变客为主之验也。石勒与姬澹战,澹兵远来,勒遣孔苌为前锋,逆袭澹军。孔苌退而澹来追,勒以伏兵夹击之,澹军大败。此变劳为佚之验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铁蒺藜行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敌而已。兵贵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韬,言守御之具尔,非攻战所施也。”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墓险阻。’又孙子云:‘天隙之地,丘暮故城,兵不可处。’如何?”靖曰:“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将有所疑忌,则群情摇;群情摇,则敌乘衅而至矣。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涧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罗之处,人事不便者也; 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敌乘我。丘墓故城,非绝险处,我得之为利,岂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说,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丁宁戒之。”靖再拜谢曰:“臣按尉缭子云,‘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时曰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戒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诸将。”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前代事迹,孰为善此者?”靖曰:“苻坚总百万之众,而败于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吴汉讨公孙述,与副将刘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来攻汉,尚出合击,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太宗曰:“然苻坚初得王猛,实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坚果败,此縻军之谓乎?吴汉为光武所任,兵不遥制,故汉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谓乎?得失事迹,足为万代鉴。”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诚如圣语,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奕棋,两敌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实一法欤?孙子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敌来攻我,我亦攻之; 我若自守,敌亦守之,攻守两齐,其术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之可胜,则攻之耳! 非以强弱为辞也。后人不晓其义,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太宗曰:“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 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 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知一之谓乎?”靖再拜曰:“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国有家者,曷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 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
太宗曰:“诚哉! 朕尝临阵,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
太宗曰:“孙子言三军可夺气之法,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如何?”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则其锐莫当。所谓朝气锐者,非限时刻而言也,举一日始末为喻也。凡三鼓,而敌不衰不竭,则安能必使之惰归哉?盖学者徒诵空文,而为敌所诱,苟悟夺之之理,则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尝言李绩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则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靖曰:“为陛下计,莫若黜绩,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恩图报,于理有损乎?”太宗曰:“善!朕无疑矣!”
太宗曰:“李世绩若与长孙无忌共掌国政,他日如何?”靖曰:“绩忠义,臣可保任也。无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亲,委之辅相。然外貌下士,内实嫉贤,故尉迟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旧,因以犯逆,皆无忌致其然也。陛下询及臣,臣不敢避其说。”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处置。”
太宗曰:“汉高祖能将将,其后韩彭见诛,萧何下狱,何故如此?”靖对曰:“臣观刘项,皆非将将之君。当秦之亡也,张良本为韩报仇,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汉之势,自为奋耳! 至于萧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设使六国之后复立,人人各怀其旧,则虽有能将将之才,岂为汉用哉?臣谓汉得天下,由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挽之功也。以此言之,韩彭见诛,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谓刘项皆非将将之君。”
太宗曰:“光武中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则善于将将乎?”靖曰:“光武虽籍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寇邓未越于萧曹; 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惟时,既行,军中但闻将军之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权也。今陛下每有出师,必与公卿议论,告庙而后遣,此则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将,必使之便宜从事。此则假以权重矣,何异于致斋推毂耶?尽合古礼,其义同焉,不须参定。”上曰:“善!”乃命近臣书此二事,为后世法。
太宗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
太宗曰:“卿尝言天官时日,明将不法,暗将拘之,废宜亦然。”靖曰:“昔纣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兴。天官时日,甲子一也; 殷乱周治,兴亡异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军吏以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废明矣。然而田单为燕所围,单命一人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 单于是以火牛出击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诡道,天官时日,亦犹此也。”
太宗曰:“田单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龟而灭纣,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机二也,或逆而取之,或顺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毁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后行。此则因军中疑惧,必假卜以问神焉。太公以为腐草枯骨无足问,且以臣伐君,岂可再乎?然观散宜生发机于前,太公成机于后,逆顺虽异,其理致则同。臣前所谓术数不可废者,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当今将帅,唯李世绩、道宗、薛万彻,除道宗以亲属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尝言绩、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愚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云:‘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尔。”
