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南戏留下来的三本是比较粗糙、朴素的,为书会中人所编。在南宋时期,有最早的南戏《赵贞女蔡二郎》,而文人改编南戏剧本,以成为南曲传奇典范之作的,则始于元末明初高明(则诚)的《琵琶记》。它因之为传奇之祖,它是一部文学杰作,与《西厢记》齐名。
        高明,字则诚,浙江瑞安人。瑞安属温州府,正是南戏发源之地。大概他小时候即熟悉本地所流行的南戏剧本。高则诚有文才,元顺帝至正五年中进士第(1345年)。(不过此年因科场舞弊案,中进士的曾一度被革。)曾任处州录事,有能声。监郡马僧家奴贪残,明委曲调护,民赖以安。去任,民立碑,青田刘基为文记之。后又任江浙行省丞相掾。方国珍抗元时,元政府因其熟悉浙东沿海情况,改调浙东阃幕都事。后因与元人政见不合,又转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和庆元路(今浙江)推官等职。至正十六年(1356),方国珍据庆元起义,欲聘而致之幕下,不赴。元亡时,避乱于鄞县(今浙江宁波)栎社镇。寓沈氏楼,隐居数年,专攻词曲,作《琵琶记》。明太祖朱元璋慕其才名,颇想起用他,他以年老多病为由,辞不赴召。后卒于宁海。据赵景深《明清传奇》作者概略介绍,卒年七十余。所著有《柔克斋诗集》,今佚,有辑本,只存诗数十首。高明的朋友不多,惟刘基与之有诗酬答。其生卒年无考。假定他中进士时约年三十,而卒年七十余,则约1315—1390,卒于洪武二十八年左右。但年七十余之说,不知赵景深何所据,如卒于洪武中,则不过年六十余耳。
        徐文长《南词叙录》录宋元旧篇有《闵子骞单衣记》,其下题高则诚作。此下二种为《蔡伯喈琵琶记》与《王俊民休书记》,未题撰人名,或同为高作而省题者。《琵琶记》为高则诚作,则世所知。而《闵子骞单衣记》与《王俊民休书记》则已佚(王俊民即王魁,见《南词叙录》《王魁》本下注)。
        《南词叙录》云:
        永嘉高经历明,避乱四明之栎社。(愤中郎)(原缺)之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相传则诚坐卧一小楼,三年而后成。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尝夜坐自歌,二烛忽合而为一,交辉久之乃解。好事者以其妙感鬼神,为创瑞光楼旌之。我高皇帝即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既而曰:“惜哉!以宫锦而制鞋也!”由是日令优人进演。寻患其不可入弦索,命教坊奉銮史忠计之。色长刘杲者,遂撰腔以献,南曲北调,可于筝琶被之,然终柔缓散戾,不若北之铿锵入耳也。
        高氏为元末明初人,其作《琵琶记》当在元末,并以此出名。朱元璋喜欢南戏,很推崇《琵琶记》。此剧晚年定稿当在明初。高明曾出仕于元末,正当农民大起义的时代。他在政治上因不满元末政治黑暗,与权贵斗争而被抑置下僚。同时也没有积极参加农民起义,看到方国珍等成就不大,故而怀抱消极,避世隐居,从事文学创作。他所以不受朱元璋之聘,以老病辞,可能也看到了朱元璋为人猜忌残酷的一面。他有苟安于乱世、明哲保身的思想,在《琵琶记》中也反映了他淡泊功名富贵的处世态度。
        《琵琶记》所以如此成功,一方面由于高明的文艺天才,一方面由于这一故事源于民间,早已为人民大众所传诵。
        《琵琶记》故事来源很古。南宋初期,盲词文学中即有蔡中郎故事,陆游诗可证:“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诗作于十二世纪末年。早期南戏有《赵贞女蔡二郎》戏文,剧中蔡中郎因弃其糟糠之妻为天雷劈死。《南词叙录》于该剧目下注云:“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此蔡二郎必非蔡邕,但以蔡邕为中郎将有名于史而误。历史上蔡邕为一大文人,且以孝著名,并无此类无耻行为。民间所传,污辱先贤,引起文人的不平,所以陆游有慨叹之句,徐渭以为里巷妄作。
