鹖冠子
[原文] (节选)
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鹖冠子曰:“先兵。”庞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鹖冠子曰:“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法天则戾。地广大深厚多利而鲜威,法地则辱。时举错代更无一,法时则贰。三者不可以立化树俗,故圣人弗法。”庞子曰:“阴阳何苦?”鹖冠子曰:“神灵威明与天合,勾萌动作与地俱,阴阳寒暑与时至。三者圣人存则治,亡则乱,是故先人。富则骄,贵则赢。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庞子曰:“先兵奈何?”鹖冠子曰:“兵者,礼义忠信也。”庞子曰:“愿闻兵义”。鹖冠子曰:“夫道,故敢以贱逆贵;不义,故敢以小侵大。”庞子曰:“用之奈何?”鹖冠子曰:“行枉则禁,反正则舍。是故不杀降人。主道所高、莫贵约束。得地失信,圣王弗据; 倍言负约,各将有故。”
庞子曰:“弟子闻之曰,地大者国实,民众者兵强,兵强者先得意于天下。今以所见合所不见,盖殆不然。今大国之兵反诎而辞穷,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鹖冠子曰: ……夫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曰足。士有余力而不能以先得志于天下者,其君不贤而行骄溢也。不贤,则不能无为而不可与致焉。骄则轻敌,轻敌则与所私谋其所不知为,使非其任,力欲取胜于非其敌,不计终身之患,乐须臾之说。是故国君被过听之谤丑于天下,而谋臣负滥首之责于敌国。敌国乃责则却,却则说者羞其弱,万贱之直不能挠一贵之曲,国被伸创,其发则战,战则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策也。过生于上,罪死于下;仇既外结,诸侯畜其罪,则危覆社稷。世立慑惧,寒心孤立。不伐此人,二国之难不解。君立不复悔曩邮过,谋徒计易,滥首不足盖以累重,灭门残(疾)族。公谢天下以让敌国,不然,则战道不绝,国创不息。大乎哉,夫弗知之害; 悲乎哉,其祸之所极。此倚贵离道,少人自有之咎也。是故师未发轫而兵可迭也。……”
庞子问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赏以劝战,罚以必众。五者巳图; 然九夷用之而胜不必者,其故何也?”
鹖冠子曰:“物有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九夷用之而胜不必者,其不达物生者也。若达物生者,五尚一也耳。”
庞子曰:“以五为一,奈何?”
鹖冠子曰:“天不能以早为晚,地不能以高为下,人不能以男为女,赏不能劝不胜任,罚不能必不可。”
庞子曰:“取功奈何?”
鹖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物之然、而穷达存焉。之二也,在权在埶。在权,故生财有过富;在埶,故用兵有过胜。财之生也,力之于地,顺之于天;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其弗知者,以逆为顺,以患为利。以逆为顺,故其财贫; 以患为利,故其兵禽。”
[鉴赏]
《鹖冠子》一书,今本共19篇,而《汉书·艺文志》著录于道家,只1篇;又《汉志》兵权谋家著录《庞媛三篇》,而省《鹖冠子》。据今本19篇考之,开篇说“庞子问鹖冠子”的,共5篇,说“悼襄王问庞子”的1篇,说“武灵王问庞焕”的1篇。故此有学者认为,今本《鹖冠子》当是先秦古籍《鹖冠子》和《庞媛》的合集,而篇第的分合与内容的增益,或有后人插手。古今疑其伪者,证据尚嫌不足。
鹖冠子,是隐士之名。班固说他是楚人,居深山,喜以鹖鸟羽为冠,故名鹖冠子,庞煖,是鶡冠子弟子,曾为赵将,悼襄王时率军破燕。在书中二人都称“子”,说明记录这些言论的,是他们的后学,而且可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