太宗曰:“两阵相临,欲言不战,安可得乎?”靖曰:“昔晋师伐秦,交绥而退。司马法曰:‘逐奔不远,纵绥不及。’臣谓绥者,御辔之索也。我兵既有节制,敌兵亦正行伍,岂敢轻战哉?故有出而交绥,退而不逐,各防其失败者也。孙武云:‘勿击堂堂之阵,无邀正正之旗。’若两阵体均势等,苟一轻肆,为其所乘,则或大败,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战,有必战。夫不战者在我,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不战在我,何谓也?”靖曰:“孙武云:‘我不欲战者,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敌有人焉,则交绥之间,未可图也,故曰不战在我。夫必战在敌者,孙武云:‘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敌无人焉,则必来战,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深乎! 节制之兵,得其法则昌,失其法则亡,卿为纂述历代善于节制者,具图来上,朕当择其精微,垂于后世。”靖曰:“臣前进黄帝太公二阵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历代名将,用其一、二,成功者亦众矣。但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焉。臣敢不奉诏,当纂述以闻。”
太宗曰:“兵法孰为最深?”靖曰:“臣尝分三等,使学者当渐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夫道之说,至精至微,易所谓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夫天之说阴阳,地之说险易;善用兵者,能以阴夺阳,以险攻易。孟子所谓天时地理者,是也。夫将法之说,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谓得士者昌,管仲所谓器必坚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皆具焉。”靖曰:“观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别矣。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察天时地利,安能尔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谢安之守晋,非任将择才,缮完自固,安能尔乎?故习兵之学,必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
太宗曰:“道家忌三世为将者,不可妄传也,亦不可不传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尽传其书与李世绩。
[鉴赏]
《唐李问对》,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称《李卫公问对》,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以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讨论兵法的形式而辑成,分上中下3卷,共98个问对,1万余字。北宋陈师道等认为乃当时人阮逸伪托,元马端临则认为是宋神宗时所校正。该书有中华书局校注本、黄氏刊本、《武经七书》本、《诸子萃览》本、《四库全书》本、清刊本等。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公元649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之君。李靖(公元571年—公元649年),字药师,唐朝杰出的军事家,隋炀帝时为马邑(今山西朔县)丞。归唐后,南平吴楚,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被封为卫国公。《唐李问对》一书,记录了唐太宗同李卫公对一些军事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的内容。南宋戴少望《将鉴论断》说:该书“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毕可垂范将来。”
一、“奇正相变”的作战原则
《唐李问对》在上卷开篇中就谈及“奇正”。“奇正”是古代兵书中重要的哲学范畴,自孙武始为历代兵家所倚重。文中是从唐太宗李世民问李靖远征高丽用何术开始,李靖回答用“正兵”,从而引起唐太宗的疑虑。唐太宗说,从前平突厥用奇兵取胜,而今征高丽为什么却言正兵?这里李靖没有正面回答,只援引诸葛亮七擒孟获为正兵例举。接着,唐太宗复问李靖,昔日攻打宋老生,“初交锋义师少却,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横突之,老生兵断后,大溃,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唐太宗所问的正兵、奇兵,是沿袭传统的正兵、奇兵之说,亦即单纯从作战形式上谈论正兵和奇兵。李靖却不然。他说:“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这里“正”与“奇”相对,“仁义”与“权谲”相对。这就不言自明,“正兵”与“仁义”相匹,“奇兵”与“权谲”同义。对此,刘寅作了全面集解。他说:“自轩辕黄帝征诸侯之僭号者始用师旅,以至于今必用正而后奇。必先以仁义治之,而后用权变谲诈之术。(《唐李问对·刘寅集解》)这就把“正兵”和“奇兵”染上了政治的色彩,规定了战争的性质。所以,李靖把唐太宗征高丽说成是“正兵”,移入了“义”的行列,给正兵与奇兵赋予了政治的内容,纳入了战争观的范畴。这无疑是李靖的一个创见。当然,这种解释不免有牵强附会和奉迎成份,目的是为了烘托唐太宗“天纵圣武”。
其实,正兵和奇兵是没有战争性质之分的,因为它是作战形式即“战势”的殊异。孙武在他的兵法《势》篇中就明确地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认为一切战争现象均可分解为奇正这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奇正的不同组合便形成了变化。而千变万变又都是奇正之变的结果。当然,李靖在阐明奇正的政治含义时,并没有否定“战势”的内容,而且更是加以推崇。他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孙武能之;吴来而下,莫可及焉。”李靖认为奇正的运用,唯孙武达到了娴熟的程度,孙武之后是无人企及的。李靖掌握了奇正的用兵原则,并且作了一系列的精辟论述。指出:用兵前向为正,后却为奇;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自所出;车徒当教以正,骑队当教以奇;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等等。但是,奇正并不停留在表面形式上,必须在作战中细微观察,慎度其势,灵活变用。譬如:“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李靖认为“奇正相变”方可为用。他举出攻打宋老生为例。本来攻打宋老生时,是以正兵进攻,不意唐右军“少却”,正是由于右军少却,却给唐军造成了一个“利而诱之”的机会,于是出奇兵断宋老生军后,将宋老生擒获。所以,李靖说:“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这就是“奇正相变”的结果。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靖的“奇正相变”是建立在敌之虚实的基础上的。李靖说:“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正;敌虚则我必以奇”,倘使不明敌之虚实,是不可用奇正的。最后李靖对运用奇正原则结论是:“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设法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战胜。李靖的这些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孙武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
“奇正相变”的运用必然寓于攻守之中。攻和守,是战争中两种基本的作战形式,古今中外战争都离不开。李靖说:前代人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他引用孙武“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即当没有战胜敌人的把握时,我且自守;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候,则攻之,“非以强弱为辞”。李靖在这里把“攻”、“守”作战引伸了一大步,一改把攻守作为兵势强弱的偏见,重新论证攻守是根据是否有助于战争胜利而定的,维护了孙武关于论攻守思想的本意。他还进一步深刻地阐明攻、守的辩证关系。李靖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意思说,攻是守的发动之所由,守是攻的运筹之策略,二者都是以取胜为最终目的的。假若知攻而不知守,或知守而不知攻,虽熟背孙吴兵法,而不解攻守两齐之妙用,实际上是不知其所以然。李靖进一步指出:“有国有家者,曷(何)尝不讲乎攻守也?”李靖已经清楚地懂得战争是有国有家以来就有的,而且有战争就有攻守的两种形势。李靖还指出:“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李靖攻从攻城、攻阵谈到攻心;守从完其壁、坚其阵论及守吾气。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画龙点睛,指出或攻或守最根本的在于士气。如果气盛夺人,则攻可胜、守可成,百战不殆。
二、“教得其道”的教战方法
李靖非常重视“教战”,并有自己的特色。他主张“教得其道”,循循善诱,由易变难,由浅入深。李靖认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李靖“教战”遵循先从训练士卒耳目开始。因为目识旌旗,耳闻鼓角,才能心存号令,“各认旗鼓”方能便于指挥。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唐初府兵曾用“唱大角歌”来锻炼和陶冶府兵入军前士卒的口、耳。“大角有七曲,皆以三通为一曲,曲各有词”(隋书·礼仪志》。士卒习歌曲,就易于从号角中辨别号令。唐太宗曾亲自制过破阵乐舞,李靖叹道:“人间但见乐舞之盛,岂有知军容如斯焉!”
