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难
凡说之难①,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②,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③。凡说之难: 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④,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⑤,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⑥,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⑦,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⑧,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⑨,则以为多而弃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注释〕 ① 说(shuì): 游说,进说。 ② 知: 通“智”。说之: 指进说君主。 ③ 横失: 即横佚,指进言纵横驰骋,无所顾忌。失,通“佚”。 ④ 知: 通“智”,明智,聪明。 ⑤ 贵人: 此指君主。 ⑥ 强(qiǎng): 勉强。 ⑦ 大人: 指大臣。 ⑧ 细人: 指小人,君主的近侍。 ⑨ 米盐: 指日常琐事,这里形容具体细致。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①,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②,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③;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谪怒之④;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大意无所拂悟⑤,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伊尹为宰⑥,百里奚为虏⑦,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⑧。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⑨。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注释〕 ① 见: 通“现”。此为揭示之义。 ② 内: 通“纳”,进献。 ③ 概: 古代量米麦时刮平斛的器具,引申为压平、压抑。 ④ 谪: 指摘、责备,引申为过失。 ⑤ 悟: 通“忤”,忤逆、违逆。 ⑥ 伊尹: 名挚,商汤的相,据说他曾任商汤的宰,即厨师。 ⑦ 百里奚: 春秋时虞国的大夫,曾为奴隶,后被秦穆公任用为秦国的大夫。 ⑧ 能仕: 智能之士。仕,通“士”。 ⑨ 饰: 通“饬”,修治、端正。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①,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②:“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③,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⑤,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於卫君⑥。卫国之法: 窃驾君车者罪刖⑦。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⑧,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注释〕 ① 郑武公: 春秋初期郑国的君主,名掘突。郑,春秋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省中部,黄河以南。胡: 春秋时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省郾城县西南。 ② 关其思: 人名,郑国大夫。 ③ 宋: 春秋时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 ④ 绕朝: 人名,春秋时秦国的大夫。 ⑤ 为戮于秦: 绕朝曾劝秦康公不要让晋国的大夫士会回晋国,秦康公不听,士会回晋国后用反间计,说绕朝和自己是同谋,因此秦国把绕朝杀了。 ⑥ 弥子瑕: 人名,春秋时卫灵公的宠臣。卫君: 指卫灵公,春秋时卫国的君主,名元。 ⑦ 罪刖: 罪该处以刖刑。刖,古代砍掉脚的刑罚。 ⑧ 婴: 通“撄”,触动。
【鉴赏】 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口才打动对方,说服他人,这就产生了西方古代的雄辩术、中国古代的纵横家言,以及《战国策》中策士们的策论。而西方的雄辩术和中国古代的纵横家言或策士们的策论,都需要自己的机智和口才,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但二者也有不同。
在西方古代,辩论通常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的,辩论的双方是平等的,你要想在辩论中取胜,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在辩论中还必须遵循形式逻辑的公理系统。所以在西方有句名言叫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申辩的权利。中国古代侧重形式逻辑研究的“墨学”早成绝学,名家的名实之辩,则一变为刑名之学,再变为形神之辩,成为“玄学”的一部分。而纵横家及策士的进说,与公开的辩论是大不相同的。首先,它不是在公开场合举行的,多在君主的宫殿或卧榻之侧进行,言者和听者根本就不存在平等关系: 一个是君,一个是民;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客卿;一个是老爷,一个是仆人。主人可以如桓公对轮扁那样说话:“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庄子·天道》)因而中国古代纵横家或策士们的言论,大多用寓言,即采用“主文而谲谏”的形式,以便“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这也影响到了中国古代的诗论。
现代社会流行各种各样的辩论赛,王元化先生在《清园近思录》中曾有感于这一形式,认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先秦时代的孟子,都有辩才。他们比一般辩者更加令人仰慕。因为他们不徒以口才取胜,以气势凌人,而是通过辩论,明辨是非,究明真理。这可以说是辩论中最好的一种……但这些人中的一些诠才小慧之徒,逞其利口,炫人耳口,仅仅是为了以言词挫败敌手,或以游说打动当道者,其人品学品自然不能与上述辩者作同日语。至于还有一些巧言令色的狡黠之辈,就更等而下之了。
