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心性之大原
我们今天会听到人们说:“性格就是命运。”此说法认为个人的命运多半与其性格相关。而朱熹所谓“命”与“性”已不限于命运与性格,而是有更宽泛的意义,并且更主要的是他认为性决定于命,而不是命决定于性。
在朱熹看来,“命”字有命令之义。它是天与万物及人之间的中间环节。所谓天,乃是自然之代称,“命”意谓流行、赋予,“天命”二字常连用,意谓自然流行,赋予(造化)万物,而不意味有什么人格神在上面安排吩咐。朱熹说:
“只是从大原中流出来,模样似恁地,不是真有为之赋予者,那得个人在上面分付这个!”(《朱子语类》卷四)
之所以提出“命”的概念,乃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向上寻源的一种看法。因而自天而言,它是自然,自人而言,它是必然。命非人之所能为,非人力之所可致。由于朱熹以理、气两个基本要素作为自然的本质,因而“命”所承当就有理、气两方面,理是恒常的,气是变化的。自然之造化,表现为“二气五行,交感万变”的过程。这种气化过程是有理在其中主宰的。
朱熹说:
“命,谓天之付与,所谓天令之谓命也。然命有两般:有以气言者,厚薄清浊之禀不同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则为仁义礼智之性,……二者皆天所付与,故皆曰命。”(同上,卷六一)
在朱熹看来,人之所以生,是理与气合的结晶,而理与气皆是自然,“凡人之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故发而为孝弟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同上,卷四)。
关于人类发生说,有创世说(在西方是上帝创世说,在中国有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有气化论(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气化论),有进化论(此由达尔文所创立)。朱熹关于人类发生的思想属于气化论或自然生化论。它避免了创世说,没有任何宗教的色彩。但他也没有生物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思想。在他看来,气化流行,在天而言,皆是一般,而流行所及,随所值不同,而有人、物良莠之不齐。人与物虽然也有高级与低级(精粗)的分别,但那是由禀气的正通、偏塞所致。朱熹说:
“二气五行,交感万变,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同上)
何以证明人得正通之气,物得偏塞之气呢? 朱熹说:“人头圆像天,足方像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头)横生,草木头向下,尾反在上。物物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鸟之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所争者此耳。”(同上)
天圆在上,地方在下(科学已经证明,地并不是方的),人的头、足与之相应,因则总“得气之正且通者”,动物头横生,草木头向下,与天地不相应,因而说“得其气偏且塞者”,这种说法是在对人与动、植物的形体现象归纳得出的,现在实验科学还不能证实头在上对于人脑发达有何种意义。
我们似不宜轻易断言此说原始、幼稚。从哲学的意义来看,此说强调气是有生命力的,是可以自己创生万物的,人虽有精神性的品格,但也是一种物质存在。人与万物有一个共同的本原,即都是气化或自然生化的产物,这种思想还是有其价值的。
就人的品类而论,人有智愚贤否的区别,乃由禀气昏明清浊所致,“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故上知生知之资,是气清明纯粹,而无一毫昏浊,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学而能,如尧舜是也;其次则亚于生知,必学而后知,必行而后至;又其次者,资禀既偏,又有所蔽,须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后方能及亚于生知者,及进而不已,则成功一也”(同上)。朱熹承认人天赋的不同,但并不认为一成不变,天赋差的人通过“进而不已”的工夫,可以变化气质,赶上天赋好的人。这里,朱熹虽也在讲命,但也强调了人力的作用。
人又有贫富贵贱、夭寿祸福之不同,乃由所禀之气厚薄、长短、高低所致,禀气厚者富,禀气高者贵,禀气长者寿,而贫、贱、夭者所禀之气则相反。朱熹说:
“有人禀得气厚者则福厚,气薄者则福薄;禀得气之英华则富盛,衰飒者则卑贱;气长者则寿,气短者则夭折。此当然之理。”(同上)
孔子禀气清明,所以得做圣人,然又“禀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贫贱”(同上)。颜子又不如孔子,“又禀得短底,所以又夭”。秦将白起在长平曾坑杀赵卒四十万,这四十万人是否都是命中注定如此呢? 在朱熹看来,“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着,便是命”(同上)。朱熹以为,人之贫富贵贱、寿夭祸福,当有生之初,禀气已定,“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同上)。这就是“命分”,自己着力不得,因而不必去有意求富邀福。在这方面,理学家一般都持消极的态度。
至于所禀之理,人、物都是一般,只是物禀气偏,此理塞而无所知,而人禀气昏浊者,蔽此理而发用不出。朱子对学者所提出的教导在于,在富贵利达方面,不去用心追求,在希圣希贤方面,加进学之功,变化气质,体认并发用天所赋予的仁义礼智之理。这是理学的基本观点,理学的心性学说以“天命”作为源头,所示的道理也即在此。