在训练耳、目的基础上,循序渐进训练步法、伍法、队法、阵图等。
步法。指单兵的战斗动作的基本训练,唐太宗说:“画方以见步,点圆以见兵(指兵器),,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过半乎。”李靖说:“吴起云:‘绝而不离,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李靖强调说:“教士犹布棋于盘,若无画路,棋安用之?”就是说,教士兵步法,好象在棋盘上奕棋一样,若棋盘上没有画应走的路线,那怎能对奕呢?李靖十分形象地表述了训练步法的重要性。从文中记载来看,步法无过于前进、后退、左旋、右旋、跪、坐、立等姿势,这些步法动作,都是单兵作战经常所遇到和运用的,练是为了战。
伍法。即“伍”的作战协同动作训练。伍,是军队基本的编制单位和战斗队形的基础。伍的训练从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了,历代相沿。《尉缭子》有专论伍法的《束武令》和《伍制令》。迨至汉代有“尺籍伍苻”(《汉书·冯唐传》)之制。唐代伍的组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沿袭春秋以来五人为伍,一种是三人为小队法,因事因地制宜,便于步兵作战的灵活编组。唐代兵器发生了很大变化,长兵早已无戈,斧制渐失,矛戟已列入仪仗,常用兵器多是弓矢、弩、刀、枪等。五人为伍的组织方法,第一名短兵,第二名短兵,第三名长兵,第四名长兵,第五名弓箭手。最后一名兼伍长。三人为伍,见于《《宋史·兵志》,说:“李靖以每三人结为一小队,合三小队为一中队,五中队为一大队。”三人一伍的组织方法,第一名短兵,第二名长兵,第三名弓箭手,兼伍长或称小队长。不管五人为伍,或三人为伍,这样组合都是为了利于武器的运用和战斗力的发挥。因此,伍及伍法,就更显得格外重要。所以,李靖强调指出,教战“必先结伍法”,“诸家兵法,惟伍法为要。”
军校之法、裨将之法。“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即一队十伍组成,实为队法。军校之法教成后,再授之裨将(副将)之法。“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是指裨将总合指挥各队,教他们阵图之法。唐朝的“阵”主要是李靖的六花阵。据《唐李问对》记载,六花阵是变通诸葛亮的八阵图而来的,其阵法:“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顾名思议,六花阵中如花心,外六如花瓣。具体说。六花阵先组成长方形的小编队:纵五人,横九人,合官长(押官、队头、副队头、左右谦旗共五人)共50人。再组成长方形的大编队:三、五、十个小编队分别组成为150人、250人、500人的战时大编队。由大编队组成小方阵。六个小方阵组成大方阵,共约14000人。这就是“大阵包小阵”了。一个大方阵就是一个军。左右总管各二阵(二军),左右虞侯各一阵(军),大将居中军。六花阵由七军构成,所以六花阵也称七军阵。茅元仪对此曾作过稽考,他说:“杜佑《通典》因述为七军阵,正六花(阵)之别名也”(明茅元仪《武备志》卷六十》)。
六花阵,组合严密,变化多端,方、圆、曲、直、锐阵,根据作战需要,随时可以互换,阵中人员彼此协力、应援,人自为战,利于攻,亦利于守,因此,六花阵堪称自三国两晋以后最为先进的阵势。此阵曾在作战中发挥一定的效用,后人曾评说,六花阵“开唐家之运”,显现出其战术性能。
李靖的教战方法从低级到高级,先简单后繁难,先单兵后合成,先步法、伍法、队法,后阵图,这种训练方法是符合人们认识规律的。所以,他总结教战方法时说:教战“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今天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三、“赏罚不欺”的治军思想
李靖说:“持军之急务莫大于赏罚矣”(杜佑《通典》卷一四九)。赏是为了劝功,罚是为了毖后,目的为了使军队得到良好的治理。但是,历来对于赏罚施行各异,或重赏轻罚,或重罚而轻赏。正由于赏罚标准和尺度掌握的不当,因而对于军队的治理也得出迥异的效果,这也是治军中一个非常难掌握的环节。唐太宗对此也困惑不解,问于李靖说:“严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敌,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军当王莽百万之众,非有刑法临之,此何由乎?”李靖回答说:“兵家胜败,情况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意思说,兵家胜败的原因,多种多样,千千万万,不能单从一事推断。但就赏罚而论:“臣按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己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言凡将,先有结爱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于峻法,鲜可济焉。”关于“结爱于士”,例举一事。杜佐《通典》中说,李靖规定:每营设一检校(官名)负责伤病士卒,并且要细心调养,乃至要亲自“煮羹养饲”,而且要每天向总管(军队出征时负责整个军队的最高长官)汇报情况。同时,及时派“医人巡营,将药救疗”。如果伤病士卒能行者,给一人扶持,伤病较重不能行者,除给一人照料外,另增加驴一头(让伤病者坐乘)、倘若连乘骑都不可以,派二人、两头驴、“缚举将行”(疑用木架框二驴并行,伤病者置其上,二人扶持左右),假若弃掷伤病士卒,“检校病儿官”,杖责一百。从这一事例中,就足见李靖“结爱于士”之心。
然而,“结爱于士”,并不是把士卒宠为象孙武所说的那种“骄子”,更不是废弃赏罚,正是由于“爱”士卒,才应赏罚分明。李靖叫做:“赏罚不欺”。怎样“赏罚不欺”呢?《通典》记载也比较翔实:“尽忠益时,轻行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饰,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不可否认,李靖的“赏罚不欺”,“结爱于士”正由于此,才有助于达到士卒意志的统一。意志统一才利于指挥,益于作战。李靖说“用众在乎心”,就是这个道理。固然,要使士卒“心一”,重要是赏罚。赏罚分明与否,是促使士卒“心一”与动摇的重要环节。在一定意义上说来,举凡能够达到士卒“心一”,可以说军队基本上达到了“治”。李靖采取“赏罚不欺”,“结爱于士”乃是抓住军心的重要手段。说到底,赏罚是军中一种“治心”的办法。李靖“治心”的研究,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李靖对“治力”也有所研究。当唐太宗问李靖“治力之法”时,李靖总结为“三义六焉”。所谓“三义”,即“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以自己的近途,待敌人远道而来;以自己的休整,待敌人的奔走疾劳; 以自己的饱食,待敌人的饥饿。所谓“六焉”,即“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敌人不至,利诱他出;敌人浮躁不安,我以镇静沉着迎敌;敌人轻举妄动,我以持重稳妥方法抗击;敌人疏忽懈怠,我以严整的军阵乘隙;敌阵混杂纷乱,我以整然节制之师掩袭;敌军前来进攻,我采取攻势防御坚守。这是在战术上的治力方法。
在战略上,如何处理“番汉”关系?李靖以高屋建瓴之势,科学地辨明“天生之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所以在对于“番”的防范上,李靖建议:陛下“请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省粮馈,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就是说,对于“番”人不要用重兵设防,关键要推恩讲信安抚他们“恩信抚之”,同时,接济他们衣食“衣食周之”。这样番人自然就变成汉人了。而尚能节省人力,又能免除千里运粮之苦,益国利民,此也是长久之策(“足以经久”)。特别是“番”、“汉”融合,“各随番汉所长”,“番长于马,马利于速斗,汉长于弩,弩利于缓战,此自然各任其势也。”如果互相交往,取长补短,也是锻炼军队,提高军队素质的好办法。李靖这一治力思想,深得唐太宗的赏识,“太宗笑曰:‘番人皆为卿役使。’”
《唐李问对》是一部形式上别具一格的兵书。它采用传统的问答式体裁,以98次问答结构全书,虽较松散,但可以同时罗列若干种不关联的论题,进行广泛而自由的讨论。因此,《问对》所论及的问题很广泛,旁征博引,对前人军事思想大胆地评说扬弃。《问对》是有问设对,生动活泼,往往能互相引发、启迪思维,深化军事思想。
《唐李问对》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地主阶级的偏见和时代的局限,糟粕的存在也是明显的。例如对李绩的明黜暗用,完全是欺骗笼络的封建权术;公开主张用天官、时日等迷信东西去欺骗士卒,所谓“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是愚兵的政策。
卷 上
太宗曰:“高丽数侵新罗,朕遣使谕,不奉诏,将讨之,如何?”靖曰:“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谓中国无能讨,故违命。臣请师三万,擒之。”
太宗曰:“兵少地遥,以何术临之?”靖曰:“臣以正兵。”
太宗曰:“平突厥时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晋马隆讨凉州,亦是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誧突厥, 西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锋,义师少却,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横突之,老生兵断后,大溃,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纵圣武,非学而能。臣按兵法,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正也,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
太宗曰:“彼时少却,几败大事,曷谓之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且右军不却,则老生安致之来哉?法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进,不意断后,见擒于陛下,此所谓以奇为正也。”
太宗曰:“霍去病暗与孙吴合,诚有是夫?当右军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奋击,反为我利,孙吴暗合,卿实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可谓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谓也。”