《鹖冠子》一书的体例也以兵家问答形式,其思想体系,宋陆佃曾有评说:“此书虽杂黄老刑名,而要其宿,时若散乱而无家者。”在诸子百家中无“家”可归,可见其内容的驳杂。不过,通观全书,我们还是可以说,《鹖冠子》的主要内容是黄老学派和兵阴阳家言论。《汉志》就把《庞煖三篇》列入兵权谋家。
本书收入的《近迭》和《兵政》2篇,较好的代表了《鹖冠子》一书的军事观点。
一、《近迭》作为兵家言,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旗帜鲜明地把注重军事摆在第一位。
开篇庞子问鹖冠子说:“圣人之道,把什么放在首位?”鹖冠子说:“把人事放在首位。”庞子说:“注重人事,又该把什么放在首位?”鹖冠子说:“把武备放在首位。”庞子说:“为什么放弃天道而把人道放在首位呢?”鹖冠子说:“天道过于高远而难于了解。即使有福运,也不能祈求;即使有祸殃,也不能回避。效法地,就会变得卑辱。时运的来去更替并没有什么轨迹可寻,效法时运,就会无所适从。天、地、时这三者都不可以用来建立好的教化,培植好的风俗,所以圣人不效法它们。”庞子说:“效法阴阳又怎么样?”鹖冠子说:“神明威灵与天道相合,草木生长与地道同行,阴阳寒暑与四时一起来到。这三者,有圣人在就有条理,圣人不在了就出现了紊乱,所以还是要把人事放在首位。富足,会变得骄奢;显贵,会变得自满。骄著自满,会招致失败。所以人事是最重要的。兵备武力,宁可百年不使用一次,却不可一日忘记。所以,讲人事就要把武备放在首位。”这种强调圣人之道,以“人道”(人的作为)为先,不法天,不法地;而人道又以“兵”为先,可以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忘兵的主张和言论,在先秦兵论中是最少见的。
接着,庞子又问:“把武备摆在首位,又将如何?”鹖冠子说:“用兵之事,是要遵行礼、义、忠、信的原则的。”庞子说:“希望听您在这方面的教导。”鹖冠子说:“如果不能遵道守礼,就会出现在下位者敢于反抗在上位者的事;如果不能知义安分,就会出现弱小者侵犯强大者的事。”庞子说:“那么,应该怎样用兵呢?”鹖冠子说:“对方的行为不正直,就要加以制裁禁止;一旦已经拨乱反正,就适可而止。所以,不应该杀戮投降的人。国君遵守的原则是应该推崇的,没有什么比注重约束更为可贵。取得土地却失去信用,这样的果实圣王不会占有。在这里,重点地强调用兵之道必须合乎礼义忠信。儒家学派强调礼义忠信而慎战。管仲学派既强调礼义忠信,又重视耕战。这篇文章把“人事先兵”和“兵者礼义忠信也”结合起来,不认为两者是矛盾的。
最后,作者分析在“地大国富民强兵众”的优越条件下不能得志于天下的原因时,着重指出是“其君不贤而行骄溢”。不贤,就不了解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道理;骄溢,就会轻视对手、偏听邪臣,因“倚贵离道、少人自有”而招致大灾大难。在这里,明确地把胜负的责任,放在统帅者的肩上,强调了正确的军事决策、指挥的重要性。
二、《兵政》篇着重论述了物各有性的道理
五行相生相克,就是因为物性不同。天不能把早晨变为夜晚;地不能把高山变为低地;人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赏赐再多,不能鼓励本来不胜任的人去打胜仗;惩罚再重,也不能阻止必然到来的失败。关于用兵取胜之道,作者提出“权”和“势”两个原则,其根据也是物性。懂得物性,就懂得物各有所能,有所不能;就懂得顺与逆,“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其弗知者以逆为顺,以患为利”,自然要打败仗。
此外,《鹖冠子》一书还提出了“知时者与道征,弗知者危神明”。“道乎、道乎,与神明相保乎!”一类追求道家神灵之类的观点,与现今唯物主义相悖,本书未收入,在此就不一一述说。
近 迭