        此民间故事,似系出于唐人笔记实事。《玉泉子》载,邓敞孤寒不中第,已婚于李氏,而牛僧孺之子牛蔚与之善,以其妹嫁之,遂藉其力以登第。牛氏至邓家,知已有妻,且有二女,牛氏隐忍,乃与李氏共处。又《小浮梅闲话》及《坚瓠集》则引唐人小说,谓唐有蔡节度者,微时与牛相国僧孺之子繁同学,寻同举进士。繁才蔡生欲以女弟妻蔡,蔡已有妻赵氏,力辞不得。既而牛能将顺于赵,赵亦无妨于牛。东嘉感其事而作书云云。此谓唐人小说乃不知何据。从《玉泉子》,则邓而非蔡。民间传闻,多所改易矣。
        此外,亦有以《琵琶记》为讽刺王四(赘于不花太师家,元人呼牛为“不花”)的,或以为是王安石女婿蔡卞的故事。此难确信。要之,民间创造一典型故事,而附会到蔡邕身上。
        此民间故事,反映唐宋知识分子,得第以后另娶而弃其旧妻。正如临江驿故事、王魁故事等。南戏首为《蔡二郎》、《王魁》二剧,即为鞭挞此类负义之夫而作。反映知识分子之前后变节,判若二人。王魁之受鬼报,蔡二郎之受雷劈,结局相同。人民的爱憎分明,此皆诅咒爬上统治阶级的才子,而为受欺侮之女性泄愤者。反之如《破窑记》、《荆钗记》则为歌颂男女爱情之坚贞者。
        在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中,蔡二郎为一反面人物,赵贞女则是正面人物。高则诚根据民间剧本成《琵琶记》,把蔡伯喈亦写为一正面人物,改“三不孝”为“三不从”。所以如此处理之动机有二:(1)为蔡伯喈辨诬。蔡邕为历史上有名文人,本无此恶行,却被谤千载。为之辨白,以纠正民间故事的误会。这样对待历史人物比较公允。(2)为知识分子辩护。因高则诚亦为进士出身之人物,同情于知识分子之故。改变悲剧之性质,说明蔡邕之不得已,本是一个孝子,乃为其严父所逼而上京赴考。又为君、相所逼,辞官、辞婚皆不可,强入赘于牛府。郁郁不乐,内心痛苦万分,故为“三不从琵琶记”。“三不从”,即欲不赴试,其父不从;辞官,君不从;辞婚,相不从。高则诚在剧本里充分发抒了知识分子的苦闷矛盾心理。
        原本南戏,今已不传。其思想性是惩责负义之夫贪恋富贵荣华、灭妻再娶的重婚之罪,暴露统治阶级的腐朽。此本《琵琶记》虽为知识分子辩护,仍然不失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它的进步意义在于反功名富贵,暴露统治阶级如何笼络知识分子,而陷他们于不孝不义的境地。知识分子一应朝廷考试以后,即身不由己,违其初衷。蔡邕在牛相府中,自身一无快乐幸福可言,同时受尽人民的唾骂(剧中以张广才代表人民的感情),成为不孝不义的人物。
        《琵琶记》的主题思想是反功名富贵,指出一个人的真正幸福是在于能够享受天伦之乐。即与父母妻子团聚过平凡的生活是最好的,不要去求官,不要去做富贵人家的女婿。这在封建社会里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蔡伯喈的父母,一味要自己的儿子出去求名,光耀祖宗。结果儿子中了状元,变成宰相的女婿,他们两人却在家乡挨饿死了。第三十八出《张公遇使》张广才对着坟墓说:“老员外、老安人,你孩儿做了官,如今差人来取你到京,同享富贵。你去也不去?(唱)叫他不应魂何在?空教我珠泪盈腮。”这不是无情的讽刺,乃是充满着热情的、沉痛的,点化痴顽。至于蔡邕,在全剧里是个悲剧式的人物。他被逼迫入赘牛相府以后,尽管吃的穿的,都是珍贵的东西,尽管有美人陪伴,仆婢侍候,却非常痛苦。重婚富家,貌合神离,心里总是想着他的父母、糟糠之妻。在十六出《丹陛陈情》、二十二出《琴诉荷池》、二十四出《宦邸忧思》、二十八出《中秋望月》、三十出《询衷情》、三十七出《书馆悲逢》中,深刻地描写他的内心矛盾、冲突与苦闷。最后四十一出《风木余恨》,极为悲凉。这种心境是真实的,并非虚假。所以《琵琶记》能感动人心。作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够了解知识分子的心理,故而刻划更其深刻。蔡伯喈这个形象,同赵五娘、张太公一样,都是很成功的创造。
        《琵琶记》是一个悲剧,原本南戏矛盾存在于夫妻之间,即知识分子转向统治阶级,压迫人民。赵五娘有强烈的斗争性。高氏的改编,夫妻之间并无矛盾。矛盾存在于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之间,即蔡邕受君、相的压迫。虽然因为牛氏的特殊贤惠(非必然的、偶然的),最后得到团圆结果,但是父母已经死亡,风木余恨,无可补偿。全剧应该看成悲剧。