太宗曰:“霍邑之战,右军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俯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靖曰:“按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 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耳!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 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为变,此教战之术耳。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所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太宗曰:“深乎! 深乎! 曹公必知之矣! 但新书所以授诸将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击。’卿谓若何?”靖曰:“臣按曹公注孙子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此与旁击之拘异焉。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失后旁击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靖再拜曰:“陛下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惟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吴术若何?”靖曰:“臣请略言之,魏武侯问吴起两军相向,起曰:‘使贱而勇者前击,锋始交而北,北而勿罚,观敌进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则敌有谋矣。若悉众追北,行止纵横,此敌人不才,击之勿疑。’臣谓吴术大率多此类,非孙武所谓以正合也。”
太宗曰:“卿舅韩擒虎,尝言卿可论孙吴,亦奇正之谓乎?”诸曰:“擒虎安知奇正之极,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耳! 曾未知奇正相变,循环无穷者也。”
太宗曰:“古人临阵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盖苻坚之不善也。”太宗顾侍臣,检谢玄传阅之,曰:“苻坚甚处是不善。”靖曰:“臣观苻坚载记曰:‘秦诸军皆溃败,唯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有以见秦师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臣故曰: 无术焉,苻坚之类是也。”太宗曰:“孙子谓多算胜少算,有以知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
太宗曰:“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何谓也?”靖曰:“奇音机,故或传为机,其义则一,考其辞云:‘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奇,余零也。因此音机。臣愚谓兵无不是机,安在乎握而言也?当为余奇则是。夫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则民服。’此受之于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将所自出者也。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是故握机,握奇,本无二法,在学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阵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备焉。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剧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此何谓也?”靖曰:“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方阵方法,即此图也,臣尝教阅,必先此阵,世所传握机文,盖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斯八阵,何义也?”靖曰:“传之者误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诡设八名耳。八阵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幡名。龙虎鸟蛇者,本乎队伍之别。后世误传,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则非设象,实古制也,卿试陈之。”靖曰:“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混混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此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 黄帝之制兵也。后世虽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斗阈,降此孰有继之者乎?”靖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乐,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时,王不能用,故假齐兴师尔。”靖再拜曰:“陛下神圣,知人如此,老臣虽死,无愧昔贤也。臣靖言管仲制齐之法,三分齐国以为三军。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一师,故万人为军。亦由司马法一师五旅,一旅五卒之义焉。共实皆得太公之遗法。”
太宗曰:“司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欤?否也?”靖曰:“按史记穰苴传,齐景公时,穰苴善用兵,败燕晋之师,景公尊为司马之官,由是称司马穰苴,子孙号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又述穰苴所学,遂有司马穰苴书数十篇。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
太宗曰:“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传,何也?”靖曰:“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礼不出三门四种而已。”
太宗曰:“何谓三门?”靖曰:“臣按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 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 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
太宗曰:“何谓四种?”靖曰:“汉任宏所论是也。凡兵家流,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
太宗曰:“司马法首序搜狩,何也?”靖曰:“顺其时,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礼最为大政,成有岐阳之搜,康有丰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此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实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会,因之以巡狩,训之以甲兵,言无事兵不妄举,必于农隙,不忘武备也,故首序搜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广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此亦得周制欤?”靖曰:“按左氏云:‘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臣谓百人曰卒,五十人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此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 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吴伐狄,毁车为行,亦正兵欤?奇兵欤?”靖曰:“荀吴用车法耳。虽舍车而法在其中焉。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臣按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兴兵十万,用车千乘,轻重二千,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千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臣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 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驻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未尝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灵州回,召靖赐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氽等讨薛延陀,而铁勒诸部乞置汉官,朕皆从其请,延陀西走,恐为后患,故遣李绩讨之。今北荒悉平,然诸部番汉杂处,以何道经久,使得两全安之?”靖曰:“陛下敕自突厥至回纥部落,几置驿六十六处,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 然臣愚,以谓汉戍,宜自为一法,番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敕主将,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
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谓多方以误之之术也。番而示之汉,汉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汉之别,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善用兵者,先为不可测,则敌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边将。只以此番汉,便见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圣虑天纵,闻一知十,臣安能极其说哉?”
