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汉代官吏之重威仪、魏晋名士之重风度、唐代禅林之重神姿一样,宋明儒者则重气象。北宋吕希哲说:“后生初学,且须理会气象。气象好时,百事自当。气象者,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矣。不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贵贱寿夭之所由定也。”(《吕氏杂志》,见《宋元学案》卷二三)“气象”是一个中性词,但更多时候作为褒义使用。在品评人的时候,往往是指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精神境界、人格理想及其智慧能力以及气质、风范等综合因素,使别人得到的一种印象和审美感受。如二程评论“仲尼浑然,乃天地也。颜子粹然,犹如和风庆云也。 孟子然,犹泰山、北斗也”(《粹言》卷二)。黄庭坚评论周敦颐“胸襟洒落,如光风霁月”,文天祥评论甬上四先生(舒磷、沈涣、杨简、袁燮)说:“广平之学,春风和平;定川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云间月澄;瞻彼絜斋,玉泽冰莹。”这些都是对儒者“气象”的形容。
        “气象”说首先是由二程明确提出的,崇褒“圣贤气象”是他们倡导圣学(又称“道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儒者“气象”的形容带有品藻的性质。汉魏六朝时期曾盛行过对儒士文人加以品藻的风尚,即视其人品,表其风格,分其高下,如《世说新语·赏誉》载王戎称“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见钦其宝,莫知名其器”。称王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光外物”等等,此类品藻在《世说新语》各篇以及刘邵《人物志》、葛洪《抱朴子》等文献中所在多有。这样的一种品题方式流行于社会,它的舆论力量是很大的。二程提出“气象”说,当然也有标榜道学的舆论宣传目的。
        二程的“气象”说与前代的品藻方式有相似之处还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视直觉体悟与取象比类的特点,它是主体对于对象的主观体验和感受,通过比喻、形容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往往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因而二程指出“气象”的不易界说性:“气象有可以意会,而莫能状者,此所谓难言也。”(《文集》卷九,《答鲍若雨书并答问》)
        但是,“气象”说与前代品藻有不尽相同者,“气象”不仅用于对人物的品题,凡文字、言论、天地以及于“道”,都有气象可言。二程说:“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熟观圣人之气象,不可只于名上理会。”(《遗书》卷一五)“或曰:‘圣贤气象,何自而见之?’子曰:‘姑以其言观之亦可也。’”(《粹言》卷一)此言由文字词气观气象。二程又说:“天地生物之气象,可见而不可言,善观于此者,必知道也。”(《粹言》卷二)此言天地生物的气象。二程又说:“道有冲漠之气象。”此言道之气象。由此可见,“气象”一词所用范围甚宽。各事物之间以象属类,并且最终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道”相联系,由气象而言,圣贤、天地、道是相互贯通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所谓“气象”即道在一事物中的表现多少及形式,如说“气象好”即较多地体现了道,反之,即与道相隔或昧于大道。二程强调“学圣人必观其气象”(《粹言》卷二),因为圣人气象体现着道。
        此外,二程要人“熟观圣人气象”,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和主要的目的。二程主张“学圣人”,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又抬出尘埋已久的偶像,作为人生的楷模,这件事情很容易流为虚应故事,或成为刻板无生气的行为与活动。二程强调学者“凡看文学,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遗书》卷二二)。这意思是要学习圣贤的境界,学习圣贤活的精神。二程要人观“天地生物之气象”,是因为他们认为生生不已是天地之道,万物之生成长养,体现着宇宙间生命的韵律,鸢飞鱼跃,皆天理之自然。周敦颐庭前草不除,程颢养小鱼,都是要观其中的“生”意。理学家由此认为,自然与社会的秩序都是天理的自然流布,学者能将“自家意见”与天地之道相沟通,便会胸襟开阔,气象和平,这就是二程要“熟观圣贤气象”的意思。但这意思在后世理学家中只有少数人能够领会。明末学者沈几说:“理学源头活,‘理学’字面呆,若将二字恃为把柄,必且随事窒碍,无潇洒之乐。”(《沈大谷先生书选遗言》,见《先儒修正录》后帙)后世理学家正由于不能从源头活水处看理,把理学当作教条,专用功于呆字面上,因而“随事窒碍,无潇洒之乐”。
        “学至圣人”是理学的修养目标,“熟观圣贤气象”是实现此目标的首要方法,因为这样圣人就成为一种活脱的偶像而不是呆板的偶像,以后程朱派学者发扬了“气象”说,陆王派学者则对此有异议,因为他们提倡本心、良知,不要外在的偶像,活脱的偶像仍然是外在的偶像。下面分别看看程朱、陆王两派对于“气象”说的意见。
        程门弟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一脉是很重视“气象”说的。
