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欲亏义,多忧害智,多惧害勇
〔缪称训〕 有义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惧,如饥渴者不可欺以虚器也①。人多欲亏义,多忧害智,多惧害勇。
〔注释〕 ① 虚器: 虚空之器,即没有装东西的空罐子。
【鉴赏】 智、仁、勇是中国古人所认定的“三达德”,也即三种最重要的德性。如《中庸》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智、仁、勇三者是通行天下的三种最重要的德性,人们要践行这三种德性,就必须有一颗追求至善的诚心;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悟与践履这三种德性都应当是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因为只有能够体悟和践履这三种德性,才能够知道如何修身、治人、平天下。可见,古人是把这三种德性视为人生之根本来看待的,确切地了解这三种德性的具体内涵有助于我们体察古人对于人生修养的洞见。
《淮南子》所说的“多欲亏义,多忧害智,多惧害勇”三句话,实际上从“三达德”的反面诠释了“三达德”的内涵,并且提示了我们在践行“三达德”时所应注意的事项。以下我们按照《淮南子》“义”、“智”、“勇”的次序依次论之。
首先,“义”即“仁义”之“义”,指的是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因此与“仁”的内涵基本是相同的。说起仁义,我们往往会与儒家联系起来,孔子教学即以仁义为核心,劝人行善。然而,正如《淮南子》“多欲亏义”所提示的,如果欲望过多,则在行善的过程中便会有所动摇,乃至因个人的私欲而为恶。所以要想做到仁义,就必须首先节制自己的欲望。但是,“欲”作为人的一种自然本能,有时又不是那么好控制的。我们常说,做一件好事容易,要想一辈子都做好事就难了,正是基于这一点而言的。所以孔子从来不轻易以“仁”许人,他曾这样称赞自己最得意的门生颜回:“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由此可见,为仁永远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力行近乎仁”,它要求我们时时事事克除私欲杂念,以善为归宿。
其二,《淮南子》认为对“智”最大的威胁是“忧”。这里的“忧”显然不是忧国忧民的“忧”,为弄清其涵义,我们不妨先来看一则《论语》中相关的材料:“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当叶公向子路询问孔子的为人时,子路没有回答,孔子知道后,便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自评,这里的“忧”显然是指自己个人生活中的各种烦恼,诸如孔子提到的“老之将至”之类。只有做到忘忧,才能专心于学,而“好学近乎智”,所以孔子晚年而喜《周易》,以至于“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而孔子之所以重视“智”,是因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智”是“仁”的保证,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明善。
最后,《淮南子》认为对“勇”最大的威胁是“惧”,这一点应该比较好理解,一个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是谈不上“勇”的。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古人看来,“勇”作为一种德性,必须与“仁”结合在一起。孔子弟子中最有“勇”的学生子路曾问孔子:“君子尚勇乎?”孔子回答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有勇而无仁义只是匹夫之勇,只有见义而勇为,才是真正的勇,所以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
〔注释〕 ① 虚器: 虚空之器,即没有装东西的空罐子。
【鉴赏】 智、仁、勇是中国古人所认定的“三达德”,也即三种最重要的德性。如《中庸》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智、仁、勇三者是通行天下的三种最重要的德性,人们要践行这三种德性,就必须有一颗追求至善的诚心;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悟与践履这三种德性都应当是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因为只有能够体悟和践履这三种德性,才能够知道如何修身、治人、平天下。可见,古人是把这三种德性视为人生之根本来看待的,确切地了解这三种德性的具体内涵有助于我们体察古人对于人生修养的洞见。
《淮南子》所说的“多欲亏义,多忧害智,多惧害勇”三句话,实际上从“三达德”的反面诠释了“三达德”的内涵,并且提示了我们在践行“三达德”时所应注意的事项。以下我们按照《淮南子》“义”、“智”、“勇”的次序依次论之。
首先,“义”即“仁义”之“义”,指的是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因此与“仁”的内涵基本是相同的。说起仁义,我们往往会与儒家联系起来,孔子教学即以仁义为核心,劝人行善。然而,正如《淮南子》“多欲亏义”所提示的,如果欲望过多,则在行善的过程中便会有所动摇,乃至因个人的私欲而为恶。所以要想做到仁义,就必须首先节制自己的欲望。但是,“欲”作为人的一种自然本能,有时又不是那么好控制的。我们常说,做一件好事容易,要想一辈子都做好事就难了,正是基于这一点而言的。所以孔子从来不轻易以“仁”许人,他曾这样称赞自己最得意的门生颜回:“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由此可见,为仁永远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力行近乎仁”,它要求我们时时事事克除私欲杂念,以善为归宿。
其二,《淮南子》认为对“智”最大的威胁是“忧”。这里的“忧”显然不是忧国忧民的“忧”,为弄清其涵义,我们不妨先来看一则《论语》中相关的材料:“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当叶公向子路询问孔子的为人时,子路没有回答,孔子知道后,便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自评,这里的“忧”显然是指自己个人生活中的各种烦恼,诸如孔子提到的“老之将至”之类。只有做到忘忧,才能专心于学,而“好学近乎智”,所以孔子晚年而喜《周易》,以至于“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而孔子之所以重视“智”,是因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智”是“仁”的保证,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明善。
最后,《淮南子》认为对“勇”最大的威胁是“惧”,这一点应该比较好理解,一个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是谈不上“勇”的。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古人看来,“勇”作为一种德性,必须与“仁”结合在一起。孔子弟子中最有“勇”的学生子路曾问孔子:“君子尚勇乎?”孔子回答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有勇而无仁义只是匹夫之勇,只有见义而勇为,才是真正的勇,所以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