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流行的佛 教各派的总称。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印度佛教就传到了中国新疆境内。那时新疆叫作西域,分布着上百个大大小小的王国,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诸国,张骞就得知 “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身毒或天竺就是印度,浮屠之教就是佛教。据佛经说,公元65年的一天夜里,汉明帝梦见一个神人,身有日光,在皇宫前面飞行。次日,他向群臣询问梦中所见神人的来历,大学者傅毅告诉他:我听说西方有一位名叫 “佛” 的神仙,轻举能飞,身有日光,陛下梦见的恐怕就是他。于是,明帝就派遣使者西行访求佛法,汉朝使者在西域的大月氏国遇上两位天竺沙门,便邀请他们来到东汉首都洛阳,译出了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汉明帝 “感梦求法”的故事。佛教传入之初,中国朝野上下都弥漫着巫风与神仙气氛,一些人拜佛只不过是想祈福禳灾而已。王公贵族对黄老道似乎更感兴趣,所以佛教只好依附黄老,甚至默认了佛是老子的门徒这类荒诞不经的说法,对老子西行化胡的谣言听之任之。佛教是外来宗教,它要想在中国传播开来,首先要打破语言障碍,到中国来传教的僧人于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佛经的翻译上。东汉后期,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先后来到洛阳,分别译出了几十部佛经,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扩大了。佛教教义非常复杂,但有三点却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魅力,一是神不灭 (人死精神不死),二是因果报应,三是轮回。于是在魏晋时期,佛教开始受到士大夫的重视。在曹魏嘉平年间 (249-253),有个名叫朱士行的士人,正式按照佛教的出家仪规,受戒出家,成为中国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和尚。后来,他又从长安出发,辗转来到于阗国 (在今新疆境内),访求佛经的梵文原本。朱士行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 《放光般若经》。他实际上是汉僧西行求法的第一人。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进入宫廷和上流社会,佛图澄、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都是颇受帝王将相器重的一代名僧。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皇帝大都崇信并提倡佛教,宋文帝甚至曾让僧人慧琳参与朝政,被人称为“黑衣宰相”。最突出的要算梁武帝萧衍,不但创三教同源说,硬派孔子和老子当佛的学生,而且坚持素食,礼佛诵经,甚至多次出家,表示不当皇帝,要当和尚,以致后人把他叫 “菩萨皇帝”。北朝的皇帝更不示弱,不但大修寺院佛塔,而且不惜巨资开凿石窟来供奉佛像,留下了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岗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等举世闻名的艺术奇迹。在这一时期,佛教事业已经超越了译经的范围,其教义已经初步被汉民族消化,外来的佛教在同本土的儒道二教的大辩论中,逐渐成为汉化的佛教,并开始成为与儒道鼎足而三的宗教势力。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帝王的提倡,如隋炀帝亲受菩萨戒,并接受了“总持菩萨” 的法号; 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后,宣布佛教处道教之上; 唐玄宗亲自为 《金刚经》 作注,并下令颁行天下; 唐宪宗把凤翔法门寺藏的佛骨迎到皇宫中供奉,等等。佛教在中国就进入全盛时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以及完全中国化了的禅宗等宗派。这些宗派各立门户,各传其教,给唐代文化增加了更绚丽的色彩。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尽管曾遭到儒道二教的排斥,但却只遭受过三次大劫难,前两次发生在北朝时期,最后一次发生在中唐,有趣的是,三次劫难都是谥号为“武” 的皇帝造成的,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与唐武宗。进入宋代后,佛教与儒道二教交互影响,出现了所谓 “三教合一” 的局面。而在佛教内部,也出现了 “殊途同归” 的大融合,各宗派都逐渐归向净土信仰,如天台、禅宗都主张“台净双修”、“禅净双修”,而以禅风最盛。明清两朝,儒佛道三教合一而产生的理学成为官方神学,佛教开始由盛而衰。直到近代,一批士大夫出身的居士力图革新传统佛教,要开创一种“人生佛教”,佛教才又出现生机。近代风云人物如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曾以 “革新佛教” 自命,影响所及,知识阶层学佛做居士,一时竟蔚然成风,故近代佛教有 “居士佛教” 的美称。本世纪初,太虚法师 (1889-1947) 曾发起 “佛教复兴运动”,提出教理、教制、教产 “三大革命” 的主张,力图推进中国佛教的现代化。由于种种原因,太虚法师的革新计划没有得到成功,只留下了一份当年创办的佛教刊物 《海潮音》 (意为 “人海思潮中之觉音”),现在还在台湾继续出版发行。佛教在公元八世纪前后由印度与汉地两个方向传入西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流行于中国藏、蒙、满、土、裕固等少数民族地区。尽管佛教在中国时有盛衰,但经历了近两千年的传播,佛教精神已经深深渗透进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