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即是天理
阳明提出“良知”之说,后人议论歧出,如猜谜说梦,理解此一概念,当联系其传统意义及阳明哲学所赋予之意义。
“良知”一词,出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朱熹曾训“良”为“本然之善”。观《孟子》此段文义,“良知”就是“本然之善”的仁义之心,它自身即具有“达之天下”的普遍性。“仁义之心”在《孟子》中又被称作“良心”:“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 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告子》上)“良知”又可与“良心”相通,均指一种天赋的伦理本能,在阳明门下,“良知”与“良心”也是相通的。罗洪先说:“良知犹言良心。”(《明儒学案》,中华书局版,第422页)胡松《刻阳明先生年谱序》亦谓:“良知即良心之别名。”良知即是良心,这是良知的第一个层次,但阳明始终用“良知”概念,不用“良心”概念,是因为“良知”一词有更丰富的内涵,更能准确地概括他的哲学原理。
良知为真知
传统儒家学者对于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常以“仁”统其余四德。《孟子》以“是非之心”训“智”字,也并不突出它,而阳明认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古代“知”与“智”通,“良知”之“知”意谓智能、智慧,这意味着以五常之性的智(知)来统仁、义、礼、信四德。宋儒对“知”分析为二:一为德性之知(或称天德良知),一为闻见之知,张载说:“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正蒙·诚明》)德性之知(或天德良知)也是指本然之善的智慧,张载重视德性之知,轻视闻见之知,但不完全排斥闻见之知:“闻见不足以尽物,然又须要它。”(《语录》上)阳明继承了张载的这一思想,他虽然也不完全排斥闻见之知,但却把它统在“良知”之下,经验知识不被视作真知,只有“良知”才是真知,他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传习录》中)阳明从传统文化中体贴出“良知”二字,将其突显出来,作为其讲学的全部内容。阳明说:“近有乡大夫请某讲学者云: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 某答云: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阳明全书》卷六,《寄邹谦之》)
良知如“日”
对于“良知”,阳明作过许多界说,都比较抽象,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一种形象比喻,把“心”比作“天”,把“良知”比作“日”:“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阳明全书》卷六)“圣人之知,如青天白日;贤人如浮云天日;愚人如阴霾天日。”(《传习录》下)“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而物自无不照,无照无不照,原是日的本体,良知本不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同上)
良知是本然之善的智慧之光,如同日光下能辨黑白一样,良知也能照察事物之是非。就知识内容而言,它可以是“无知”,就认识能力而言,它却是“无不知”,知识内容的掌握总会是有限的,认识能力却可以是无限的,此认识能力就是“本然之善”的智慧,就是良知。一个正常的人,大概不会怀疑自己有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哪里来的呢?阳明坚定地认为,它是人生来就有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人后天经验的内化。我们可以认为,两种观点都是假说,从“内化”说而论,后天经验究竟是怎样“内化”的,并无法验证,而且人们后天经验不一,有为贤圣的经验,有为盗贼的经验,何以能“内化”成一致的标准? 并且这种“内化”只能在人类中进行,而不能“内化”到动物身上,是否人本身就具有有别于动物的先天道德智慧条件? 如果承认了这一点,实际上就是向“良知”论迈出了一步。
阳明良知说的根据是孟子的性善论。人的本性是善、是恶,历史上有过许多讨论。孟子提出著名的“见孺子入井,则生恻隐之心”的例证来论证他的观点,有人怀疑此恻隐之心非先天所有,乃来自后天,但动物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动物中如蚂蚁、野兔、山鹬、海豚、狗、马等都能帮助受伤的同类或异类,动物尚能“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为什么人偏无此同情心? 孟子和阳明正是推扩此同情心作为立论的根据,阳明提出:“至善是心之本体。”(《传习录》上)“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 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传习录》中)人有此至善之心,自然有万物一体的切身之感,也自然能公正地判别是非。
心诚良知见
