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上,明清之际是可以和春秋战国之际相比拟的时代,这是两个巨变的时代,它不同于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的权力变动,因为这时旧制度在经历着“天崩地裂”式的震荡,社会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它要求睿智的哲人指示前路。时代在召唤伟大的思想家,而且也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体现了时代的精神。
        侯外庐先生研究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把它概括为早期启蒙思想。侯先生研究思想史的基本方法,是以研究社会史为基础,对社会思潮加以全面考察之后,作出总体性把握,看它与社会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他通过对具体史料的剖析,揭示了明代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状况:“一方面,十六、十七世纪的土地虽然向国有方面集中,但另一方面,私人对土地的经营也在发展着。一方面,官有手工业虽然大量被皇族‘监督’着,形成官僚机关的层层中饱,产生了财政困难的严重局面,但另一方面,城市私有手工业的发展却对国民经济起了日益重大的作用。同时,城市商业与对外商业的发展,更推动了私有制的发展。”他据此而作出这样的基本估价:明清之际,中国的“历史面临着变革的关头”,“历史进入了新旧因素的矛盾大大发展的局面,活的东西要冲破死的,而死的东西在束缚着活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21页)。在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作出鞭辟入理的分析的基础上,侯先生进而研究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指出:进步思想家们的思想尽管存在着“旧的和新的既和平共处,而又不共戴天”的矛盾,但启蒙思想的时代精神是与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发展相平行的,他们的进步思想不仅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而他们矛盾的思想体系、对封建社会与封建思想文化叛变的不彻底性,则“正反映着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矛盾”。说明了新生的东西在旧社会母胎中还很微弱,如同中国社会正处于方生未死、新旧纠葛的矛盾困惑中,“十七世纪中国学者们的思想,在中世纪长期的冬眠中,既有适应历史发展的进步的因素,又有受传统的思想所束缚的因素”(同上,第30—32页)。这些进步思想因素虽然还不够强大,却已透射出预示近代社会即将来临的曙光,具有早期启蒙性质。
        侯先生是对中国十七世纪思想界研究卓有成就的代表人物,这不仅由于他的理论素养、旧学根柢,而且还由于他的严谨学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的学术观点很有影响,许多专门研究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学者都接受“早期启蒙思想”的观点,这不是鉴于侯先生个人的权威性,而是从他们进一步的研究中证实了侯说的科学性。
        一些学者的概括与“早期启蒙思想”的概括相出入,提出诸如“批判总结思潮”、“反理学思潮”等提法。这几种概括都不否认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只是论述的层面、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总结批判思潮”的概括立足于文化学术史的层面研究分析,“反理学思潮”立足于社会思潮史的层面研究分析,而“早期启蒙思想”则立足于时代精神的层面研究分析。前两种概括着重于对明清之际的文化形态作现象的、量的罗列与归纳,停留于表层的分析,未能透过现象把握明清之际思想、文化的本质。而“早期启蒙思想”的概括,则是对明清之际学术思想本质特征的把握。
        早期启蒙思想与封建时代的异端思想不能截然分开,但两者还是有重要区别的。
        第一,在封建社会,“有正统思想的‘法度’化和庸俗化,就会产生反抗正统思想的‘异端’”(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160页)。一种思想一旦以法度形式固定下来,作为最高准则强行贯彻于社会生活之中,便会朝着庸俗化方面发展,使得社会产生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虚伪乃至腐恶作风。而这时也便会有“异端”思想产生。“异端”思想是与正统思想相对待而言的。它对社会的虚伪、腐恶现象提出尖刻的批评,并且将它归罪于那种绝对化、偶像化的正统思想,竭力去破坏它,打碎它,努力去维护不染俗见的理论的纯洁性,而其最终目标仍在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比如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等“异端”思想家,“非汤、武而薄周、孔”,“轻贱唐虞而笑大禹”,斥责封建权贵“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挫,藏智自视”。他们对当时的“礼法”提出异议,并不是要否定封建的纲常伦理,而是同标榜“以孝治天下”而实际上却破坏儒家宗法伦理秩序的司马氏政权进行抗争。所以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15页)
        第二,“异端”思想并不代表社会上某一阶级或阶层的意愿,它没有社会基础,不能引起社会任何阶级或阶层的心理共鸣,因而表现为个人向全社会的抗争。这种个别的、孤立的事件之所以没有被历史泯灭,往往由于思想家个人非凡的才华和闪光的思想。
        早期启蒙思想所感受的不仅是现实的、具体的封建统治者的腐化,而且还感受到现存的社会制度的不可救药,“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他们对于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与对于未来社会的憧憬和探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早期启蒙思想绝非反正宗“异端”思想量的积累,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含有质的升华。早期启蒙思想本质上反映了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意愿,它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因而容易在一些阶层中引起心理共鸣,不再像封建时代“异端”思想家那样完全处于孤军作战的地步。