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鹖冠子曰:“先兵。”庞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鹖冠子曰:“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法天则戾。地广大深厚多利而鲜威,法地则辱。时举错代更无一,法时则贰。三者不可以立化树俗,故圣人弗法。”庞子曰:“阴阳何苦?”鹖冠子曰:“神灵威明与天合,勾萌动作与地俱,阴阳寒暑与时至。三者圣人存则治,亡则乱,是故先人。富则骄,贵则赢。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庞子曰:“先兵奈何?”鹖冠子曰:“兵者,礼义忠信也。”庞子曰:“愿闻兵义”。鹖冠子曰:“夫道,故敢以贱逆贵;不义,故敢以小侵大。”庞子曰:“用之奈何?”鹖冠子曰:“行枉则禁,反正则舍。是故不杀降人。主道所高、莫贵约束。得地失信,圣王弗据; 倍言负约,各将有故。”
庞子曰:“弟子闻之曰,地大者国实,民众者兵强,兵强者先得意于天下。今以所见合所不见,盖殆不然。今大国之兵反诎而辞穷,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鹖冠子曰: ……夫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曰足。士有余力而不能以先得志于天下者,其君不贤而行骄溢也。不贤,则不能无为而不可与致焉。骄则轻敌,轻敌则与所私谋其所不知为,使非其任,力欲取胜于非其敌,不计终身之患,乐须臾之说。是故国君被过听之谤丑于天下,而谋臣负滥首之责于敌国。敌国乃责则却,却则说者羞其弱,万贱之直不能挠一贵之曲,国被伸创,其发则战,战则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策也。过生于上,罪死于下;仇既外结,诸侯畜其罪,则危覆社稷。世立慑惧,寒心孤立。不伐此人,二国之难不解。君立不复悔曩邮过,谋徒计易,滥首不足盖以累重,灭门残(疾)族。公谢天下以让敌国,不然,则战道不绝,国创不息。大乎哉,夫弗知之害; 悲乎哉,其祸之所极。此倚贵离道,少人自有之咎也。是故师未发轫而兵可迭也。……”
兵 政
庞子问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赏以劝战,罚以必众。五者巳图; 然九夷用之而胜不必者,其故何也?”
鹖冠子曰:“物有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九夷用之而胜不必者,其不达物生者也。若达物生者,五尚一也耳。”
庞子曰:“以五为一,奈何?”
鹖冠子曰:“天不能以早为晚,地不能以高为下,人不能以男为女,赏不能劝不胜任,罚不能必不可。”
庞子曰:“取功奈何?”
鹖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物之然、而穷达存焉。之二也,在权在埶。在权,故生财有过富;在埶,故用兵有过胜。财之生也,力之于地,顺之于天;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其弗知者,以逆为顺,以患为利。以逆为顺,故其财贫; 以患为利,故其兵禽。”
[鉴赏]
《鹖冠子》一书,今本共19篇,而《汉书·艺文志》著录于道家,只1篇;又《汉志》兵权谋家著录《庞媛三篇》,而省《鹖冠子》。据今本19篇考之,开篇说“庞子问鹖冠子”的,共5篇,说“悼襄王问庞子”的1篇,说“武灵王问庞焕”的1篇。故此有学者认为,今本《鹖冠子》当是先秦古籍《鹖冠子》和《庞媛》的合集,而篇第的分合与内容的增益,或有后人插手。古今疑其伪者,证据尚嫌不足。
鹖冠子,是隐士之名。班固说他是楚人,居深山,喜以鹖鸟羽为冠,故名鹖冠子,庞煖,是鶡冠子弟子,曾为赵将,悼襄王时率军破燕。在书中二人都称“子”,说明记录这些言论的,是他们的后学,而且可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