那么,何以能验证良知见在呢? 阳明提出心诚则良知自见。“西安郑德夫问于阳明子曰:……是非孰辨乎?曰:子无求其是非于讲说,求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 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于甘苦也,与易牙同;目之于妍媸也,与离娄同;心之于是非也,与圣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于道不能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之诚切也,然后私得而蔽之。子务立其诚而已。”(《阳明全书》卷七,《赠郑德夫归省序》)
刘宗周推崇阳明谓:“明道而后,未见其比。”(《明儒学案·师说》)我们可以不同意阳明的观点,但应该承认,在宋明理学史上,二程与阳明是最富创造性的。二程提出“学以至圣”的目标,拈出“天理”二字,从而建构起一套恢宏的理学体系,影响后世数百年。阳明提出“良知”说,也对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阳明的良知论与程朱的天理论有很大的不同,在程朱的思想体系中,“圣人”尚是外在于己的偶像,“天理”尚是超乎于心的教条,而在阳明的思想体系中,偶像消失了,教条没有了。阳明悟道之初讲“圣人之学,不出尽心”,自点出“良知”二字后,则明确讲“心之良知是谓圣”,“良知即是天理”。
由“心之良知是谓圣”导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以至“见满街都是圣人”,这是要人建立起自尊、自爱、自信,同时也能尊人、爱人与信人,《传习录》载:“在虔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起,不敢当。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笑受。”又载:“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孔门弟子颜回曾经赞叹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人们眼里,圣人那么崇高,却又那么遥远缥缈,千百年来人们匍匐在圣人的偶像下,却鄙视了自己的人格,阳明“人胸中各有个圣人”等观点,显然具有无间圣愚、人格平等的意义。
良知即是天理
阳明认为“良知”是人本来就有的判断是非的能力,不是经验知识意义的判断能力。“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下)阳明学的目标与内容是“圣人之学”,它教人如何作圣,并不在于人懂得多少经验知识,阳明所说的“良知”并非包罗了一切知识和学问,体认到“良知”便一通百通,而是说讨论任何知识和学问都离不开“良知”的道德价值的判断。良知由于其自身“本然之善”的智慧,能引导人趋善避恶,阳明说:“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圣人自能问人,如‘子人太庙,每事问’之类,先儒谓‘虽知亦问,敬谨之至’,此说不可通,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传习录》下)
阳明这里所说的“天理”亦即是“良知”,人遇事时,“良知”自知什么事“当知”,什么事“不必知”或“不必尽知”,其实“良知”就是一种本性是善的聪明睿智。聪明睿智人人都有,圣与愚之区别不在有没有聪明睿智,而在能不能运用它,这个“能”处就是本体明了,以此观物,便会知其理之所在。但天下事物不胜其烦,当知不当知,主要看它是否关乎作圣之功,无关作圣,便可不必去知,这样名物度数(包括自然科学)就被排除在“圣学”之外了,但阳明提出“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这就为他的思想体系保留了一种开放性,因为圣人都有因时制宜的特点,此时以为不必知的,彼时则可能认为当知,当知自会去求知。
依据孟子“不虑而知,其良知也”的定义,可以认为“良知”具有直觉的意义,我们在承认感性思维、理性思维的同时,也应予直觉的思维方式以一定地位。阳明讲过“良知之外更无知”的话,这句应该理解为:良知具有“照明”的作用,一切认识都不能越出其外,我们不能把这句话理解为排除思虑,完全依靠非理性的直觉,实际上,阳明讲良知不仅不排除思虑,而且要人“精思”。阳明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无理矣。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攘,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传习录》中)
“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始终,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传习录》下)
如前所说,“良知”是“本然之善”的智慧,它虽然是人生而具有的,但却有一个展拓的过程,阳明指出:“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 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气日足,则精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传习录》下)我们常说:人的聪明才智来自实践,这句话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也有许多实践阅历很丰富的人却未充分发挥出聪明才智,这说明光讲实践性还不够,还应讲主体能动性。阳明的“良知”说教人不离事物,不离闻见,并要人开掘、发挥其本体智慧,使之运用于实践,因此看来,阳明心学所表现出的主动性、能动性的品格是有值得珍视的意义的。
