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
[原文] (节选)
孔子曰:“吾语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虽守不固;三至不行,虽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冲乎千里之外; 其征也,衽席之上还师。……”
孔子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者也;所谓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选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于爱人,知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贤。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拱而俟,然后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彼废道而不行,然后诛其君,致其征,吊其民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犹时雨也,至则民说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衽席之上乎还师。”
……九曰取猛毅而度断者:此之谓九用也。……猛毅而度断者,使是治军事为边境。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
子曰:“胡为其不祥也。圣人之用兵也,以禁残止暴于天下也。及后世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国家也。”
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
子曰:“伤害之生久矣,与民皆生。”
公曰:“蚩尤作兵与?”
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虿挟螯而生,见害而校,以卫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皆生。圣人利用而弭之,乱人兴之丧厥身。”
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
是故诸侯附于德、服于义则天下太平。古者,天子为诸侯不行礼义,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义,故使射人以射礼选其德行,职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国,选其能功。诸侯之得失治乱定,然后明九命之赏以劝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有不附于德、不服于义者,则使掌交说之,故诸侯莫不附于德、服于义者。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政之法也。
[鉴赏]
《大戴礼记》,又称《大戴礼》、《大戴记》。相传是西汉戴德编纂。戴德,西汉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字延君,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任统都王(刘嚣)太傅。与侄儿戴圣同学《礼》于后苍。宣帝时,曾立为博士。因是《礼记》编者戴圣的叔父,所以后人尊称“大戴”。原书85篇,今本残缺,现存39篇,大抵是战国时代的著作,也有秦汉间人的补缀。性质和《礼记》相近,主要记录了先秦时代的古礼和儒家学者关于礼仪的论述。是一部研究古代社会情况和儒家思想的重要的资料汇编。
《大戴礼记》同其它经典著作一样,存在着许多儒家治军思想。本书选录了从《主言》、《文王官人》、《用兵》、《朝事》4篇中的用兵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出《大戴礼记》所体现的军事思想。
一、强调经国治军要“内修七教,外行三至”
《主言》篇指出:“吾语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这里说的“七教三至”也就是国君经国治军的七项内容和三项原则。即“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守必固,战必胜。其它还有要求统治者具备至仁、至智、至明,认为这是进行征伐的基础。并从而指出明主的征伐,应该遵循“诛其君,吊其民,而不夺其财”的基本方针。这些,都是儒家关于征战的传统观点,但在论述中又有所充实和发展。
二、提出了选用军事人才的标准
军事指挥人才的重要,已为历次战争所证实。聪明的军事指挥员,可以依据战争这个大舞台,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气势宏大的活剧来。《文王官人》篇指出了选用军事人才的一条标准:“猛毅而度断者,使是治军事为边境。”刚猛果决,而又能依照法度办事的人,就派他去治理军事和整顿边防。这句话,显然是对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用人经验的高度概括总结,是完全可取的。
三、论证了“用兵”的原由和性质
《用兵》篇以鲁哀公和孔子问答的形式,回答了“用兵”的一些问题。首先阐明了兵本身没有“祥”或“不祥”的问题。圣人用兵来禁残止暴,是好事;恶人用兵来杀人危国,是坏事。所以,抽象地说兵是“不祥”之物,是不对的,其次说明“兵器不是某个人发明的,而是有了人类就有了兵器。兵器的使用,是人性决定的:人有喜有怒,怒则争,争则用兵(正如蜂虿的毒针与生俱来一样)。文章的作者把制兵和用兵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点是可取的。最后提倡从积极的方面用兵,同时又对滥用兵戎的现象提出警告:“圣人利用而弭之,乱人兴之丧厥身。”圣人利用兵械可以平息争斗,而乱人兴起兵争只会丧失生命。
四、反映了力求用“礼”来制约“兵”的愿望
儒家学者主张“礼”治的观念,在治军上也有体现。《朝事》篇说:“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也。”就是说天子用“敬让”来教育熏陶诸侯,诸侯用“教让”来约束端正自己,就可以上下不相陵,彼此不相侵。《朝事》篇还提出:“故使射人以射礼选其德行,职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国,选其能功。诸侯之得失治乱定,然后明九命之赏以劝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就是说,天子可以派射人通过射礼来考察诸侯德行高下,并用九种赏赐的办法来激励他们,用九种惩罚的办法来震慑他们。这些都是以“礼”的办法达到“兵不用而诸侯自为之”的目的。
主 言
孔子曰:“吾语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虽守不固;三至不行,虽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冲乎千里之外; 其征也,衽席之上还师。……”
孔子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者也;所谓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选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于爱人,知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贤。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拱而俟,然后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彼废道而不行,然后诛其君,致其征,吊其民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犹时雨也,至则民说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衽席之上乎还师。”
文王官人
……九曰取猛毅而度断者:此之谓九用也。……猛毅而度断者,使是治军事为边境。
用 兵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
子曰:“胡为其不祥也。圣人之用兵也,以禁残止暴于天下也。及后世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国家也。”
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
子曰:“伤害之生久矣,与民皆生。”
公曰:“蚩尤作兵与?”