太宗曰:“诸葛亮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朕疑此谈,非极致之论。”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按孙子有曰:‘教习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自古乱军引胜,不可胜纪。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者,言将臣权任无久职也。乱军引胜者,言己自溃败,非敌胜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教阅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臣所以区区古制,皆纂以图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为我择古阵法,悉图以上。”
太宗曰:“番兵唯劲马奔冲,此奇兵欤?汉兵唯强弩掎角,此正兵欤?”靖曰:“按孙子云:‘善用兵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夫所谓择人者,各随番汉所长而战也。番长于马,马利乎速斗;汉长于弩,弩利乎缓战。此自然各任其势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部番汉必变号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
太宗曰:“卿更细言其术。”靖曰:“先形之,使敌从之,是其术也。”
太宗曰:“朕悟之矣! 孙子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又曰:‘因形以措胜于众,众不能知。’其此之谓乎!”靖再拜曰:“深乎! 陛下圣虑,已思过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内属,置松漠饶乐二都督,统于安北都护,朕用薛万彻,如何?”靖曰:“万彻不如阿史那社氽及执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因尝与之言松漠、饶乐山川道路,番情逆顺,远至于西域部落十数种,历历可信。臣教之以阵法,无不点头服义,望陛下任之无疑。若万彻则勇而无谋,难以独任。”太宗笑曰:“番人皆为卿役使。古人云:‘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势也。’卿得之矣。”
卷 中
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中,但能言避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为诸将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可也。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且安识虚是实,实是虚哉?”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此则奇正在我,虚实在敌欤?”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 敌虚则我必以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臣奉诏,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
太宗曰:“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 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当以此法授诸将,使易晓耳。”靖曰:“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臣当以此教诸将。”
太宗曰:“朕置瑶池都督,以隶安西都护,番汉之兵如何处置?”靖曰:“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而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陛下置此都护,臣请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省粮馈,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但择汉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经久。或遇有警,则虞卒出焉。
太宗曰:“孙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略言其概耳。善用兵者,推此三义而有六焉: 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非治力之术,安能临兵哉?”太宗曰:“今人习孙子者,但诵空文,鲜克推广其义,治力之法,宜偏告诸将。”
太宗曰:“旧将老卒,凋零殆尽;诸军新置,不经阵敌,今教以何道为要?”靖曰:“臣常教士,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陛下临高观之,无施不可。”
太宗曰:“伍法有数家,孰者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传云:‘先偏后伍,’又司马法曰:‘五人为伍,’尉缭子有束武令,汉制有尺籍伍符。后世符籍,以纸为之,于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变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变为十五人,此则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车用骑,则二十五人当八马,此则五兵五当之制也。是则诸家兵法,唯伍法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参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参其数,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为正,六十人为奇,此则百五十人分为二正,而三十人分为二奇,盖左右等也。穰苴所谓‘五人为伍,十伍为队’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与李绩论兵,多同卿说,但绩不究出处尔,卿所制六花阵法,出何术乎?”靖曰:“臣所本诸葛亮八阵法也。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
太宗曰:“内圆外方,何谓也?”靖曰:“方生于正,圆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圆所以缀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缀应乎天,步定缀齐,则变化不乱,八阵为六,武侯之旧法焉。”
太宗曰:“画方以见步,点圆以见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过半乎。”靖曰:“吴起云:‘绝而不离,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犹布棋于盘,若无画路,棋安用之?孙武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皆起于度量方圆也。”
太宗曰:“深乎! 孙武之言。不度地之远近,形之广狭,则何以制其节乎?”靖曰:“庸将罕能知其节者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纩弩,节如发机。臣修其术,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以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书云:‘作阵对敌,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阵,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者斩。’此何术乎?”靖曰:“临敌立表,非也,此但教战时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驱众若驱群羊,与之进,与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骄而好胜,当时诸将,奉新书者,莫敢攻其短,且临敌立表,无乃晚乎?臣窃观陛下所制破阵乐舞,前出四表,后缀八幡,左右折旋,趋步金鼓,各有其节,此即八阵图四头八尾之制也。人间但见乐舞之盛,岂有知军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汉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语传,朕为破阵乐舞,唯卿以晓其表矣,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为正乎?幡麾折冲为奇乎?分合为变,其队数为得宜?”靖曰:“臣参用古法, 凡三队合, 则旗相倚而不交;五队合,则两旗交; 十队合,则五旗交。吹角,开五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十;开二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五;开相倚不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三。。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复归于正,四头八尾,乃可教焉,此队法所宜也。”太宗称善。
太宗曰:“曹公有战骑、陷骑、游骑,今马军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书云:‘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如此,则是各立名号,分为三类耳。大抵骑队八马,当车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骑,当车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车徒常教以正,骑队常教以奇。据曹公前后及中,分为三覆,不言两厢,举一端言也。后人不晓三覆之义,则战骑必前于陷骑游骑,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军转阵,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皆曹公之术也。”太宗笑曰:“多少人为曹公所惑。”
太宗曰:“车、步、骑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鱼丽阵,先偏后伍,此则车步无骑,谓之左右拒,言拒御而已,非取出奇胜也。晋荀吴伐狄,舍车为行,此则骑多为便,唯务奇胜,非拒御而已。臣均其术,凡一马当三人,车步称之,混为一法,用之在人,敌安知吾车果何出?骑果何来?徒果何从哉?或潜九地,或动九天,其知如神,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书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术如何?”靖曰:“画地方一千二百步,开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一百步之方,横以五步立一人,纵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处,所谓阵间容阵者也。武王伐纣,虎贲各掌三千人,每阵六千人,共三万之众,此太公画地之法也。”
太宗曰:“卿六花阵画地几何?”靖曰:“大阅地方千二百步者,其义六阵,各占地四百步,分为东西两厢,空地一千二百步为教战之所,臣尝教士三万,每阵五千人,以其一为营法,五为方圆曲直锐之形,每阵五变,凡二十五变而止。”
太宗曰:“五行阵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圆曲直锐,实因地形使然,凡军不素习此五者,安可以临敌乎?兵,诡道也,故强名五行焉。文之以术数相生相克之义,其实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绩言牝牡方圆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于俗传,其实阴阳二义而已。臣按范蠡云:‘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范蠡又云:‘设右为牝,益左为牡,早晏以顺天道。’此则左右早晏,临时不同,在乎奇正之变者也。左右者,人之阴阳;早晏者,天之阴阳;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敌虽对面,莫测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
太宗曰:“四兽之阵,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诡道也。”
太宗曰:“可废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变之也。若废而不用,诡愈甚焉。”
太宗曰:“何谓也?”靖曰:“假之以四兽之阵,及天地风云之号,又加商金、羽水、徽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诡道。存之,则余诡不复增矣; 变之,则使贪使愚之术,从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无泄于外。”
太宗曰:“严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敌,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军当王莽百万之众,非有刑法临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陈胜吴广败秦师,岂胜广刑法能加于秦乎?光武之起,盖顺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寻王邑不晓兵法,徒夸兵众,所以自败。臣按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 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言凡将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焉。”
太宗曰:“尚书云:‘威克厥爱,允济; 爱克厥威,允罔功。’何谓也?”靖曰:“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所以作谋于始也。故孙子之法,万代不刊。”
太宗曰:“卿平萧铣,诸将皆欲籍伪臣家,以赏士卒,独卿不从,以为蒯通不戮于汉,既而江汉归顺。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其卿之谓乎?”靖曰:“汉光武平赤眉,入贼营中,按行。贼曰:‘萧王推赤心于人腹中。’此盖先料人情,本非为恶,岂不豫虑哉?臣顷讨突厥,总番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杨干,斩一庄贾,亦推赤诚,存至公而已矣。陛下过听,擢臣以不次之位,若于文武,则何敢当!”
