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

天时不如地利^①，地利不如人和^②。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③;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④，战必胜矣。

〔注〕　① 天时： 一般指时令、气候，但这里偏指时日干支、阴阳五行、孤虚旺相之类是否对作战有利。地利： 指城高池深、山川险要等对攻守有利的地理形势。　② 人和： 指内部团结一心及人心所向等。　③ 畔：通“叛”，背叛。　④ 君子： 指推行仁政的明君。有不战： 意指不应或不必用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时就不用战争。

这篇短文选自《孟子·公孙丑下》，观点正确鲜明，论证严密有力，无论思想内容或说理方法，都值得肯定和借鉴。

文章的主旨十分明确，即高度强调“人和”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就是阐明了战争的胜败，主要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又取决于统治者是否“得道”(即能不能推行仁政)。孟子的这个结论，和他一贯宣传的“民为贵，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下》)，“得其民斯得天下，得其心斯得民”(《离娄上》)，“与百姓同乐则王”(《梁惠王下》)的主张是一致的，也是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孟子的这个认识，正是总结了人们的认识经验和历史教训而获得的，因而是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的。不过，孟子处在列强纷争，崇尚武力，蔑视仁政的动乱时代，他的主张是无法实现的。

从写作上看，作者确有匠心独运之处。文章一开头就用两个层递句把天时、地利、人和排列在一起，以两个“不如”加以比较，说明了三者的关系，突出了“人和”的重要性。这不但显得论点十分明确，而且以此统率全篇，决定了全篇的布局。

接着，分两个方面进行对比论证。二、三两个自然段是第一方面，它用实际战争结果来证明，属于事实论证部分。先证明“天时不如地利”，是宾;再证明“地利不如人和”，是主。在证明“地利不如人和”时，连用了四个并列排比句，每句又用双重否定的句式，极写“地利”方面的优越条件，为下文蓄势;一句“委而去之”(这里省去了主语“守土的人民”)，用语极其冷峻，表明了上述一切优越条件毫无用处，这就充分突出了“人和”的无比重要。这里有一桩非常典型的历史事例。《左传·闵公二年》载： 卫懿公好鹤，让鹤食禄乘轩，一点也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后来，狄人侵伐卫国，卫懿公正想载鹤出游，闻讯大惊，才考虑征发人民战守。结果人民、士兵都逃避山野，不肯出战御敌，一些被抓回的士兵仍拒绝出战，说： “让鹤去!鹤享有官禄官位，我们哪里能作战?”最后，卫国的国都被占领，懿公被杀，国家几乎灭亡。这不正是“委而去之”的生动体现吗?

在事实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末段再从另一方面，即政治方面来证明，属于道理论证部分。这部分也可分作两层。第一层先用“故曰”来承上启下;然后紧接连用三个并列排比句，以三个“不以”(不能只依靠)进一步强调物质条件的不足恃，从反面说明了“人和”的重要;最后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警策性断语，从而指明了能否获得“人和”的先决条件，在于能否“得道”(推行仁政)。这样，文章就不仅分析了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说，孟子写作本文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此吧。第二层又承上将“多助”与“寡助”的结果作一番鲜明的对比(“天下顺之”与“亲戚叛之”)，从而自然地得出了“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的结论。这个结论，和本文开头提出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 论证的两个方面的安排，孟子也是有用意的。因为第一部分是事实论证，事实胜于雄辩，结果易为人们所知，结论也就容易被人们接受;第二部分是道理论证，这种结果不易被人们看出，因而接受结论也就需要有个思考过程。但是有了事实论证为基础，人们对于道理论证也就易于接受了。所以这种安排论证的方法，是符合从已知到未知、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的。

全文不仅气势充沛，而且章法严密，逻辑性很强，确实不愧是一篇传诵千古的政治短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