王氏的这番话,似乎是对学术上那种逞强好胜、盛气凌人的作风有所不满,更不屑于那种巧言令色者的人品学品,而在提倡一种“躁释矜平”的学术态度。当然这并不是针对中西方古代辩论术与进言术的异同立论的。其实,若论中国古代纵横家或策士言论与西方古代辩论术的差别: 一是前面提到的辩说双方的地位不对等,再者就是辩说的双方缺少真诚待人之意。所以韩非在这篇《说难》中反反复复地讲,进说的困难不在于自己的辩才不能胜任,也非不能纵横古今、风云捭阖,而是难以捉摸到对方的心理——就是说对方缺乏真诚,以至使人难知其真心。君主可能好高名,也可能喜厚利,还可能是内心好利而表面好名。你既不能表现得比他高明,也不能显示对方的过错;你说得太直白,他会认为你愚拙;你说得太细微,他会认为你琐碎;你说得太简略,他会嫌你怯懦;你说得太广博,他会怪你野莽……弄得你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而面对这种情况,进说者也不过为自己的成功着想,哪管什么是非和真理?所谓“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即是说,进言的要领在察言观色,专门投合对方的心意: 你内心阴暗,我就说你阴暗得好,没有黑夜哪来白天?你行为卑污,我偏说你行为高尚;你想炫耀自己的才智,我就说你智慧超过诸葛亮;你嫉妒别人的美貌,我就说西施也不过如此,其实嫫母漂亮;你说鹿是马,我就说凤凰也是鸡……这些卑躬屈膝、迎合人主的行为,和韩非自己一再痛斥的奸臣佞人“谲主便私”、巧言令色的行为,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如此呢?因为进言者当时心中已没有明辨是非的兴趣,更谈不上追求真理的决心,他们不可能与对方坦诚相待,而只可能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 打动君主,获得任用。而且他们还会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古代的圣人伊尹、百里奚为了进言曾甘为厨师和奴隶,这样委曲求全是为了有朝一日“听用而振世”。如果让他们评论布鲁诺、哥白尼为坚持自己学说而遭受烧死的极刑,他们一定会认为这种行为根本就是不知变通。
中国古代纵横家言或策士们的策论与西方古代的辩论术,在辩说双方的地位与态度两方面都存在差别,而这两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辩论双方平等相待,就如市场上的买卖双方,虽然认钱不认人,但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讨价还价来达成交易。如果双方地位不平等,就不好讨价还价了,要么强买强卖,要么互相欺骗,彼此隐瞒真情。这样,或是难谈成生意,或是骗到手之后赶快溜之大吉,以免对方反悔,所以鲁迅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就是骗和瞒的文字。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骗与瞒的论辩或言谈呢?一者当然是要努力建立一个主客双方平等对话的条件和环境。二是如时下中国所推行的诚信教育,教人与人之间多一些真诚。《庄子·渔父》篇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俗话说: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真诚则无坚不摧,何况是在听你言谈的对方呢?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④,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⑤,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⑥,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⑦,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⑧,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⑨,则以为多而弃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注释〕 ① 说(shuì): 游说,进说。 ② 知: 通“智”。说之: 指进说君主。 ③ 横失: 即横佚,指进言纵横驰骋,无所顾忌。失,通“佚”。 ④ 知: 通“智”,明智,聪明。 ⑤ 贵人: 此指君主。 ⑥ 强(qiǎng): 勉强。 ⑦ 大人: 指大臣。 ⑧ 细人: 指小人,君主的近侍。 ⑨ 米盐: 指日常琐事,这里形容具体细致。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①,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②,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③;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谪怒之④;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大意无所拂悟⑤,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伊尹为宰⑥,百里奚为虏⑦,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⑧。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⑨。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注释〕 ① 见: 通“现”。此为揭示之义。 ② 内: 通“纳”,进献。 ③ 概: 古代量米麦时刮平斛的器具,引申为压平、压抑。 ④ 谪: 指摘、责备,引申为过失。 ⑤ 悟: 通“忤”,忤逆、违逆。 ⑥ 伊尹: 名挚,商汤的相,据说他曾任商汤的宰,即厨师。 ⑦ 百里奚: 春秋时虞国的大夫,曾为奴隶,后被秦穆公任用为秦国的大夫。 ⑧ 能仕: 智能之士。仕,通“士”。 ⑨ 饰: 通“饬”,修治、端正。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①,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②:“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③,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⑤,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於卫君⑥。卫国之法: 窃驾君车者罪刖⑦。