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把人所从来归本于“天”,引申其造化万物、生生不息的意义,把“天”奉为信仰对象,作为人们伦理生活的精神寄托。反过来他又以自然秩序来论证社会秩序,认为现实社会的人伦关系都是符合“天理”的,以此来制约、束缚人们的行为。张载说:
        “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谓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正蒙·动物篇》)
        这是以自然品类的存在论证封建等级秩序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他的理论逻辑即是“天人合一”。他说:“天人不须强分,《易》言天道,则与人事一滚论之。”(《横渠易说·系辞上》)“天道”包括“人事”,他所要证明的东西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了。张载说:
        “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也。学者有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之自然。”(《经学理窟·礼乐》)
        他把自然界的万有不齐与社会上的尊卑贵贱归之于“天之自然”,这就等于宣布了社会等级制度的天然合理性。人顺乎这种秩序就叫作“礼”,而守礼即是“安分”。他说:“《易》之中有贵有贱,有吉有凶,皆其自然之分矣。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横渠易说·系辞上》)又说:“事无大小,皆有道在其间,能安分则谓之道,不能安分谓之非道。”(《近思录拾遗》)“安分”即要求人们安贫乐道,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用他的话说,就是“古人安分,至一箪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后人则多欲,故难能”(《理窟·气质》)。很明显,他是按照儒家精神要求人们具有安分守己的道德情操,成为王权的维护者。张载以唯物主义的气本体论为基础的理学学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宋初统治者的容忍甚至尊崇,其原因正在这里。因为,他所主张和要求的,实质上是争取统治者的信用,是“理”(或“礼”)所许可的,而当统治者对他不能信用时,则转而恬退自守,独善其身,却丝毫不能对统治者有所不满。
        佛教徒对现实苦难极力渲染,厌苦求免;儒者则对现实苦难极力冲淡,乐天安命。张载说:
        “礼,反其所自生;乐,乐其所自成。礼别异,不忘本,而后能推本为节文;乐统同,乐吾分而已。”(《理窟·礼乐》)
        “礼别异”肯定了人们在经济、政治上的不平等,“乐统同”又强调人们在精神、道义上的平等。张载推本“天人合一”,把整个社会编制成一个宗法大家庭。《西铭》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这个以天地为父母的大家庭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虽然地位悬殊,却能像兄弟一样相对待。这种温情脉脉的宗法面纱掩盖的是什么呢? 古代宗法制度严格规定了人们的等级名分,“宗子”是嫡长子,是君长的天然继承者。“宗子”以外的儿子称为“余子”,“余子”服从“宗子”,具有孝敬祖考的意义。张载既以天地为父母,那么事君也就具有了事天的意义。《西铭》所描述和强调的正是这种宗法制的大家庭及其主奴式的绝对服从关系,要人们“勇于从而顺令”,“无所逃而待烹”,心甘情愿地听任“大君”、“家相”们的驱使和宰割。而他以“乾称父,坤称母”冠于《西铭》之首,就在于说明臣民绝对服从君长是上天的“成命”!《西铭》虽然也有要求统治者爱恤人民的意思,但这也是从维护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出发的。由此我们看到,张载理学维护封建秩序的思想性格是十分鲜明的。
        宋代以前,天人关系是哲学论争的中心问题之一,思想家们通过对此问题的回答,表现出他们的哲学倾向:凡主张“天人合一”的,表现出唯心主义的倾向;凡主张“天人相分”的则表现为唯物主义的倾向。宋代以后,哲学上有了理气、心物等范畴,可以更明确更直接地表述哲学基本问题,天人关系不再是哲学斗争的中心问题,而只能服从于理气等更高的哲学范畴了。
        张载的宇宙观是唯物论的“气本论”,从此观点出发,他曾认为“天与人有交胜之理”,但他却没有将这一思想坚持下去,相反却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使之贯通其整个理学体系。
        这是因为,宋初佛、道思想有很大影响,理学家为了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理论上面临一个破立问题。要从根本上批判佛、道,同时也要建立更精致的封建伦理体系。张载从本体论上批判了佛、道,提出了气本论的宇宙观,但用气本论为封建伦理作论证毕竟是困难的,因而,“性”这一范畴便成为他论证封建伦理的理论根据了。他求助于“天人合一”这一传统命题,将其理学体系贯通起来:从自然意义上,“天地之塞,吾其体”(《西铭》),承认自然界和人的实在性和统一性;从伦理意义上,“天地之帅,吾其性”(同上),人的善性同天相沟通,以天地之性来论证封建伦理的天然合理性。因此,在张载理学体系中,“天人合一”既起到了构造理论体系的重要作用,同时,又是其伦理道德思想和认识的最高境界。这就完全抹煞了自然与社会、主观和客观的界限,使从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开始的哲学思想屈从于唯心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这种矛盾现象,正是他以“天人合一”来调和其唯物论宇宙观与整个理学体系的矛盾的必然悲剧,但它却正是中国哲学史上许多唯物论者的共同教训之一。正因为张载的唯物论宇宙观与其整个理学体系存在不相侔合的矛盾,所以宋代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其思想统治,除利用佛、道思想以麻痹人民外,还利用张载的理学,以弥补不足,这才表现出了对包含有唯物论宇宙观的张载理学的某种宽容,使张载从祀孔庙,并使《正蒙》一书不被排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