《鹖冠子》一书的体例也以兵家问答形式,其思想体系,宋陆佃曾有评说:“此书虽杂黄老刑名,而要其宿,时若散乱而无家者。”在诸子百家中无“家”可归,可见其内容的驳杂。不过,通观全书,我们还是可以说,《鹖冠子》的主要内容是黄老学派和兵阴阳家言论。《汉志》就把《庞煖三篇》列入兵权谋家。
本书收入的《近迭》和《兵政》2篇,较好的代表了《鹖冠子》一书的军事观点。
一、《近迭》作为兵家言,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旗帜鲜明地把注重军事摆在第一位。
开篇庞子问鹖冠子说:“圣人之道,把什么放在首位?”鹖冠子说:“把人事放在首位。”庞子说:“注重人事,又该把什么放在首位?”鹖冠子说:“把武备放在首位。”庞子说:“为什么放弃天道而把人道放在首位呢?”鹖冠子说:“天道过于高远而难于了解。即使有福运,也不能祈求;即使有祸殃,也不能回避。效法地,就会变得卑辱。时运的来去更替并没有什么轨迹可寻,效法时运,就会无所适从。天、地、时这三者都不可以用来建立好的教化,培植好的风俗,所以圣人不效法它们。”庞子说:“效法阴阳又怎么样?”鹖冠子说:“神明威灵与天道相合,草木生长与地道同行,阴阳寒暑与四时一起来到。这三者,有圣人在就有条理,圣人不在了就出现了紊乱,所以还是要把人事放在首位。富足,会变得骄奢;显贵,会变得自满。骄著自满,会招致失败。所以人事是最重要的。兵备武力,宁可百年不使用一次,却不可一日忘记。所以,讲人事就要把武备放在首位。”这种强调圣人之道,以“人道”(人的作为)为先,不法天,不法地;而人道又以“兵”为先,可以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忘兵的主张和言论,在先秦兵论中是最少见的。
接着,庞子又问:“把武备摆在首位,又将如何?”鹖冠子说:“用兵之事,是要遵行礼、义、忠、信的原则的。”庞子说:“希望听您在这方面的教导。”鹖冠子说:“如果不能遵道守礼,就会出现在下位者敢于反抗在上位者的事;如果不能知义安分,就会出现弱小者侵犯强大者的事。”庞子说:“那么,应该怎样用兵呢?”鹖冠子说:“对方的行为不正直,就要加以制裁禁止;一旦已经拨乱反正,就适可而止。所以,不应该杀戮投降的人。国君遵守的原则是应该推崇的,没有什么比注重约束更为可贵。取得土地却失去信用,这样的果实圣王不会占有。在这里,重点地强调用兵之道必须合乎礼义忠信。儒家学派强调礼义忠信而慎战。管仲学派既强调礼义忠信,又重视耕战。这篇文章把“人事先兵”和“兵者礼义忠信也”结合起来,不认为两者是矛盾的。
最后,作者分析在“地大国富民强兵众”的优越条件下不能得志于天下的原因时,着重指出是“其君不贤而行骄溢”。不贤,就不了解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道理;骄溢,就会轻视对手、偏听邪臣,因“倚贵离道、少人自有”而招致大灾大难。在这里,明确地把胜负的责任,放在统帅者的肩上,强调了正确的军事决策、指挥的重要性。
二、《兵政》篇着重论述了物各有性的道理
五行相生相克,就是因为物性不同。天不能把早晨变为夜晚;地不能把高山变为低地;人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赏赐再多,不能鼓励本来不胜任的人去打胜仗;惩罚再重,也不能阻止必然到来的失败。关于用兵取胜之道,作者提出“权”和“势”两个原则,其根据也是物性。懂得物性,就懂得物各有所能,有所不能;就懂得顺与逆,“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其弗知者以逆为顺,以患为利”,自然要打败仗。
此外,《鹖冠子》一书还提出了“知时者与道征,弗知者危神明”。“道乎、道乎,与神明相保乎!”一类追求道家神灵之类的观点,与现今唯物主义相悖,本书未收入,在此就不一一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