        《琵琶记》第一出叙剧情概要(家门)时,批评向来传奇,谓“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而他自己这部书是“只看子孝共妻贤。正是: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又以“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标目。在封建社会里,这部传奇是有益于伦常礼教的。因此明太祖比之于五经四书,认为富贵人家不可缺。而毛纶(声山)以之比于《西厢记》,谓《西厢》是风,《琵琶》是雅。《西厢》为第六才子书,《琵琶》是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主题思想,照作者所说是以有关风化、颂扬子孝妻贤为宗旨。其实这不过是传奇开端,表示此本不同于其他传奇(如佳人才子之类)之处。《琵琶记》有封建思想,宣传封建道德观念,不过我们要区分剧中所宣扬的孝道,不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所要求的终于事君的孝道,而是不忘本、菽水承欢的孝道。它批评了蔡伯喈父亲的“大孝”思想,也批判了蔡伯喈“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行为。可见作者反对追逐功名富贵,主张骨肉间的团聚。他提出“人爵不如天爵”的思想,是不利于统治阶级的隐居避世的思想。朱元璋喜欢《琵琶记》,有人据此而否定此剧。这不太合理。朱元璋可能喜欢南戏,且《琵琶记》宣传忠孝,合乎他的思想,但是此剧究竟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思想,还是宣扬人民的思想,是值得研究的。全剧主要并不是宣扬封建的忠孝,而是歌颂了人民的感情。其实,剧中的“忠”是空的。蔡伯喈的矛盾也是和封建的“忠”的矛盾。《琵琶记》把人的感情放在第一位,反对残贼人类真挚感情的封建思想、封建制度。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只有“孝”才足以反抗“忠”,这连统治阶级也无法否认。而且,《琵琶记》的团圆并非喜剧,仍是悲剧。剧中的牛氏是概念式的人物。《两贤相遘》一出及赵五娘题诗、牛氏帮助她与伯喈重逢是作者的理想主义,牛氏非真实人物。整个剧本表现了人民与封建统治者争取知识分子的矛盾,而人民方面胜利了,知识分子厌恶朝廷,最后散发归林。这是高则诚思想进步的地方。此类思想以后深刻地贯穿在《儒林外史》中(如王冕这一形象)。
        虽然《琵琶记》作者在开始时揭出歌颂妻贤子孝、有关风化的一个大题目,但并不局限于描写家庭问题。整个剧本的内容是丰富的,剖示出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触及的社会生活面很广。例如描写陈留郡的灾荒。在《义仓赈济》一出中,写社长里正中饱剥削、公开抢劫、欺压妇女的行为,为当时社会的写照。全剧运用了对比手法,这一方面使生旦换唱,可以省力,是一种妥善的安排;另一方面确乎展现了两个不同的环境,一幅是人民遭受苦难的画面,一幅是富贵人家的享乐生活。具体地说:第十七出是赵五娘请求救济而被劫去粮食的一幕;第十八、十九出是蔡伯喈新婚入赘牛府的场面。接着第二十、二十一出,是赵五娘勉食姑嫜与糟糠自餍,她的婆婆饿死的场面;而二十二出《琴诉荷池》,是蔡伯喈牛氏在牛府暑天赏荷的情景。第二十五出赵五娘祝发买葬,二十七出感格坟成;第二十八出是中秋望月。第二十九出是乞丐寻夫;第三十出是询衷情。一幕是蔡家情况,一幕是牛府情况。两相对比,越显得赵五娘的贤惠,蔡伯喈的不孝和他在牛府中的心绪不安。是统治阶级剥夺了蔡家一家人的自由幸福的生活。剧本写出封建社会中的矛盾,与蔡伯喈的矛盾心理相结合,是比较深刻的。
        赵五娘是劳动人民的形象。《糟糠自餍》写她在荒年给公婆吃饭,自己吃糠,有“奴须是你孩儿的糟糠妻室”之句。“糟糠之妻”是成语。《后汉书·宋弘传》:“帝(光武帝)欲以姊湖阳公主(新寡)妻之。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糟糠之妻谓同吃苦之妻。此出把它形象化,并用糠和米比喻她和伯喈:
        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
