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

书名。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简称《国策》。此书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不同名称和本子，西汉末刘向编订为三十三篇。刘向《战国策·叙录》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宋曾巩《战国策·序》说：“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今人罗根泽《古史辨·战国策作于蒯通考》说：“考《史记·田儋列传》：‘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权变为八十一首。’《汉志·纵横家》虽有《蒯子》，然仅五篇，固非《史记》所云，疑为通说韩信等之言。《汉志·纵横家》所列，多作者说时君时人之书。所谓‘八十一首’者，史明言‘论战国权变’，则必为论述战国权变之书，与《战国策》性质全同，又言‘通善为长短说，《战国策》亦曰《短长》，曰《长书》，或曰《脩书》。脩通修，义亦训长。然则《战国策》盖即蒯通所论述者也……难者曰：今《战国策》三十三篇，与《史记》所言‘八十一首’不合，安能谓即蒯通所论述?不知此出刘向重订，篇数固非蒯通之旧，其分三十三篇，亦无义据，东西周、中山各为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合为一篇。各多析数篇，亦无不可。刘向校书之时，已有数种本，或多或少，参差错乱，向据多者，补少者，除其重复，于是定著为三十三篇，正名为《战国策》。故此书盖作始于蒯通，重订于刘向。”此说为今多数研究者所不从。今多数学者认为，《战国策》不是作于一时，成于一手，它最初的集录者是战国末乃至秦汉间的游说之士，最后的编订者是西汉末年的刘向。后来，此书在流传中有所散佚，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经北宋曾巩访求补足的。今本《战国策》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十二国，共三十三篇。一九七三年底至一九七四年初，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有《战国策》书二十八章，一万一千多字。有的与今本《战国策》文句出入很大，有的则基本相同。此书是研究战国历史(周定王十七年至秦始皇三十一年)的重要文献，记述了战国时诸侯各国的斗争，以及游说之士的言论和活动。此书又是一部杰出的散文著作。它打破了编年的限制，以人物的游说活动为记叙的中心，并以此统率记言、叙事;它形象地反映了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斗争形势，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战乱频仍的民间疾苦，好似一幅幅恢弘壮丽的时代画卷;所写人物个性鲜明，形象生动，各具风姿。语言敷张扬厉、明畅通达，具有辩丽恣肆、气势磅礴的艺术风格;善用比喻、寓言，夸饰生动。应注意的是，有些地方未必尽合史实。此书对后世影响颇钜，明李梦阳说：“《战国策》畔经离道之书也，然而天下传焉，后世述焉’，其原因在于“录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证其变，工文者模其辞，好谋者袭其智。袭智者谲，模辞者巧，证变者会，迹事者该。”(《空洞先生集·刻〈战国策〉序》)对此书的注释，著名的有后汉高诱注，宋代姚宏的《续注》，元吴师道的《补正》，清黄丕烈的《札记》，近人金正炜的《补释》，今人刘忆萱的《选讲》、缪文远的《考辨》和郭人民的《校注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