太宗曰:“昔唐俭使突厥,卿因而击败之,人言卿以俭为死间,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与俭比肩事主,料俭说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纵兵击之,所以去大恶不顾小义也。人谓以俭为死间,非臣之心。按孙子用间,最为下策。臣尝著论,其末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若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善间,安可用乎?唐俭小义,陛下何疑?”太宗曰:“诚载! 非仁义不能使间,此岂纤人所为乎?周公大义灭亲,况一使人乎?灼无疑矣。”
太宗曰:“兵贵为主,不贵为客,贵速不贵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为客且久哉?孙子曰:‘远输则百姓贫,’此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此不可久之验也。臣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
太宗曰:“何谓也?”靖曰:“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迟速,唯发必中节,所以为宜。”
太宗曰:“古人有诸?”靖曰:“昔越伐吴,以左右二军,鸣鼓而进,吴分兵御之。越以中军潜涉,不鼓,袭败吴师,此变客为主之验也。石勒与姬澹战,澹兵远来,勒遣孔苌为前锋,逆袭澹军。孔苌退而澹来追,勒以伏兵夹击之,澹军大败。此变劳为佚之验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铁蒺藜行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敌而已。兵贵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韬,言守御之具尔,非攻战所施也。”
卷 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墓险阻。’又孙子云:‘天隙之地,丘暮故城,兵不可处。’如何?”靖曰:“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将有所疑忌,则群情摇;群情摇,则敌乘衅而至矣。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涧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罗之处,人事不便者也; 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敌乘我。丘墓故城,非绝险处,我得之为利,岂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说,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丁宁戒之。”靖再拜谢曰:“臣按尉缭子云,‘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时曰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戒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诸将。”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前代事迹,孰为善此者?”靖曰:“苻坚总百万之众,而败于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吴汉讨公孙述,与副将刘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来攻汉,尚出合击,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太宗曰:“然苻坚初得王猛,实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坚果败,此縻军之谓乎?吴汉为光武所任,兵不遥制,故汉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谓乎?得失事迹,足为万代鉴。”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诚如圣语,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奕棋,两敌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实一法欤?孙子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敌来攻我,我亦攻之; 我若自守,敌亦守之,攻守两齐,其术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之可胜,则攻之耳! 非以强弱为辞也。后人不晓其义,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太宗曰:“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 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 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知一之谓乎?”靖再拜曰:“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国有家者,曷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 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
太宗曰:“诚哉! 朕尝临阵,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
太宗曰:“孙子言三军可夺气之法,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如何?”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则其锐莫当。所谓朝气锐者,非限时刻而言也,举一日始末为喻也。凡三鼓,而敌不衰不竭,则安能必使之惰归哉?盖学者徒诵空文,而为敌所诱,苟悟夺之之理,则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尝言李绩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则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靖曰:“为陛下计,莫若黜绩,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恩图报,于理有损乎?”太宗曰:“善!朕无疑矣!”
太宗曰:“李世绩若与长孙无忌共掌国政,他日如何?”靖曰:“绩忠义,臣可保任也。无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亲,委之辅相。然外貌下士,内实嫉贤,故尉迟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旧,因以犯逆,皆无忌致其然也。陛下询及臣,臣不敢避其说。”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处置。”
太宗曰:“汉高祖能将将,其后韩彭见诛,萧何下狱,何故如此?”靖对曰:“臣观刘项,皆非将将之君。当秦之亡也,张良本为韩报仇,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汉之势,自为奋耳! 至于萧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设使六国之后复立,人人各怀其旧,则虽有能将将之才,岂为汉用哉?臣谓汉得天下,由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挽之功也。以此言之,韩彭见诛,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谓刘项皆非将将之君。”
太宗曰:“光武中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则善于将将乎?”靖曰:“光武虽籍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寇邓未越于萧曹; 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惟时,既行,军中但闻将军之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权也。今陛下每有出师,必与公卿议论,告庙而后遣,此则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将,必使之便宜从事。此则假以权重矣,何异于致斋推毂耶?尽合古礼,其义同焉,不须参定。”上曰:“善!”乃命近臣书此二事,为后世法。
太宗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
太宗曰:“卿尝言天官时日,明将不法,暗将拘之,废宜亦然。”靖曰:“昔纣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兴。天官时日,甲子一也; 殷乱周治,兴亡异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军吏以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废明矣。然而田单为燕所围,单命一人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 单于是以火牛出击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诡道,天官时日,亦犹此也。”
太宗曰:“田单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龟而灭纣,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机二也,或逆而取之,或顺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毁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后行。此则因军中疑惧,必假卜以问神焉。太公以为腐草枯骨无足问,且以臣伐君,岂可再乎?然观散宜生发机于前,太公成机于后,逆顺虽异,其理致则同。臣前所谓术数不可废者,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当今将帅,唯李世绩、道宗、薛万彻,除道宗以亲属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尝言绩、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愚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云:‘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尔。”