        相传高明作《琵琶记》,坐楼上,填词至此句,案上两烛光交融为一。谓其苦心作曲,得神来之笔。因名其楼曰瑞光楼。作者把这一女性写得那样善良、动人,那样理想,强调糟糠之妻不应抛弃,贫贱夫妻有真感情,这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以赵五娘的苦心侍奉姑舅,暗地吃糠,她的姑舅,起初还疑心她偷吃好东西。足见封建家庭中做媳妇的苦楚。她的诚心,终于感动公婆,而婆婆却因饥饿无力,又受感动,精神过受刺激而死。公公到此时懊悔把儿子送帝都,自怨自艾,皆极切合人情。这一出有剧情,极为悲苦。赵五娘照顾老人,有人道主义精神。她的尽孝道,不能说都是封建的说教。
        《琵琶记》的艺术性,首先在于它的结构布局,贫富生活的对比。作为一部长本传奇,第一出写蔡氏一家称庆,第二出即出牛氏,遥遥对照,以后也是牛府的富贵生活与陈留郡的灾荒现实相对比。一面是灾荒、抢粮、吃糠,父母的死亡,赵氏的剪发、筑坟。一面是赏荷、中秋赏月。一幕一幕,互相对照,具体地展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境况。不但悲苦的场面使人落泪,就是富贵享受的场面也使人流泪。这种对比,极富戏剧效果。这是作者发展了南戏的传统并有自己的独创。
        《琵琶记》的词章,以二十一出《糟糠自餍》、二十五出《祝发买葬》、二十九出《乞丐寻夫》(俗称《描容上路》)、三十八出《张公遇使》、二十二出《琴诉荷池》、二十四出《宦邸忧思》及二十八出《中秋赏月》为佳。前四出文章白描有力,后三出则用词藻点染,华丽。从全剧来看,除这三出以外,基本风格是朴素有力,不华丽。而描写蔡家方面,比之牛府方面更为深入逼真。此因高则诚个人生活经验,是生长于小城市、多做地方官吏、遭逢乱世、多见民生疾苦之故,也由于原本民间文艺中的南戏剧本,在这方面尤富于人民性。除前所讲的吃糠一段的神来之笔外,《描容上路》中有〔三仙桥〕两支曲子亦最佳。文词朴素动人,如人心肺中流出:
        〔三仙桥〕……苦要描,描不就,暗想象,教我未描先泪流。描不出他苦心头;描不出他饥症候;描不出他望孩儿的睁睁两眸。只画得他发飕飕,和那衣衫敝垢。休休,若画做好容颜,须不是赵五娘的姑舅。
        〔前腔〕我待要画他个庞儿带厚。他可又饥荒消瘦。我待要画他个庞儿展舒,他自来长恁面皱……这真容呵,便做他孩儿收,也认不得是当初父母。休休,纵认不得是蔡伯喈当初爹娘,须认得是赵五娘近日来的姑舅。
        《琵琶记》虽不寻宫数调,所用歌曲系南曲,在一折中有重用前腔者,而四十二出各出间所用曲调不重复。是南曲中的典范之作。明代南曲作家往往以此剧为范本,采用其曲调及场面布置方法。
        总之,高明的《琵琶记》是成功的。作者吸取民间文艺的素材,大大提高了它的文艺价值,其成就是:
        1.保存了民间文艺的优秀部分,加工创造了为人民所热爱的赵五娘、张广才的形象;
        2.创造出蔡伯喈那样一个具有复杂矛盾性格的典型形象,这一形象是很真实的。陈世美是一种典型,王十朋是一种典型,蔡伯喈是另一种典型,是具有二重性格的悲剧形象;
        3.运用场面变换的技巧,以牛府的富贵生活与蔡家的苦难生活作强烈的对照,深刻暴露阶级矛盾。有杜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意义,是现实义的;
        4.作者运用文学语言的工夫很深,全剧极富抒情性。
        《琵琶记》的价值在四大传奇之上。它的生命最长,至今昆曲、川剧及其他地方戏中保存的零出极多。计有(下括号内所标为原剧各出序号):《称庆》(2)、《规奴》(3)、《南浦嘱别》(5)、《杏园》(10)、《辞朝》(16)、《请郎花烛》(19)、《吃糠》(21)、《赏荷》(22)、《思乡》(24)、《剪发》(25)、《赏秋》(28)、《描容》(29)、《盘夫》(30)、《谏父》(31)、《弥陀寺》(34)、《书馆》(37)、《扫松》(38)。近二十出。全书四十二出,今传唱者尚有一半。在传奇中为选唱最多者(参看《缀白裘》),惟《长生殿》足以比拟,《牡丹亭》、《桃花扇》皆不如。昆曲中今唱原文。至今湘剧及其他地方戏中亦有全本,惟词句部分采用高明原文,部分再通俗化。
        高明尚有《闵子骞单衣记》,今佚,亦是一个宣扬孝道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