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

书名。由战国秦宰相吕不韦的门客合编而成。汉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并将其列入“杂家”，又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汉高诱《吕氏春秋序》说：“不韦乃集儒士，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名为《吕氏春秋》，暴之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时人无能增损者。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今人冯友兰《吕氏春秋集释序》说：“《吕氏春秋》为我国最早之有形式系统之私人著述。盖自先秦贵族政治崩坏以后，虽百家并起，各有述作，然皆仅具篇章，未有如后世所有之整书也。若世所传之《墨子》、《庄子》等整书，乃秦以后人所结集，非其本如此也。即此等整书，就形式系统上言，亦不过差优于后世人之文集。独《吕氏春秋》乃依预定计划写成，有十二纪、八览、六论。纲具目张，条分理顺。此在当时，盖为创举。所以书成之后，文信侯布之国门，以自矜夸也。惟其书成于众手，各记所闻，形式上虽具系统，思想上不成一家。然此书不名曰《吕子》，而名曰《吕氏春秋》，盖文信侯本自以其书为史也。《史记》谓吕不韦以其书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亦以为吕不韦以其书为史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叙以《吕氏春秋》与《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并列，是史公亦以此书为史也。以此书为史，则其所记先哲遗说，古史旧闻，虽片言只字，亦可珍贵，故此书虽非子部之要籍，而实乃史家之宝库也。”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根据《吕氏春秋·序意篇》中“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等记载，断定该书成于“秦始皇八年”，“草创或当在六七年。”又说：“大体上它是折衷着道家儒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尊重理性，而对于墨家的宗教思想是摒弃的。它采取着道家的卫道的教条，遵守着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论，行夏时，重德教，隆礼乐，敦诗书，而反对墨家的非乐非攻，法家的严刑峻罚，名家的诡辩苟察。它主张君主无为，并鼓吹着儒家的禅让说，和‘传子孙，业万世’的观念根本不相容。”今多数研究者认为，尽管《吕氏春秋》出自诸宾客儒士之手，但基本上仍反映了主持者吕不韦的思想。其哲学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性质;其政治主张的基础是“法天地”，它认为只有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才能达到清平盛世，因此，虚君实臣、民本德治的思想成了该书政治思想的核心。此外，该书还保存了很多先秦的史料和当时科学文化方面的珍贵资料，被后世学者所珍视。该书文章大都篇幅不长，而组织严密，语言不仅沈博艳丽，而且整齐简练，运用故事来说理，生动形象，逻辑性和说服力也很强。全书二十六卷，分十二纪，八览，六论。汉高诱有注。今人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王范之《吕氏春秋选注》等，都是校著名的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