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

乐府诗篇名。属《杂曲歌辞》。一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又名《焦仲卿妻》。无名氏作。关于此诗的写作时代，曾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汉末建安说。这是关于此诗时代的传统说法。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载此诗前有小序说：“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历代学者多据此序认定此诗为汉末建安时人所作，现代研究者如游国恩、唐弢等亦主此说。二是晋代说。今人熙仲发表于1950年4月26日《光明日报》上的《<孔雀东南飞>是何时写定的》一文认为，这首诗大约出于南方人之手，而它的写定时代则当在较晚的晋代。其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一、诗中说到“交广市鲑珍”一语，而汉代没有“交广”之称，三国吴帝孙皓时始析交州设广州，西晋因袭吴制，“交广”为晋习语。二、诗中有“登即相许和”句，孙皓父名孙和，此诗不避“和”讳，则写定时代应在孙皓以后。三、诗中“鸡鸣”、“黄昏”、“人定”这类计时语，与晋杜预《左传注》“日之数十，故有十时”的注文相合。四、诗中有“诺诺复尔尔”语，而“尔尔”是晋时俗语。又，《玉台新咏》编于梁时，已不知此诗作者姓名，可见非宋、齐人写定。徐复《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写定的时代》(载《学术月刊》1958年2期)一文，认为此诗写定于东晋。其理由是诗中“兰家女”、“日胜贵”、“公姥”、“新妇”、“阿母”、“小子”、“郎君”、“下官”等，都是晋代用语。三是六朝说。此说影响较大。宋刘克庄《后村诗话》最先提出此说，但未举具体理由。近人梁启超发表《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之演讲，亦主此说，认为此诗产生是受了当时佛经传入的影响。此后，陆侃如等人考证求索，为此说提供了如下证据：一、诗中“新妇入青庐”之“青庐”，据《酉阳杂俎》、《北史》、《齐本纪》诸书所载，是北朝新婚时的习俗。二、据《宋书·藏质传》和《乐府诗集》，证明诗中“四角龙子幡”是南朝的风尚。三、诗云“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庐江人决不会葬到陕西华山去，“华山”是袭用了宋少帝时“华山畿”的典故。(参见《乐府诗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关于此诗的主题，解放后曾引争鸣，主要有五种说法。一是反封建礼教说。俞平伯《漫谈<孔雀东南飞>古诗的技巧》(《光明日报》1950年4月16日学术版)一文说：《孔雀东南飞》“之所以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叙事诗，在于能当反抗礼教的旗手，对着传统伦理的最中心点‘孝道’给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当头一棒。”游国恩《论<孔雀东南飞>的思想性及其他》(载《民间文艺》1950年第1期)一文说：《孔雀东南飞》“控拆了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罪恶，表达了当时广大人民对于男女关系(指婚姻、恋爱自由)的看法和想法。”二是反抗封建制度说。唐弢认为，《孔雀东南飞》表现了丰富的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精神，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对封建制度表示反抗，它的主题的正确和鲜明”。(《谈故事诗<孔雀东南飞>》，载1954年3月28日《解放日报》)三是歌颂爱情说。罗竹风认为《孔雀东南飞》的主题在于“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歌颂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论<孔雀东南飞>》，载《语文教学》1956年第12期)四是反封建家长制说。李嘉言等《<孔雀东南飞>描写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载《光明日报》1965年8月15日)一文主此说。朱思信《刘兰芝形象的典型意义》(载《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一文亦从此说。五是肯定礼教、稍有反抗说。师文古《<孔雀东南飞>的思想分析》(载《光明日报》1965年11月14日)一文认为，此诗通过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婚姻悲剧，“揭示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并表现了刘、焦的一定的反抗性”。但是，作者是在“基本肯定封建礼教的前提下来描写这一悲剧的，它的主人公的反抗性也是很不彻底的，基本上没有越出封建礼教规定的范围”。关于此诗的艺术成就，历来评价甚高。明王世贞《艺苑巵言》卷二说：“《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圣也。”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说：“《庐江小吏妻》诗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口性情，真化工笔也。中别小姑一段，悲怆之中，自足温厚。”现在一般认为，此篇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首优秀的长篇叙事诗，当为汉末民间集体创作，但在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了后人的加工润饰，故诗中不免有汉以后的风俗习惯等描写羼入。诗中通过对刘兰芝和焦仲卿婚姻悲剧的叙写，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热情歌颂了刘兰芝夫妇的真挚爱情和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叛逆精神，表达了广大人民要求婚姻自主的强烈愿望。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对话和行动刻画人物的性格。作品人物形象鲜明，并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全诗结构缜密完整，情节曲折跌宕，扣人心弦。其结尾的浪漫主义描写，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