        黄震说杨时“气象和平,议论醇正,说经皆极切”(《宋元学案》卷二五)。但杨时本人尚未十分强调“气象”说,至其弟子罗从彦,“气象”说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他令弟子李侗“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以为这样不仅于进学有力,并且也是养心之要。李侗因而谢绝世故,退居养心达四十余年,饮食或不充腹而怡然自适,他自言其心得说:“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是,虽一毫人欲之私亦退听矣。”李侗对于黄庭坚评论周敦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之语极为称道,认为黄语“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学者存此体段于胸中,处事应物方能廓然大公,而少固滞偏倚。因此他极力标举“洒落”、“洒然”气象,提出:“洒落自得气象,其地位甚高”(《延平答问》)。他的思想对其弟子朱熹影响很深。朱熹说:“洒落二字,本是黄太史语,后来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学者识个深造自得底气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浅深。”(《答问引录》)“大抵此个地位,乃是见识分明,涵养纯熟之效,从真实积累功用中来,不是一旦牵强著力做得。”(同上)
        朱熹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此书第十四卷专言“圣贤气象”,其中对尧、舜、禹、汤、文、武、孔子、颜子、曾子、孟子、荀子、扬雄、董仲舒、孔明、王通、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圣人与贤人加以比较与品评,从中可见褒崇的等级差别。书中认为,尧、舜是生而知之,文王之德似之;汤、武是学而能之,禹之德似之。孔子清明在躬,其人如青天白日,极其“明快”;其学如天地、元气,无所不包,无迹可寻。颜子如和风庆云,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方露春生之意,微有迹。 孟子有泰山之气象,露其才,极其雄辩,英气发露,其迹著。荀子才高,敢为异论,其过多,其气偏驳。扬雄才短,著书模拟前圣遗言,其过少。董仲舒资质纯良,发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数语,所以度越诸子。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儒者正大气象,二程谓其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因其必求有成,而取刘璋,圣人则宁可无成,也不行一不义。韩愈为近世豪杰,《原道》一文,见道大体,但他出身文人,文华道浅。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韩愈却倒学了。
        概括言之,朱熹、吕祖谦认为气象以温润含蓄为纯正,以英气发露为有疵,以循守圣言为轨仪,以敢为异论为大忌,以尊道重义为高尚,以谋求功利为卑下,以修德养性为学的,以擅习文章为末技,如此等等。朱、吕对孟子以下诸贤皆有所批评,正是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疵点和习气未能除尽。
        朱、吕认为只是到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理学创始人那里,才又重睹圣学,因而对他们的气象大加褒扬,其中对程颢极尽褒崇之能事,程颐所作《明道先生行状》说:“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朱、吕抄录了《明道先生行状》全文,吕祖佥说:“读《明道行状》,可以观圣贤气象。”(《宋元学案》卷一四)道出了朱熹和吕祖谦的用心。
        朱熹认为,体认、涵泳“圣贤气象”是变化气质、修养德性的一个重要方法,朱熹说:“如其窄狭,则当涵泳广大气象;颓惰,则当涵泳振作气象。”(《朱子语类》卷八)他又教人“看公时一般气象如何,私时一般气象如何”(同上,卷六)? “王景仁问仁。曰:‘无以为。须是试去屏叠了私欲,然后仔细体验本心之德是甚气象,无徒讲其文义而已也。’”(《朱子语类》卷六)这一修养方法继承了罗从彦、李侗的“观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的思想。
        心学一派学者对于程朱一派“观圣贤气象”的方法似乎并不赞同。这理由是:第一,圣贤自己并不这么做,他们不去体验什么人的气象,当有人问张九成:“如何是圣贤气象?”张氏回答说:“圣贤自不知气象如何,稍自涵养充实,则自然蕴藉可观。”(《宋元学案》卷四○)第二,古来许多圣贤,气象岂能尽同,如要观圣贤气象,那要观谁的气象呢?并且所谓“观圣贤气象”如何,是把自己当作局外的旁观者,失掉了“自作主宰”的主体意识,也不会有“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恢宏境界。《陆九渊集》卷三四中载:“松曰:‘晦翁但在气象上理会,此其所以锱铢圣人之言,往往皆不可得而同也。’先生(陆九渊)曰:‘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七八圣人,合堂同席而居,其气象岂能尽同? 我这里也说气象,但不是就外面说,乃曰:阴阳一大气,乾坤一大象。’”第三,圣人气象是圣人的,不是我自己的,我的本心良知原与圣人一般,为什么不从自己本心认识明白,却向别人那里寻讨? 王阳明说:“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矣,然亦欠有头脑,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阳明全书》卷二)由于明代阳明之学盛行,理学“观圣贤气象”的方法渐渐式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