太宗曰:“两阵相临,欲言不战,安可得乎?”靖曰:“昔晋师伐秦,交绥而退。司马法曰:‘逐奔不远,纵绥不及。’臣谓绥者,御辔之索也。我兵既有节制,敌兵亦正行伍,岂敢轻战哉?故有出而交绥,退而不逐,各防其失败者也。孙武云:‘勿击堂堂之阵,无邀正正之旗。’若两阵体均势等,苟一轻肆,为其所乘,则或大败,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战,有必战。夫不战者在我,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不战在我,何谓也?”靖曰:“孙武云:‘我不欲战者,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敌有人焉,则交绥之间,未可图也,故曰不战在我。夫必战在敌者,孙武云:‘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敌无人焉,则必来战,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深乎! 节制之兵,得其法则昌,失其法则亡,卿为纂述历代善于节制者,具图来上,朕当择其精微,垂于后世。”靖曰:“臣前进黄帝太公二阵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历代名将,用其一、二,成功者亦众矣。但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焉。臣敢不奉诏,当纂述以闻。”
太宗曰:“兵法孰为最深?”靖曰:“臣尝分三等,使学者当渐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夫道之说,至精至微,易所谓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夫天之说阴阳,地之说险易;善用兵者,能以阴夺阳,以险攻易。孟子所谓天时地理者,是也。夫将法之说,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谓得士者昌,管仲所谓器必坚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皆具焉。”靖曰:“观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别矣。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察天时地利,安能尔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谢安之守晋,非任将择才,缮完自固,安能尔乎?故习兵之学,必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
太宗曰:“道家忌三世为将者,不可妄传也,亦不可不传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尽传其书与李世绩。
[鉴赏]
《唐李问对》,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称《李卫公问对》,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以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讨论兵法的形式而辑成,分上中下3卷,共98个问对,1万余字。北宋陈师道等认为乃当时人阮逸伪托,元马端临则认为是宋神宗时所校正。该书有中华书局校注本、黄氏刊本、《武经七书》本、《诸子萃览》本、《四库全书》本、清刊本等。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公元649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之君。李靖(公元571年—公元649年),字药师,唐朝杰出的军事家,隋炀帝时为马邑(今山西朔县)丞。归唐后,南平吴楚,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被封为卫国公。《唐李问对》一书,记录了唐太宗同李卫公对一些军事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的内容。南宋戴少望《将鉴论断》说:该书“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毕可垂范将来。”
一、“奇正相变”的作战原则
《唐李问对》在上卷开篇中就谈及“奇正”。“奇正”是古代兵书中重要的哲学范畴,自孙武始为历代兵家所倚重。文中是从唐太宗李世民问李靖远征高丽用何术开始,李靖回答用“正兵”,从而引起唐太宗的疑虑。唐太宗说,从前平突厥用奇兵取胜,而今征高丽为什么却言正兵?这里李靖没有正面回答,只援引诸葛亮七擒孟获为正兵例举。接着,唐太宗复问李靖,昔日攻打宋老生,“初交锋义师少却,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横突之,老生兵断后,大溃,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唐太宗所问的正兵、奇兵,是沿袭传统的正兵、奇兵之说,亦即单纯从作战形式上谈论正兵和奇兵。李靖却不然。他说:“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这里“正”与“奇”相对,“仁义”与“权谲”相对。这就不言自明,“正兵”与“仁义”相匹,“奇兵”与“权谲”同义。对此,刘寅作了全面集解。他说:“自轩辕黄帝征诸侯之僭号者始用师旅,以至于今必用正而后奇。必先以仁义治之,而后用权变谲诈之术。(《唐李问对·刘寅集解》)这就把“正兵”和“奇兵”染上了政治的色彩,规定了战争的性质。所以,李靖把唐太宗征高丽说成是“正兵”,移入了“义”的行列,给正兵与奇兵赋予了政治的内容,纳入了战争观的范畴。这无疑是李靖的一个创见。当然,这种解释不免有牵强附会和奉迎成份,目的是为了烘托唐太宗“天纵圣武”。
其实,正兵和奇兵是没有战争性质之分的,因为它是作战形式即“战势”的殊异。孙武在他的兵法《势》篇中就明确地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认为一切战争现象均可分解为奇正这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奇正的不同组合便形成了变化。而千变万变又都是奇正之变的结果。当然,李靖在阐明奇正的政治含义时,并没有否定“战势”的内容,而且更是加以推崇。他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孙武能之;吴来而下,莫可及焉。”李靖认为奇正的运用,唯孙武达到了娴熟的程度,孙武之后是无人企及的。李靖掌握了奇正的用兵原则,并且作了一系列的精辟论述。指出:用兵前向为正,后却为奇;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自所出;车徒当教以正,骑队当教以奇;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等等。但是,奇正并不停留在表面形式上,必须在作战中细微观察,慎度其势,灵活变用。譬如:“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李靖认为“奇正相变”方可为用。他举出攻打宋老生为例。本来攻打宋老生时,是以正兵进攻,不意唐右军“少却”,正是由于右军少却,却给唐军造成了一个“利而诱之”的机会,于是出奇兵断宋老生军后,将宋老生擒获。所以,李靖说:“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这就是“奇正相变”的结果。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靖的“奇正相变”是建立在敌之虚实的基础上的。李靖说:“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正;敌虚则我必以奇”,倘使不明敌之虚实,是不可用奇正的。最后李靖对运用奇正原则结论是:“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设法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战胜。李靖的这些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孙武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
“奇正相变”的运用必然寓于攻守之中。攻和守,是战争中两种基本的作战形式,古今中外战争都离不开。李靖说:前代人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他引用孙武“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即当没有战胜敌人的把握时,我且自守;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候,则攻之,“非以强弱为辞”。李靖在这里把“攻”、“守”作战引伸了一大步,一改把攻守作为兵势强弱的偏见,重新论证攻守是根据是否有助于战争胜利而定的,维护了孙武关于论攻守思想的本意。他还进一步深刻地阐明攻、守的辩证关系。李靖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意思说,攻是守的发动之所由,守是攻的运筹之策略,二者都是以取胜为最终目的的。假若知攻而不知守,或知守而不知攻,虽熟背孙吴兵法,而不解攻守两齐之妙用,实际上是不知其所以然。李靖进一步指出:“有国有家者,曷(何)尝不讲乎攻守也?”李靖已经清楚地懂得战争是有国有家以来就有的,而且有战争就有攻守的两种形势。李靖还指出:“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李靖攻从攻城、攻阵谈到攻心;守从完其壁、坚其阵论及守吾气。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画龙点睛,指出或攻或守最根本的在于士气。如果气盛夺人,则攻可胜、守可成,百战不殆。
二、“教得其道”的教战方法
李靖非常重视“教战”,并有自己的特色。他主张“教得其道”,循循善诱,由易变难,由浅入深。李靖认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李靖“教战”遵循先从训练士卒耳目开始。因为目识旌旗,耳闻鼓角,才能心存号令,“各认旗鼓”方能便于指挥。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唐初府兵曾用“唱大角歌”来锻炼和陶冶府兵入军前士卒的口、耳。“大角有七曲,皆以三通为一曲,曲各有词”(隋书·礼仪志》。士卒习歌曲,就易于从号角中辨别号令。唐太宗曾亲自制过破阵乐舞,李靖叹道:“人间但见乐舞之盛,岂有知军容如斯焉!”
