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
〔主术训〕 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虽在断割之中①,其所不忍之色可见也;智者,虽烦难之事,其不暗之效可见也②。
〔注释〕 ① 断割: 困难的决断,抉择。 ② 暗: 愚昧。
【鉴赏】 此语出自《主术训》。它的意思是说,普遍地爱护各种生物而不爱护人类本身,就不能叫“仁”。“仁”本是儒家所竭力提倡的道德品质之一,《淮南子》作者在这里将之作为君主的重要品质,与“智”一样,都放到“人主之术”的语境下加以阐述。从而,“仁”不仅仅是君子必修的德性之一,也不仅仅是君子必备的道德品质之一,还是君主实现其统御百姓、治理国家的重要政治品格。
在儒家那里,“仁”是重要的道德品格,是属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哲学范畴。而在《主术训》中,“仁”固然也被界定为统治者(“人主”)的道德品格,但是与儒家不同的是,这里的“仁”也是治国者重要的政治品格,是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在《主术训》中,“仁”与“智”一样,是“人主”所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但同时也是“人主”统御民众、治理天下所必备的政治品格。《淮南子》作者认为,君主统御之术尽管强调“智”,但是在对待群臣百官和民众百姓的时候,却还得以“仁”为正道,辅之以“智”术,只有将“仁”与“智”相结合,才可以更好地治国安天下。《主术训》说:“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上以勇力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尽众益也。身材未修,伎艺曲备,而无仁智以为表干,而加之以众美,则益其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与利器。”就人的本性而言,“仁”和“智”最为珍贵和重要。治国者应该将“仁”作为其所具有的根本性的道德品格,并以“智”来实践这种根本性的道德品格。治国者只有将“仁”与“智”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之视为诸道德品格和其他实践能力(“勇力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可以更好地展现出来的基础,这样才能将其自身的所有长处完美体现出来;反之,如果不以“仁”与“智”的有机结合为基础,不以“仁”和“智”为标尺和主干,只是倚仗自身学到的一些雕虫小技,这种粗俗野心之人,是不能让他得到有利的地位,这不利于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儒家将“仁”上升为“道”的层面(即将“仁”视为最高的道德范畴),《淮南子》作者更多地将“仁”落实到“术”的层面,即将“仁”看作是治国者可以实现其统治的重要的道德品质和政治品格。
另外,诚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黄老道家“采儒墨之善”,他们不再像先秦道家那样鲜明地反仁、反智,而是在道家思想的义理体系下吸纳了儒家的仁、智等思想,并作出了道家式的解释。一方面,他们不再像老子一样说着“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老子·十九章》)等极端而又易引起误解的话语,而是看到“仁”、“智”等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将之视为治国者应具有的重要素养,使得道家学说从“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批评声中解脱出来,也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道家“无为而治”政治主张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黄老道家又对“仁”、“智”等概念作了道家式的解释,将之放置到“术”的层面上,这种道家语境下的“仁”、“智”,是道家的“道”具体落实到现实政治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表现,不过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的具体要求和现实手段而已。
〔注释〕 ① 断割: 困难的决断,抉择。 ② 暗: 愚昧。
【鉴赏】 此语出自《主术训》。它的意思是说,普遍地爱护各种生物而不爱护人类本身,就不能叫“仁”。“仁”本是儒家所竭力提倡的道德品质之一,《淮南子》作者在这里将之作为君主的重要品质,与“智”一样,都放到“人主之术”的语境下加以阐述。从而,“仁”不仅仅是君子必修的德性之一,也不仅仅是君子必备的道德品质之一,还是君主实现其统御百姓、治理国家的重要政治品格。
在儒家那里,“仁”是重要的道德品格,是属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哲学范畴。而在《主术训》中,“仁”固然也被界定为统治者(“人主”)的道德品格,但是与儒家不同的是,这里的“仁”也是治国者重要的政治品格,是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在《主术训》中,“仁”与“智”一样,是“人主”所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但同时也是“人主”统御民众、治理天下所必备的政治品格。《淮南子》作者认为,君主统御之术尽管强调“智”,但是在对待群臣百官和民众百姓的时候,却还得以“仁”为正道,辅之以“智”术,只有将“仁”与“智”相结合,才可以更好地治国安天下。《主术训》说:“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上以勇力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尽众益也。身材未修,伎艺曲备,而无仁智以为表干,而加之以众美,则益其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与利器。”就人的本性而言,“仁”和“智”最为珍贵和重要。治国者应该将“仁”作为其所具有的根本性的道德品格,并以“智”来实践这种根本性的道德品格。治国者只有将“仁”与“智”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之视为诸道德品格和其他实践能力(“勇力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可以更好地展现出来的基础,这样才能将其自身的所有长处完美体现出来;反之,如果不以“仁”与“智”的有机结合为基础,不以“仁”和“智”为标尺和主干,只是倚仗自身学到的一些雕虫小技,这种粗俗野心之人,是不能让他得到有利的地位,这不利于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儒家将“仁”上升为“道”的层面(即将“仁”视为最高的道德范畴),《淮南子》作者更多地将“仁”落实到“术”的层面,即将“仁”看作是治国者可以实现其统治的重要的道德品质和政治品格。
另外,诚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黄老道家“采儒墨之善”,他们不再像先秦道家那样鲜明地反仁、反智,而是在道家思想的义理体系下吸纳了儒家的仁、智等思想,并作出了道家式的解释。一方面,他们不再像老子一样说着“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老子·十九章》)等极端而又易引起误解的话语,而是看到“仁”、“智”等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将之视为治国者应具有的重要素养,使得道家学说从“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批评声中解脱出来,也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道家“无为而治”政治主张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黄老道家又对“仁”、“智”等概念作了道家式的解释,将之放置到“术”的层面上,这种道家语境下的“仁”、“智”,是道家的“道”具体落实到现实政治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表现,不过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的具体要求和现实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