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⑧,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注释〕 ① 郑武公: 春秋初期郑国的君主,名掘突。郑,春秋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省中部,黄河以南。胡: 春秋时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省郾城县西南。 ② 关其思: 人名,郑国大夫。 ③ 宋: 春秋时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 ④ 绕朝: 人名,春秋时秦国的大夫。 ⑤ 为戮于秦: 绕朝曾劝秦康公不要让晋国的大夫士会回晋国,秦康公不听,士会回晋国后用反间计,说绕朝和自己是同谋,因此秦国把绕朝杀了。 ⑥ 弥子瑕: 人名,春秋时卫灵公的宠臣。卫君: 指卫灵公,春秋时卫国的君主,名元。 ⑦ 罪刖: 罪该处以刖刑。刖,古代砍掉脚的刑罚。 ⑧ 婴: 通“撄”,触动。
【鉴赏】 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口才打动对方,说服他人,这就产生了西方古代的雄辩术、中国古代的纵横家言,以及《战国策》中策士们的策论。而西方的雄辩术和中国古代的纵横家言或策士们的策论,都需要自己的机智和口才,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但二者也有不同。
在西方古代,辩论通常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的,辩论的双方是平等的,你要想在辩论中取胜,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在辩论中还必须遵循形式逻辑的公理系统。所以在西方有句名言叫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申辩的权利。中国古代侧重形式逻辑研究的“墨学”早成绝学,名家的名实之辩,则一变为刑名之学,再变为形神之辩,成为“玄学”的一部分。而纵横家及策士的进说,与公开的辩论是大不相同的。首先,它不是在公开场合举行的,多在君主的宫殿或卧榻之侧进行,言者和听者根本就不存在平等关系: 一个是君,一个是民;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客卿;一个是老爷,一个是仆人。主人可以如桓公对轮扁那样说话:“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庄子·天道》)因而中国古代纵横家或策士们的言论,大多用寓言,即采用“主文而谲谏”的形式,以便“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这也影响到了中国古代的诗论。
现代社会流行各种各样的辩论赛,王元化先生在《清园近思录》中曾有感于这一形式,认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先秦时代的孟子,都有辩才。他们比一般辩者更加令人仰慕。因为他们不徒以口才取胜,以气势凌人,而是通过辩论,明辨是非,究明真理。这可以说是辩论中最好的一种……但这些人中的一些诠才小慧之徒,逞其利口,炫人耳口,仅仅是为了以言词挫败敌手,或以游说打动当道者,其人品学品自然不能与上述辩者作同日语。至于还有一些巧言令色的狡黠之辈,就更等而下之了。
王氏的这番话,似乎是对学术上那种逞强好胜、盛气凌人的作风有所不满,更不屑于那种巧言令色者的人品学品,而在提倡一种“躁释矜平”的学术态度。当然这并不是针对中西方古代辩论术与进言术的异同立论的。其实,若论中国古代纵横家或策士言论与西方古代辩论术的差别: 一是前面提到的辩说双方的地位不对等,再者就是辩说的双方缺少真诚待人之意。所以韩非在这篇《说难》中反反复复地讲,进说的困难不在于自己的辩才不能胜任,也非不能纵横古今、风云捭阖,而是难以捉摸到对方的心理——就是说对方缺乏真诚,以至使人难知其真心。君主可能好高名,也可能喜厚利,还可能是内心好利而表面好名。你既不能表现得比他高明,也不能显示对方的过错;你说得太直白,他会认为你愚拙;你说得太细微,他会认为你琐碎;你说得太简略,他会嫌你怯懦;你说得太广博,他会怪你野莽……弄得你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而面对这种情况,进说者也不过为自己的成功着想,哪管什么是非和真理?所谓“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即是说,进言的要领在察言观色,专门投合对方的心意: 你内心阴暗,我就说你阴暗得好,没有黑夜哪来白天?你行为卑污,我偏说你行为高尚;你想炫耀自己的才智,我就说你智慧超过诸葛亮;你嫉妒别人的美貌,我就说西施也不过如此,其实嫫母漂亮;你说鹿是马,我就说凤凰也是鸡……这些卑躬屈膝、迎合人主的行为,和韩非自己一再痛斥的奸臣佞人“谲主便私”、巧言令色的行为,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如此呢?因为进言者当时心中已没有明辨是非的兴趣,更谈不上追求真理的决心,他们不可能与对方坦诚相待,而只可能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 打动君主,获得任用。而且他们还会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古代的圣人伊尹、百里奚为了进言曾甘为厨师和奴隶,这样委曲求全是为了有朝一日“听用而振世”。如果让他们评论布鲁诺、哥白尼为坚持自己学说而遭受烧死的极刑,他们一定会认为这种行为根本就是不知变通。
中国古代纵横家言或策士们的策论与西方古代的辩论术,在辩说双方的地位与态度两方面都存在差别,而这两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辩论双方平等相待,就如市场上的买卖双方,虽然认钱不认人,但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讨价还价来达成交易。如果双方地位不平等,就不好讨价还价了,要么强买强卖,要么互相欺骗,彼此隐瞒真情。这样,或是难谈成生意,或是骗到手之后赶快溜之大吉,以免对方反悔,所以鲁迅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就是骗和瞒的文字。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骗与瞒的论辩或言谈呢?一者当然是要努力建立一个主客双方平等对话的条件和环境。二是如时下中国所推行的诚信教育,教人与人之间多一些真诚。《庄子·渔父》篇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俗话说: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真诚则无坚不摧,何况是在听你言谈的对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