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人传》

唐文篇名。柳宗元作。宋王应麟云本篇立意本于《吕氏春秋·分职》(《困学纪闻》)。黄震以为“喻为相者之道也”?(《黄氏日钞》)。明王世贞说：“子厚诸记，尚未是西京，是东京之洁峻有味者。《梓人传》，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识居简握要，收功用贤，在于形容梓人处，已妙。只一语结束，存万钧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发而无味，发者冗而易厌，奚其文!奚其文!”(《艺苑巵言》卷三)唐顺之说：“此文体方，不如《圬者传》圆转，然亦文之佳者。”(《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评语)清张伯行说：“相臣之道，备于此篇。末段补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意，是古今绝大议论。”(《唐宋八大家文钞》)储欣云：“分明一篇大臣论，借梓人以发其端，由宾入主，非触而长之之谓也。”(《唐宋文醇》引)爱新觉罗弘历说：“则以发抒己意，类庄生之寓言”，“非所为信以传信者也。”(评《宋清传》语)又云：“如弇州(王世贞)言，是认煞公为梓人立传，而触类相臣失厥指矣。”(《唐宋文醇》)今人黄中模认为这是一篇“概念化文章，充满了宣谕圣道的腐朽气味”，同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一样，“宣扬‘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的思想，有类似的局限性。宋人说柳宗元的文章‘达于上者皆谀辞’，《梓人传》虽然不是为了 ‘达于上听’，实质上也应列入 ‘谀辞’一类”(《评韩愈、柳宗元的文以“传道”和文以“明道”》，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一期)。高海夫不同意黄中模对本文的批评，认为说《梓人传》是“谀辞，”“是只见一偏，未见其全，完全背离了作品的实际的。在本文中，柳宗元借梓人之能以比相道，藉以讽斥了那些为相者之‘不知体要’”。“又以梓人之去就，暗讽那些为相者贪名嗜利，尸位素餐，不坚守为相之道，唯皇帝之命是听，置国家治乱于不顾，只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的行径。”“试问，这是在‘谀’谁呢?”(《“文以明道”说和柳宗元的创作实践》，载《柳宗元散论》)。孙昌武认为本文讲“为相之道”，是针对“权奸当路，政出多门，吏治混乱，政治腐败”的社会现状。“他的着眼点在于从统治阶级中间举拔贤能，在理论上仍然肯定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对于历史的决定作用。对于这个方面，我们虽不应苛责，但指出来是很必要的。因为明君贤臣终究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他们统治下的治世也只是封建时代人们的理想”(《柳宗元传论》)。范阳主编《柳宗元哲学著作注释》提要云：“其着眼点仍是为着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但其中也透露了一些人民大众的要求，如‘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就是向封建统治者发出了要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的呼吁。”这是一篇带有寓言色彩的人物传记。文中的梓人有很大的虚构成份。立意具有政论性，以梓人“善度材”、“善运众工”阐明宰相治国之道。吴楚材、吴调侯论其写作特点，云：“前细写梓人，句句暗伏相道。后细写相道，句句回抱梓人。末又补出人主任相、为相自处两意。次序摹写，意思满畅。”(《古文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