在训练耳、目的基础上,循序渐进训练步法、伍法、队法、阵图等。
步法。指单兵的战斗动作的基本训练,唐太宗说:“画方以见步,点圆以见兵(指兵器),,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过半乎。”李靖说:“吴起云:‘绝而不离,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李靖强调说:“教士犹布棋于盘,若无画路,棋安用之?”就是说,教士兵步法,好象在棋盘上奕棋一样,若棋盘上没有画应走的路线,那怎能对奕呢?李靖十分形象地表述了训练步法的重要性。从文中记载来看,步法无过于前进、后退、左旋、右旋、跪、坐、立等姿势,这些步法动作,都是单兵作战经常所遇到和运用的,练是为了战。
伍法。即“伍”的作战协同动作训练。伍,是军队基本的编制单位和战斗队形的基础。伍的训练从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了,历代相沿。《尉缭子》有专论伍法的《束武令》和《伍制令》。迨至汉代有“尺籍伍苻”(《汉书·冯唐传》)之制。唐代伍的组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沿袭春秋以来五人为伍,一种是三人为小队法,因事因地制宜,便于步兵作战的灵活编组。唐代兵器发生了很大变化,长兵早已无戈,斧制渐失,矛戟已列入仪仗,常用兵器多是弓矢、弩、刀、枪等。五人为伍的组织方法,第一名短兵,第二名短兵,第三名长兵,第四名长兵,第五名弓箭手。最后一名兼伍长。三人为伍,见于《《宋史·兵志》,说:“李靖以每三人结为一小队,合三小队为一中队,五中队为一大队。”三人一伍的组织方法,第一名短兵,第二名长兵,第三名弓箭手,兼伍长或称小队长。不管五人为伍,或三人为伍,这样组合都是为了利于武器的运用和战斗力的发挥。因此,伍及伍法,就更显得格外重要。所以,李靖强调指出,教战“必先结伍法”,“诸家兵法,惟伍法为要。”
军校之法、裨将之法。“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即一队十伍组成,实为队法。军校之法教成后,再授之裨将(副将)之法。“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是指裨将总合指挥各队,教他们阵图之法。唐朝的“阵”主要是李靖的六花阵。据《唐李问对》记载,六花阵是变通诸葛亮的八阵图而来的,其阵法:“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顾名思议,六花阵中如花心,外六如花瓣。具体说。六花阵先组成长方形的小编队:纵五人,横九人,合官长(押官、队头、副队头、左右谦旗共五人)共50人。再组成长方形的大编队:三、五、十个小编队分别组成为150人、250人、500人的战时大编队。由大编队组成小方阵。六个小方阵组成大方阵,共约14000人。这就是“大阵包小阵”了。一个大方阵就是一个军。左右总管各二阵(二军),左右虞侯各一阵(军),大将居中军。六花阵由七军构成,所以六花阵也称七军阵。茅元仪对此曾作过稽考,他说:“杜佑《通典》因述为七军阵,正六花(阵)之别名也”(明茅元仪《武备志》卷六十》)。
六花阵,组合严密,变化多端,方、圆、曲、直、锐阵,根据作战需要,随时可以互换,阵中人员彼此协力、应援,人自为战,利于攻,亦利于守,因此,六花阵堪称自三国两晋以后最为先进的阵势。此阵曾在作战中发挥一定的效用,后人曾评说,六花阵“开唐家之运”,显现出其战术性能。
李靖的教战方法从低级到高级,先简单后繁难,先单兵后合成,先步法、伍法、队法,后阵图,这种训练方法是符合人们认识规律的。所以,他总结教战方法时说:教战“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今天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三、“赏罚不欺”的治军思想
李靖说:“持军之急务莫大于赏罚矣”(杜佑《通典》卷一四九)。赏是为了劝功,罚是为了毖后,目的为了使军队得到良好的治理。但是,历来对于赏罚施行各异,或重赏轻罚,或重罚而轻赏。正由于赏罚标准和尺度掌握的不当,因而对于军队的治理也得出迥异的效果,这也是治军中一个非常难掌握的环节。唐太宗对此也困惑不解,问于李靖说:“严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敌,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军当王莽百万之众,非有刑法临之,此何由乎?”李靖回答说:“兵家胜败,情况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意思说,兵家胜败的原因,多种多样,千千万万,不能单从一事推断。但就赏罚而论:“臣按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己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言凡将,先有结爱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于峻法,鲜可济焉。”关于“结爱于士”,例举一事。杜佐《通典》中说,李靖规定:每营设一检校(官名)负责伤病士卒,并且要细心调养,乃至要亲自“煮羹养饲”,而且要每天向总管(军队出征时负责整个军队的最高长官)汇报情况。同时,及时派“医人巡营,将药救疗”。如果伤病士卒能行者,给一人扶持,伤病较重不能行者,除给一人照料外,另增加驴一头(让伤病者坐乘)、倘若连乘骑都不可以,派二人、两头驴、“缚举将行”(疑用木架框二驴并行,伤病者置其上,二人扶持左右),假若弃掷伤病士卒,“检校病儿官”,杖责一百。从这一事例中,就足见李靖“结爱于士”之心。
然而,“结爱于士”,并不是把士卒宠为象孙武所说的那种“骄子”,更不是废弃赏罚,正是由于“爱”士卒,才应赏罚分明。李靖叫做:“赏罚不欺”。怎样“赏罚不欺”呢?《通典》记载也比较翔实:“尽忠益时,轻行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饰,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不可否认,李靖的“赏罚不欺”,“结爱于士”正由于此,才有助于达到士卒意志的统一。意志统一才利于指挥,益于作战。李靖说“用众在乎心”,就是这个道理。固然,要使士卒“心一”,重要是赏罚。赏罚分明与否,是促使士卒“心一”与动摇的重要环节。在一定意义上说来,举凡能够达到士卒“心一”,可以说军队基本上达到了“治”。李靖采取“赏罚不欺”,“结爱于士”乃是抓住军心的重要手段。说到底,赏罚是军中一种“治心”的办法。李靖“治心”的研究,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李靖对“治力”也有所研究。当唐太宗问李靖“治力之法”时,李靖总结为“三义六焉”。所谓“三义”,即“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以自己的近途,待敌人远道而来;以自己的休整,待敌人的奔走疾劳; 以自己的饱食,待敌人的饥饿。所谓“六焉”,即“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敌人不至,利诱他出;敌人浮躁不安,我以镇静沉着迎敌;敌人轻举妄动,我以持重稳妥方法抗击;敌人疏忽懈怠,我以严整的军阵乘隙;敌阵混杂纷乱,我以整然节制之师掩袭;敌军前来进攻,我采取攻势防御坚守。这是在战术上的治力方法。
在战略上,如何处理“番汉”关系?李靖以高屋建瓴之势,科学地辨明“天生之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所以在对于“番”的防范上,李靖建议:陛下“请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省粮馈,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就是说,对于“番”人不要用重兵设防,关键要推恩讲信安抚他们“恩信抚之”,同时,接济他们衣食“衣食周之”。这样番人自然就变成汉人了。而尚能节省人力,又能免除千里运粮之苦,益国利民,此也是长久之策(“足以经久”)。特别是“番”、“汉”融合,“各随番汉所长”,“番长于马,马利于速斗,汉长于弩,弩利于缓战,此自然各任其势也。”如果互相交往,取长补短,也是锻炼军队,提高军队素质的好办法。李靖这一治力思想,深得唐太宗的赏识,“太宗笑曰:‘番人皆为卿役使。’”
《唐李问对》是一部形式上别具一格的兵书。它采用传统的问答式体裁,以98次问答结构全书,虽较松散,但可以同时罗列若干种不关联的论题,进行广泛而自由的讨论。因此,《问对》所论及的问题很广泛,旁征博引,对前人军事思想大胆地评说扬弃。《问对》是有问设对,生动活泼,往往能互相引发、启迪思维,深化军事思想。
《唐李问对》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地主阶级的偏见和时代的局限,糟粕的存在也是明显的。例如对李绩的明黜暗用,完全是欺骗笼络的封建权术;公开主张用天官、时日等迷信东西去欺骗士卒,所谓“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是愚兵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