“良知”一词,出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朱熹曾训“良”为“本然之善”。观《孟子》此段文义,“良知”就是“本然之善”的仁义之心,它自身即具有“达之天下”的普遍性。“仁义之心”在《孟子》中又被称作“良心”:“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 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告子》上)“良知”又可与“良心”相通,均指一种天赋的伦理本能,在阳明门下,“良知”与“良心”也是相通的。罗洪先说:“良知犹言良心。”(《明儒学案》,中华书局版,第422页)胡松《刻阳明先生年谱序》亦谓:“良知即良心之别名。”良知即是良心,这是良知的第一个层次,但阳明始终用“良知”概念,不用“良心”概念,是因为“良知”一词有更丰富的内涵,更能准确地概括他的哲学原理。
良知为真知
传统儒家学者对于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常以“仁”统其余四德。《孟子》以“是非之心”训“智”字,也并不突出它,而阳明认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古代“知”与“智”通,“良知”之“知”意谓智能、智慧,这意味着以五常之性的智(知)来统仁、义、礼、信四德。宋儒对“知”分析为二:一为德性之知(或称天德良知),一为闻见之知,张载说:“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正蒙·诚明》)德性之知(或天德良知)也是指本然之善的智慧,张载重视德性之知,轻视闻见之知,但不完全排斥闻见之知:“闻见不足以尽物,然又须要它。”(《语录》上)阳明继承了张载的这一思想,他虽然也不完全排斥闻见之知,但却把它统在“良知”之下,经验知识不被视作真知,只有“良知”才是真知,他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传习录》中)阳明从传统文化中体贴出“良知”二字,将其突显出来,作为其讲学的全部内容。阳明说:“近有乡大夫请某讲学者云: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 某答云: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阳明全书》卷六,《寄邹谦之》)
良知如“日”
对于“良知”,阳明作过许多界说,都比较抽象,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一种形象比喻,把“心”比作“天”,把“良知”比作“日”:“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阳明全书》卷六)“圣人之知,如青天白日;贤人如浮云天日;愚人如阴霾天日。”(《传习录》下)“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而物自无不照,无照无不照,原是日的本体,良知本不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同上)
良知是本然之善的智慧之光,如同日光下能辨黑白一样,良知也能照察事物之是非。就知识内容而言,它可以是“无知”,就认识能力而言,它却是“无不知”,知识内容的掌握总会是有限的,认识能力却可以是无限的,此认识能力就是“本然之善”的智慧,就是良知。一个正常的人,大概不会怀疑自己有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哪里来的呢?阳明坚定地认为,它是人生来就有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人后天经验的内化。我们可以认为,两种观点都是假说,从“内化”说而论,后天经验究竟是怎样“内化”的,并无法验证,而且人们后天经验不一,有为贤圣的经验,有为盗贼的经验,何以能“内化”成一致的标准? 并且这种“内化”只能在人类中进行,而不能“内化”到动物身上,是否人本身就具有有别于动物的先天道德智慧条件? 如果承认了这一点,实际上就是向“良知”论迈出了一步。
阳明良知说的根据是孟子的性善论。人的本性是善、是恶,历史上有过许多讨论。孟子提出著名的“见孺子入井,则生恻隐之心”的例证来论证他的观点,有人怀疑此恻隐之心非先天所有,乃来自后天,但动物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动物中如蚂蚁、野兔、山鹬、海豚、狗、马等都能帮助受伤的同类或异类,动物尚能“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为什么人偏无此同情心? 孟子和阳明正是推扩此同情心作为立论的根据,阳明提出:“至善是心之本体。”(《传习录》上)“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 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传习录》中)人有此至善之心,自然有万物一体的切身之感,也自然能公正地判别是非。
心诚良知见
那么,何以能验证良知见在呢? 阳明提出心诚则良知自见。“西安郑德夫问于阳明子曰:……是非孰辨乎?曰:子无求其是非于讲说,求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 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于甘苦也,与易牙同;目之于妍媸也,与离娄同;心之于是非也,与圣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于道不能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之诚切也,然后私得而蔽之。子务立其诚而已。”(《阳明全书》卷七,《赠郑德夫归省序》)