        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情况,譬如: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皇族、豪强土地所有制受到土地商业化、私有化过程的有力冲击,并导致财产关系、分配关系的变化;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正在缓慢解体,城市手工业逐渐形成,商业资本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愈趋活跃,有些地区产生了城市的“有力者”、雇佣劳动者等新兴社会阶层。在阶级关系中,不仅形成了由工商业者、手工业劳动者等组成的新兴市民阶层,而且市民阶层与封建社会内各旧有阶级(首先是同地主阶级)的矛盾,使整个社会阶级关系复杂化。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造成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形成了与上层封建统治者相对峙的在野的地主阶级反对派,出现了“外论所是,朝廷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明儒学案》卷五八)的非常情况。并且,地主阶级反对派与阉党权贵的斗争又得到市民阶层的普遍同情与支持,如《明神宗实录》所说,“东林之渐炽也”,“富商大贾之类,如病如狂,走县供奉者,不知其数”。凡此均说明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确已处于历史变革关头。这时的地主阶级反对派已逐渐将自己的思想与市民阶层的利益相结合。这样,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便以明、清的历史巨变为契机,发展成为思想文化界的历史觉醒者,成为早期启蒙思想家。
        早期启蒙思想家以抨击晚明腐败政治为出发点,进而对封建文化进行全面的反省与批判。在政治观念上,他们认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傅山《霜红龛集》卷三五)“一姓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七)批判了封建政治文化中的帝王中心论。在伦理道德上,他们针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提出“理欲皆自然”(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三),“人欲正当处即是理”(陈确《与刘伯绳书》)等命题,把伦理道德律建立在个人的欲望、利益、幸福等现实生活基础上,从而将先验的天理人性论还原为现实的自然人性论,为市民阶层追求财富、发展私有经济提供理论依据。在科学观念上,他们抛弃视科学技术为“奇伎淫巧”的传统陋见,欢迎利玛窦等西方耶稣会士传来的科学知识,重视艺能,倡导研究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实际学问,并提出具有实证科学含义的“质测之学”,主张“通几之学”(即哲学)应以“质测之学”为基础。在教育思想上,他们对帖括之学、科举制度深恶痛绝,认为“科举抄撮之学,陷溺人心”(黄宗羲《姚江逸诗选》)。号召独立思考,不做科举制度的奴隶。在文学艺术上,他们反对“文以载道”的儒家正统观念,认为文艺作品不应沦为宣传封建道德的工具,而应充分体现人性、人情,“真人所作”,“任性而发”。上述各领域所展开的对正统思想的批判,互相渗透,联成一气,呼唤着一个变革的时代。这种期望虽然没有在当时兑现,但却与近代启蒙思潮一脉相通,因此,我们认为,侯先生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想是恰当的。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具体历史人物的研究比以前细致了。一些研究者却因此忽视了对该时代社会和思想背景的全面考察和总体把握。这就失掉了历史的尺度,而往往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待古人,看到他们的思想到处是落后面。在谈到明清之际进步学者的思想时,往往听到这样的议论:有大量的材料证明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学说的性质仍是封建性的,用“早期启蒙思想”来概括当时的时代精神不准确。我们认为,能充分掌握资料是很好的,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占有资料的量的多少,而在于通过对具体材料的分析研究,来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揭示历史的真象。其实,侯先生本人也是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但他不为这些材料所惑,而是慧眼独具,透过那些虽然是少量的,但却异常珍贵的材料,看到总体上虽仍是封建性的明清之际社会,已经在局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不够普遍,但毕竟兆示着社会发展的方向。研究历史应该有历史家的眼光。这好比欣赏一幅油画,我们不能根据颜色多少来判断画的意义,以暗色多于明色便判定是黑夜,而不是预示天明的晨曦。
        还有的学者不赞成“启蒙说”,认为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不过是旧时代的“晚霞”,而不是新世纪的“曙光”。
        这种比喻方法带有一种隐蔽的形而上学特征,因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来开辟自己的道路的。人类社会终究要走出中世纪,但启蒙运动采取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能产生、发展、发生影响并取得成功,具有许多偶然性因素,并不像晚霞与曙光的关系那样,不相关涉。其实在自然界中,晚霞与曙光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在高纬度的极区,有时太阳会落下即升起,曙光会紧跟着晚霞,甚至会出现长夜、长昼现象。即使在纬度低的地区,如果天初晓发生日全食,曙光过后并不即是白昼,而会出现天“再旦”现象。所以用“晚霞”与“曙光”的比喻,来探讨明清之际的思潮性质是不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