在朱熹看来,“命”字有命令之义。它是天与万物及人之间的中间环节。所谓天,乃是自然之代称,“命”意谓流行、赋予,“天命”二字常连用,意谓自然流行,赋予(造化)万物,而不意味有什么人格神在上面安排吩咐。朱熹说:
“只是从大原中流出来,模样似恁地,不是真有为之赋予者,那得个人在上面分付这个!”(《朱子语类》卷四)
之所以提出“命”的概念,乃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向上寻源的一种看法。因而自天而言,它是自然,自人而言,它是必然。命非人之所能为,非人力之所可致。由于朱熹以理、气两个基本要素作为自然的本质,因而“命”所承当就有理、气两方面,理是恒常的,气是变化的。自然之造化,表现为“二气五行,交感万变”的过程。这种气化过程是有理在其中主宰的。
朱熹说:
“命,谓天之付与,所谓天令之谓命也。然命有两般:有以气言者,厚薄清浊之禀不同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则为仁义礼智之性,……二者皆天所付与,故皆曰命。”(同上,卷六一)
在朱熹看来,人之所以生,是理与气合的结晶,而理与气皆是自然,“凡人之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故发而为孝弟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同上,卷四)。
关于人类发生说,有创世说(在西方是上帝创世说,在中国有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有气化论(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气化论),有进化论(此由达尔文所创立)。朱熹关于人类发生的思想属于气化论或自然生化论。它避免了创世说,没有任何宗教的色彩。但他也没有生物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思想。在他看来,气化流行,在天而言,皆是一般,而流行所及,随所值不同,而有人、物良莠之不齐。人与物虽然也有高级与低级(精粗)的分别,但那是由禀气的正通、偏塞所致。朱熹说:
“二气五行,交感万变,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同上)
何以证明人得正通之气,物得偏塞之气呢? 朱熹说:“人头圆像天,足方像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头)横生,草木头向下,尾反在上。物物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鸟之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所争者此耳。”(同上)
天圆在上,地方在下(科学已经证明,地并不是方的),人的头、足与之相应,因则总“得气之正且通者”,动物头横生,草木头向下,与天地不相应,因而说“得其气偏且塞者”,这种说法是在对人与动、植物的形体现象归纳得出的,现在实验科学还不能证实头在上对于人脑发达有何种意义。
我们似不宜轻易断言此说原始、幼稚。从哲学的意义来看,此说强调气是有生命力的,是可以自己创生万物的,人虽有精神性的品格,但也是一种物质存在。人与万物有一个共同的本原,即都是气化或自然生化的产物,这种思想还是有其价值的。
就人的品类而论,人有智愚贤否的区别,乃由禀气昏明清浊所致,“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故上知生知之资,是气清明纯粹,而无一毫昏浊,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学而能,如尧舜是也;其次则亚于生知,必学而后知,必行而后至;又其次者,资禀既偏,又有所蔽,须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后方能及亚于生知者,及进而不已,则成功一也”(同上)。朱熹承认人天赋的不同,但并不认为一成不变,天赋差的人通过“进而不已”的工夫,可以变化气质,赶上天赋好的人。这里,朱熹虽也在讲命,但也强调了人力的作用。
人又有贫富贵贱、夭寿祸福之不同,乃由所禀之气厚薄、长短、高低所致,禀气厚者富,禀气高者贵,禀气长者寿,而贫、贱、夭者所禀之气则相反。朱熹说:
“有人禀得气厚者则福厚,气薄者则福薄;禀得气之英华则富盛,衰飒者则卑贱;气长者则寿,气短者则夭折。此当然之理。”(同上)
孔子禀气清明,所以得做圣人,然又“禀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贫贱”(同上)。颜子又不如孔子,“又禀得短底,所以又夭”。秦将白起在长平曾坑杀赵卒四十万,这四十万人是否都是命中注定如此呢? 在朱熹看来,“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着,便是命”(同上)。朱熹以为,人之贫富贵贱、寿夭祸福,当有生之初,禀气已定,“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同上)。这就是“命分”,自己着力不得,因而不必去有意求富邀福。在这方面,理学家一般都持消极的态度。
至于所禀之理,人、物都是一般,只是物禀气偏,此理塞而无所知,而人禀气昏浊者,蔽此理而发用不出。朱子对学者所提出的教导在于,在富贵利达方面,不去用心追求,在希圣希贤方面,加进学之功,变化气质,体认并发用天所赋予的仁义礼智之理。这是理学的基本观点,理学的心性学说以“天命”作为源头,所示的道理也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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