刘宗周推崇阳明谓:“明道而后,未见其比。”(《明儒学案·师说》)我们可以不同意阳明的观点,但应该承认,在宋明理学史上,二程与阳明是最富创造性的。二程提出“学以至圣”的目标,拈出“天理”二字,从而建构起一套恢宏的理学体系,影响后世数百年。阳明提出“良知”说,也对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阳明的良知论与程朱的天理论有很大的不同,在程朱的思想体系中,“圣人”尚是外在于己的偶像,“天理”尚是超乎于心的教条,而在阳明的思想体系中,偶像消失了,教条没有了。阳明悟道之初讲“圣人之学,不出尽心”,自点出“良知”二字后,则明确讲“心之良知是谓圣”,“良知即是天理”。
由“心之良知是谓圣”导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以至“见满街都是圣人”,这是要人建立起自尊、自爱、自信,同时也能尊人、爱人与信人,《传习录》载:“在虔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起,不敢当。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笑受。”又载:“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孔门弟子颜回曾经赞叹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人们眼里,圣人那么崇高,却又那么遥远缥缈,千百年来人们匍匐在圣人的偶像下,却鄙视了自己的人格,阳明“人胸中各有个圣人”等观点,显然具有无间圣愚、人格平等的意义。
良知即是天理
阳明认为“良知”是人本来就有的判断是非的能力,不是经验知识意义的判断能力。“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下)阳明学的目标与内容是“圣人之学”,它教人如何作圣,并不在于人懂得多少经验知识,阳明所说的“良知”并非包罗了一切知识和学问,体认到“良知”便一通百通,而是说讨论任何知识和学问都离不开“良知”的道德价值的判断。良知由于其自身“本然之善”的智慧,能引导人趋善避恶,阳明说:“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圣人自能问人,如‘子人太庙,每事问’之类,先儒谓‘虽知亦问,敬谨之至’,此说不可通,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传习录》下)
阳明这里所说的“天理”亦即是“良知”,人遇事时,“良知”自知什么事“当知”,什么事“不必知”或“不必尽知”,其实“良知”就是一种本性是善的聪明睿智。聪明睿智人人都有,圣与愚之区别不在有没有聪明睿智,而在能不能运用它,这个“能”处就是本体明了,以此观物,便会知其理之所在。但天下事物不胜其烦,当知不当知,主要看它是否关乎作圣之功,无关作圣,便可不必去知,这样名物度数(包括自然科学)就被排除在“圣学”之外了,但阳明提出“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这就为他的思想体系保留了一种开放性,因为圣人都有因时制宜的特点,此时以为不必知的,彼时则可能认为当知,当知自会去求知。
依据孟子“不虑而知,其良知也”的定义,可以认为“良知”具有直觉的意义,我们在承认感性思维、理性思维的同时,也应予直觉的思维方式以一定地位。阳明讲过“良知之外更无知”的话,这句应该理解为:良知具有“照明”的作用,一切认识都不能越出其外,我们不能把这句话理解为排除思虑,完全依靠非理性的直觉,实际上,阳明讲良知不仅不排除思虑,而且要人“精思”。阳明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无理矣。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攘,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传习录》中)
“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始终,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传习录》下)
如前所说,“良知”是“本然之善”的智慧,它虽然是人生而具有的,但却有一个展拓的过程,阳明指出:“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 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气日足,则精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传习录》下)我们常说:人的聪明才智来自实践,这句话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也有许多实践阅历很丰富的人却未充分发挥出聪明才智,这说明光讲实践性还不够,还应讲主体能动性。阳明的“良知”说教人不离事物,不离闻见,并要人开掘、发挥其本体智慧,使之运用于实践,因此看来,阳明心学所表现出的主动性、能动性的品格是有值得珍视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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