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虿挟螯而生,见害而校,以卫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皆生。圣人利用而弭之,乱人兴之丧厥身。”
朝 事
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
是故诸侯附于德、服于义则天下太平。古者,天子为诸侯不行礼义,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义,故使射人以射礼选其德行,职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国,选其能功。诸侯之得失治乱定,然后明九命之赏以劝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有不附于德、不服于义者,则使掌交说之,故诸侯莫不附于德、服于义者。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政之法也。
[鉴赏]
《大戴礼记》,又称《大戴礼》、《大戴记》。相传是西汉戴德编纂。戴德,西汉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字延君,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任统都王(刘嚣)太傅。与侄儿戴圣同学《礼》于后苍。宣帝时,曾立为博士。因是《礼记》编者戴圣的叔父,所以后人尊称“大戴”。原书85篇,今本残缺,现存39篇,大抵是战国时代的著作,也有秦汉间人的补缀。性质和《礼记》相近,主要记录了先秦时代的古礼和儒家学者关于礼仪的论述。是一部研究古代社会情况和儒家思想的重要的资料汇编。
《大戴礼记》同其它经典著作一样,存在着许多儒家治军思想。本书选录了从《主言》、《文王官人》、《用兵》、《朝事》4篇中的用兵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出《大戴礼记》所体现的军事思想。
一、强调经国治军要“内修七教,外行三至”
《主言》篇指出:“吾语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这里说的“七教三至”也就是国君经国治军的七项内容和三项原则。即“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守必固,战必胜。其它还有要求统治者具备至仁、至智、至明,认为这是进行征伐的基础。并从而指出明主的征伐,应该遵循“诛其君,吊其民,而不夺其财”的基本方针。这些,都是儒家关于征战的传统观点,但在论述中又有所充实和发展。
二、提出了选用军事人才的标准
军事指挥人才的重要,已为历次战争所证实。聪明的军事指挥员,可以依据战争这个大舞台,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气势宏大的活剧来。《文王官人》篇指出了选用军事人才的一条标准:“猛毅而度断者,使是治军事为边境。”刚猛果决,而又能依照法度办事的人,就派他去治理军事和整顿边防。这句话,显然是对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用人经验的高度概括总结,是完全可取的。
三、论证了“用兵”的原由和性质
《用兵》篇以鲁哀公和孔子问答的形式,回答了“用兵”的一些问题。首先阐明了兵本身没有“祥”或“不祥”的问题。圣人用兵来禁残止暴,是好事;恶人用兵来杀人危国,是坏事。所以,抽象地说兵是“不祥”之物,是不对的,其次说明“兵器不是某个人发明的,而是有了人类就有了兵器。兵器的使用,是人性决定的:人有喜有怒,怒则争,争则用兵(正如蜂虿的毒针与生俱来一样)。文章的作者把制兵和用兵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点是可取的。最后提倡从积极的方面用兵,同时又对滥用兵戎的现象提出警告:“圣人利用而弭之,乱人兴之丧厥身。”圣人利用兵械可以平息争斗,而乱人兴起兵争只会丧失生命。
四、反映了力求用“礼”来制约“兵”的愿望
儒家学者主张“礼”治的观念,在治军上也有体现。《朝事》篇说:“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也。”就是说天子用“敬让”来教育熏陶诸侯,诸侯用“教让”来约束端正自己,就可以上下不相陵,彼此不相侵。《朝事》篇还提出:“故使射人以射礼选其德行,职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国,选其能功。诸侯之得失治乱定,然后明九命之赏以劝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就是说,天子可以派射人通过射礼来考察诸侯德行高下,并用九种赏赐的办法来激励他们,用九种惩罚的办法来震慑他们。这些都是以“礼”的办法达到“兵不用而诸侯自为之”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