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可以说是“学做人”的学问,它大体上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培养德性,二是学习知识,此即《中庸》所谓尊德性、道问学。两者中间,以培养德性更为重要,但孔子教育学生,多是就事上指点,并未探究德性来源的理论问题,至孟子“道性善”,则已触及了这一问题。孟子曾论述说:“今人乍见孺子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心即理

        陆九渊以此为出发点,指出: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而孟子所说的“四端”,只是指示那先验的“心之体”的几个例证,并不是说人心只表现为此“四端”。他说: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岂是人心只有这四端而已。又就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陆九渊集》,第423页)
        陆九渊所说的“此心”,乃是就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来指示本体。他又称它为“本心”,是说它是内在的,本来就有的。它是道德智慧的不竭泉源,是纯善意识的无尽宝藏,诸如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公正心都是“本心”的表现,本心遇到相应的事物就会自然表现出来,见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恻隐之心;见丘墓则生悲哀之心;见宗庙则起钦敬之心;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之事则恶之;是知其为是,非知其为非。凡此种种,皆“本心”之发用。一切道德义理皆自“本心”流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心即仁义之心,此理即仁义之理,陆九渊由此得出“心即理”的命题:
        “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陆九渊集》,第149页)
        陆学被称为心学,实由“心即理”命题完成的。这一命题在陆氏文集中仅一见,它是由一系列推理得出的结论,而不是陆九渊学说的出发点,“心”与“理”同一在仁义之上,因而其含义也是狭义的。此一命题到了明代王守仁那里则成了出发点,具有一切理皆由心流出的意义。
        陆学的出发点是“本心”,“本心”与“四端”的关系,犹之全体与部分的关系。因为心之广大不可限量,所以只能从“四端”指示体会它。在陆九渊三十四岁时,富阳主簿杨简问学于陆九渊:“如何是本心?”陆九渊向他背诵孟子的话:“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杨简对陆九渊说:“您所背诵的这些,我在儿时已经晓得。毕竟如何是本心?”陆九渊又背诵了一遍孟子的话。杨简这样问了几遍,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这里,陆九渊是就“四端”来指示本心,但杨简一时未能省悟。这日恰好有人因卖扇之事讼于公堂,杨简断其曲直之后,又问起前面提到的问题。陆九渊说:听你适才判断卖扇讼案,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这就是你的“本心”。杨简忽然觉悟,领会到人心自善,人心自灵,人心自明,人心自神,本无所不通。陆九渊所谓发明本心,其情形大率类此。然而“本心”之说,不始于陆氏,《六祖坛经》已先言之,惠能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陆九渊强调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与此原理相合。不过他以仁义之理为本心的无尽宝藏,又与禅宗有异。
        自作主宰
        陆九渊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此良善“本心”。人于此应深思痛省,理会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因此陆九渊强调学者须先立志,自作主宰。
        陆九渊启发学者,首先要认识自己,知道你在这宇宙中的位置,“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陆九渊集》,第439页)天所以与我者,与圣人未尝不同,因此不应该“处己太卑,而视圣人太高”,把圣人当作偶像加以膜拜。你若能发明此心,涵养此心,也便是圣贤一流人。朱济道崇拜周文王,他说:“文王圣人,诚非某所能识。”陆九渊对他说:“识得朱济道,便是文王。”(同上,第406页)对待儒家《六经》,陆九渊也不把它当作必须恪守的训条。“或谓陆先生云:‘胡不注《六经》?’先生云:‘《六经》当注我,我何注《六经》?’”(同上,第522页)以为人生目标是如何“做人”,而不是如何“作书”,他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堂堂地做个人。”(同上,第447页)表现出他对人格精神的尊崇和对传经事业的轻视。
        陆九渊认为,人的先天资禀相近,但各人成长发展相差悬殊,成就大的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自己须先立志,二是要有明师指点,他说:“学者须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师。”(《陆九渊集》,第401页)这两个条件中,自立尤为重要。陆九渊所谓的自立,是指立德。有一个学生李伯敏曾问陆九渊:“如何立?”陆九渊回答说:“立是你立,却问我如何立。”(《陆九渊集》,第443页)陆九渊居象山多激励学者自立,他说:“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同上,第399页)他告诉学者,本心自有明德,学者应先明己德,然后推其明以及天下,不必旁鹜外索,作无益之求。自立者亦须自重,不能随人脚后,学人模样。常有人羡慕他人成就,懊悔早不立志,虚度光阴。陆九渊指出:“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懈怠流浪,患不觉耳,觉即改之,何暇懊惜? 大丈夫精神岂可自埋没如此。”(《陆九渊集》,第51页)也常有懒散颓废之人,闻一嘉言而振惰起废,陆九渊举出一事例说:“一人恣情纵欲,一知尊德乐道,便明洁自直。”(同上,第451页)自立要培养宽宏力量,因为风俗影响之力甚大,一己之志易为所夺。他教育学者要认识、发掘内在的力量,自作主宰。他说:
        “请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白作主宰,万事皆备于我,有何欠阙。”(同上,第456页)
        “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同上,第4页)
        此种立志修道精神及方法,类似佛教禅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勇猛精进”,“真心是净土”的路数,不过陆九渊所说的修道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已。
        先识义利
        在陆九渊看来,修道之人的人生目标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做道德上的完人,不应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也不必追求个人的作为,因而他能斩断世间的名缰利锁,退步思量,而非是胜心进取。陆九渊指出:“此道非争竞务进者能知,惟静者可入。”(《陆九渊集》,第399页)“不曾过得私一关,终难入德。”(同上)“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今所学果为何事? 人生天地间,为人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同上,第470页)陆九渊指出,世人为风俗驱使,竞争较胜于“声色臭味”、“富贵利达”、文章技艺场中,而放失了“本心”,他甚至批评了世人的一切求胜心:“浅之为声色臭味,进之为富贵利达,又进之为文章技艺,又有一般人都不理会,却谈学问,吾总以一言断之曰:胜心。”(同上,第406页)“泛然求长进,不过欲以己先人,此是胜心。”(同上,第440页)理学家以为,道德修养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人之学,因而应该暗然自修,而不是与人较竞。这种超拔世俗的道德精神一向为人所称道。长期以来,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理,遇事退步思量,不善竞争。当然追求声色臭味、富贵利达并不好,但笼统反对“文章技艺”、“以己先人”却不正确。实则求胜心是人之常心,中国人正是少了求胜心。
        旧时代,一般士人或求声名,因而著书立说,期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或求富贵,因而奔竞仕途,期以加官增禄,封妻荫子。在陆九渊看来,这都是私利,因此他教育学生入手处就是先辨义利。陆九渊的学生傅子渊归家,陈正己问他:“陆先生教人何先?”傅子渊回答说:“辨志。”正己又问:“何辨?”回答说:“义利之辨。”傅子渊的答对,切要地反映了陆九渊的教学次第。在陆九渊看来,道义之心,人所固有。溺意功利,蔽于物欲,就会失其本心,本心之失如云翳日,只要人能从利欲中奋拔出来,收敛精神,复其本心,便可优入圣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