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曾说:“学者学圣人,存天理而灭人欲。”这也许是对理学宗旨最为扼要、明确的概括。理学开创者多是道德理想主义者,“存天理,灭人欲”作为高尚、纯粹的道德境界被加以提倡,由于它在人心中唤起了道德的崇高感,所以几个世纪以来成为学人奉行的信条。但人毕竟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有情有欲的人,这个问题所经常使人感到尴尬、困惑的,就是它造成了人格的二重化,一方面他会自欺欺人宣布自己是圣人之徒,一方面他为自己克制不尽的情欲而自愧。甚焉者即成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假道学”。在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高调门行世之时,那种在理论上哪怕是少许肯定“人欲”的思想,都不会被人理睬;而当世风日下、社会相蒙相欺、无所不伪的时候,“存天理,灭人欲”的提法则成为人们普通讥讽嘲笑的口实,决不再有崇高的意义。
        当初孔子提出“三人行,必有吾师”,充满生活哲理,并且易学易行,不难达到。理学家提出“学以至圣人”,对于自我道德完善是可以的。而用它来指导社会生活,这个标准就太高、太脱离实际了。当理学走入历史的死胡同时,一些儒者提出回到原始儒家,着眼于那些切实可行的主张,以求从中获得新的生机,顾炎武、颜李学派诸人就属于这一类儒家的学者。
        近代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传入,理学相形见绌。从科学思想而言,张载、朱熹的著作中虽然也有探讨自然界奥秘的精彩思想,但与西方近代实验科学相比,在总体上是落伍的。况且,长期以来理学家的经注成为官方考试的必修科目,学者相对缺乏研究自然科学的兴趣。科学实证精神的提倡,抛弃了理学的心性思辨,理学的道德本体也被视为虚妄不实。从民主思想而言,由于社会的发展,理学所提倡的君臣、父子、夫妻的人伦关系、道德规范因为包含有过多的压迫意味,不合于平等、自由、民主的现代理性而受到冲击。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在这一个回合的思想交战中,理学体系确定无疑被打败了。
        但是现代社会是否仅以科学、民主为标志? 科学、民主并不能解决心性道德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如果中华民族要建立现代社会的心性道德理论,我们首先到哪里去撷取思想资料? 十分明显,从社会现实出发,有选择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变通和调整那些不相适应的内容,使之合于现代理性,是现代哲学工作者一个非常迫切而艰巨的任务,而它的基础工作首先就是对传统思想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而这正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