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鱼不可与语大,夏虫不可与语寒
〔原道训〕 夫井鱼不可与语大,拘于隘也①;夏虫不可与语寒,笃于时也②;曲士不可与语至道,拘于俗束于教也。
〔注释〕 ① 隘: 狭窄,这里指见识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 ② 笃: 专一、固定,这里有局限的意思。
【鉴赏】 生活在井中的小鱼由于受到环境的局限,我们无法与它们谈论大海;而生活在夏季的虫子由于受到季节的限制,我们无法与它们谈论冬季的严寒。《淮南子》的这则名言源自《庄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其寓意是很明确的,即批评那些坐井观天、见识短浅的人。但我们却绝不可由于其寓意的显明而轻轻放过这两句话,因为《淮南子》由“井鱼”、“夏虫”而喻及“曲士”,并言及“至道”,其意味是很深长的。
“曲士”也即囿于一己之成见的人,而我们反观自身,很多时候又何尝不是《淮南子》所言的“曲士”?这是由于,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当中,势必会受到一定的习俗、教化之陶冶,同时,我们又有自己的智思,并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之牵引;由此,当我们面对各种物事时,就很容易被自己内心所具有的各种一曲之见、乃至私智私欲所束缚,从而使自己陷入外物的无限是非之中而不能自拔。人的这种沉沦,也即庄子所感叹的:“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齐物论》)
因此,《淮南子》对于人们所寄予的期望,乃是从一曲的私智私欲和成心中超拔出来,通达“至道”。关于“至道”,《原道训》已经向我们作了较为精辟的诠释,也即宇宙万物所应当遵循的天然之善道。对人来说,也即应当以一种虚“静”之态度处世,只有如此,才能破除由于一曲之见而产生的种种对待与偏执,进而做到因循物事之情理而行。也只有破除一曲之私,才有可能达至庄子所追求的“至人无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之化境。
然而,生活在当今这个利欲流行、光怪陆离的社会中,人们又怎能不被这种利欲、灯红酒绿之“俗”、之“风习教化”所熏染呢?生活在这样的井(空间的限制)、这样的时代(历史情境的限制)之中,我们又怎能逃脱“曲士”的悲哀呢?大概只有使自己的心灵超越于这样的“俗”与“教”,独与“道”游,才能暂得其逍遥吧?但既然生于这样的时世,又怎能与其完全隔离呢?我们究竟是应当像孔子一样以一种救世的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呢?还是应当像老子一样,只是留下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然后就西出函谷关隐遁于世呢?
上述一连串的问题,也许通过我们一生不断的反思与实践,也不能够得到一个确切的解答。但是,只要我们对于“至道”有所追寻,对于我们的世界与生命有所反思,对于“善”有所执著,我们的生活世界就至少不会像井鱼和夏虫那样狭隘,我们的视野和我们的文化生命就一定会随着时世的延续而不断拓展。
〔注释〕 ① 隘: 狭窄,这里指见识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 ② 笃: 专一、固定,这里有局限的意思。
【鉴赏】 生活在井中的小鱼由于受到环境的局限,我们无法与它们谈论大海;而生活在夏季的虫子由于受到季节的限制,我们无法与它们谈论冬季的严寒。《淮南子》的这则名言源自《庄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其寓意是很明确的,即批评那些坐井观天、见识短浅的人。但我们却绝不可由于其寓意的显明而轻轻放过这两句话,因为《淮南子》由“井鱼”、“夏虫”而喻及“曲士”,并言及“至道”,其意味是很深长的。
“曲士”也即囿于一己之成见的人,而我们反观自身,很多时候又何尝不是《淮南子》所言的“曲士”?这是由于,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当中,势必会受到一定的习俗、教化之陶冶,同时,我们又有自己的智思,并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之牵引;由此,当我们面对各种物事时,就很容易被自己内心所具有的各种一曲之见、乃至私智私欲所束缚,从而使自己陷入外物的无限是非之中而不能自拔。人的这种沉沦,也即庄子所感叹的:“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齐物论》)
因此,《淮南子》对于人们所寄予的期望,乃是从一曲的私智私欲和成心中超拔出来,通达“至道”。关于“至道”,《原道训》已经向我们作了较为精辟的诠释,也即宇宙万物所应当遵循的天然之善道。对人来说,也即应当以一种虚“静”之态度处世,只有如此,才能破除由于一曲之见而产生的种种对待与偏执,进而做到因循物事之情理而行。也只有破除一曲之私,才有可能达至庄子所追求的“至人无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之化境。
然而,生活在当今这个利欲流行、光怪陆离的社会中,人们又怎能不被这种利欲、灯红酒绿之“俗”、之“风习教化”所熏染呢?生活在这样的井(空间的限制)、这样的时代(历史情境的限制)之中,我们又怎能逃脱“曲士”的悲哀呢?大概只有使自己的心灵超越于这样的“俗”与“教”,独与“道”游,才能暂得其逍遥吧?但既然生于这样的时世,又怎能与其完全隔离呢?我们究竟是应当像孔子一样以一种救世的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呢?还是应当像老子一样,只是留下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然后就西出函谷关隐遁于世呢?
上述一连串的问题,也许通过我们一生不断的反思与实践,也不能够得到一个确切的解答。但是,只要我们对于“至道”有所追寻,对于我们的世界与生命有所反思,对于“善”有所执著,我们的生活世界就至少不会像井鱼和夏虫那样狭隘,我们的视野和我们的文化生命就一定会随着时世的延续而不断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