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各派都声称自家学说接续了道统。道统既然要由孟子那里接续,所以理学家都是尊孟的。由此可以看出宋、明儒学与汉、唐儒学之不同。汉、唐儒者往往尊尚荀学,而冷落孟学,宋、明儒者则冷落荀子,抬高孟子的地位。因而荀学中的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性恶、礼伪诸说皆见摈于理学,而孟子的天人合一、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义利之辨等思想却普遍为理学家所认同。总之,理学各派都是以思、孟一系儒学为主,并以各自方式融会佛、老心性理论形成的。这种理论来源及其结合方式内在地决定了理学的思想特点。
        社会在其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阶级的分化,贵贱贫富的悬殊差别,在任何时代都会造成人们心理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在“士”这样的知识阶层中表现尤为敏感和突出。古代所谓“士”,本都是政治舞台上的竞逐者,而在许多时候,仕途险恶、世态炎凉、人情反复、命运无常,造成知识阶层的精神痛苦,所谓“人生识字忧烦始”,这种时候,知识阶层的思想中出现价值观念的危机,他们经常反省:人的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怎样才能得到安宁? 应该说,这种精神上的病态是极为普遍的,由此而有“安身立命”的哲学需求。从这种意义说,佛教、道教、儒学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所不同的是儒学回避了宗教神学的迷信路线,采取了伦理道德的理性路线。儒学所采取的是一种入世的态度,不是佛、道那种出世的态度。出世毕竟不是人生的康庄大路。
        理学继承孔孟儒学的传统,在宗教神学与世俗功利之学之间取一中道,高扬儒家的道德精神,把它作为一种宇宙精神、一种信仰对象来看待。
        理学是一种信仰,但不是宗教。宗教往往有进入另一美好世界(天堂、仙境、极乐世界等)的引诱和许诺,而理学却没有。那么理学靠什么建立起信仰的呢?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们似乎可以肯定,人们的精神本性,有一种使自我提高向上的企求。人在未涉世俗的青少年时期,这种企求往往表现为对英雄伟人的崇拜和向往。可是一进入世俗社会,这种精神向上的企求,便会被现实的物质欲求所缠缚和消磨。当从前的美好幻想破灭的时候,他的心灵上或许会掠过一丝丝的悲哀,但很快又被现实的困苦、忧烦所掩埋。然而人们希求精神解脱的愿望并没有泯灭,宗教便是利用这种心理对人们加以引导的。
        理学继承了儒学的传统,它对人们的引导采取了另外的形式,它不像一般宗教那样去渲染现实的困苦和忧烦,而是倡导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
        理学是一种“学圣人”的思想运动。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一般的英雄、伟人并不在话下,最崇高的是圣人。圣人是道德与智慧的最完美的典型。在汉代,圣人曾被说成是“前知千岁,后知万世”,“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神人。理学家则认为,圣人也是人,提出“学以至圣人”,要自己和别人按照圣人的榜样去塑造自我。理学家以“圣人”为学习的目标,因而在精神上不懈地努力,以完善自己的道德品格。而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则有赖于对道德本身的信仰,因此理学家全部理论都集中在为儒家伦理学说安置一个崇高至上的道德本体——天理或良知。海阔天空,鸟飞鱼跃,四时佳兴,人伦日用,使人时时处处感觉到天理流行、良知萌露,处处感到自己与“道”同在。这是一种既现实而又超现实的精神境界,理学家浸润其中,自得其乐。
        理学家对于“道”的笃诚追求,是理学的生命力所在。从理学的创始者那里,我们可以体验到他们的人格理想的感召力。以周敦颐为例,他砥修廉隅的品格,“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胸襟洒落,如光风霁月”的气象,本身就是一首诗。这种境界,就像人由污浊的名利场中,突然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沐浴着春风清泉,荡涤尽一切忧愁、烦恼,洒洒落落,使人感到一种人性的复归,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价值。理学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系统,但却是一个贯彻一切的道德价值体系,因而理学家体认世界、人生的思想境界就体现在人伦日用的生活实践之中。
        理学高扬儒家的道德精神,在回应佛、老思想挑战方面算是成功的。但由于其理论来源的先天缺陷,它也埋伏了导致自身衰亡的因子。
        理学的信仰既然建立在道德本体之上,那道德本体一旦被怀疑,便有可能动摇理学的理论根据。例如朱熹的“性即理”说,竟然经不住一个年轻门人——甘节的直率提问:
        “问:何以验得性中有仁义礼智信? 先生怒曰:观公状貌不离乎婴孩,高谈每及于性命? 与众人曰:他只管来这里摸这性,性若去捕捉他,则愈远。理本实有条理。五常之体,不可得而测度,其用则为五教,孝于亲,忠于君。又曰:必有本,如恻隐之类,知其自仁中发;事得其宜,知其自义中出;恭敬,知其自礼中出;是是非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实有此四者。眼前,无非性,且于分明处作工夫。又曰:体不可得而见,且于用上著工夫,则体在其中。次夜曰:吉甫昨晚问要见性中仁义礼智,无故不解发恻隐之类出来,有仁义礼智,故有恻隐之类。”(《朱子语类》卷一一五)
        “何以验得性中有仁义礼智信?”甘节一问,捅到了孟学以及理学的要害,朱熹始则恼怒,继之说而又说。他所解释的不外这样一个意思:性体不可得而见,人们可以由恻隐之心的发明推知心本有仁之理。这样的回答显然是无力的。这个疑问仍然存在。
        理学要人提升道德品格,直至达于圣人的境地。而要提升道德品格,就要排除功利之心。所以理学始终与功利主义相对立。理学是一种道德至上论。就此而论,可以说它继承了孔孟的“道统”。孔、孟生当春秋战国争乱之世,他们是极富悲悯情怀的伟大思想家,他们反对以“力”把持天下,以战争解决问题,主张“礼让为国”,建立“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社会和谐秩序。这是一种极富远见的人类生存智慧。但在当时,弱肉强食,许多弱小国家亡国在即,孔、孟的道德说教被看作迂腐之谈。孔、孟重视“德”化,对于“力”则过于忽视。理学家也有同样的倾向,两宋、明朝之亡,真正原因未必在于理学,但理学家临事无能为力,儒家学者不能不为此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