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
〔主术训〕 古者天子听朝①,公卿正谏,博士诵诗②,瞽箴师诵③,庶人传语④,史书其过,宰彻其膳⑤,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⑥,舜立诽谤之木⑦,汤有司直之人⑧,武王立戒慎之鞀⑨,过若豪厘,而既已备之也。夫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尧、舜、禹、汤、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⑩。
〔注释〕 ① 听朝: 天子主持朝廷听政。 ② 博士: 古代教授之官,掌古今史事侍问。博士始置于战国,秦汉因袭。诵: 朗读、朗诵。 ③ 瞽: 乐师。古代以瞽者(眼瞎者)作乐官,所以称乐官(乐师)为“瞽”。箴: 规劝、告诫。师: 乐师、乐官。 ④ 庶人: 春秋时代的劳动者,后泛指一般平民。传语: 有关官吏将庶人平民所议论的内容报告君王,称为“传语”。 ⑤ 宰: 掌管膳食的官员。彻: 通“撤”。 ⑥ 敢谏之鼓: 指设在宫门外的鼓,臣民可击鼓进谏。 ⑦ 诽谤之木: 指设在宫门外的木柱,以供人们书写对朝政的意见。 ⑧ 司直之人: 负责监察的官员。 ⑨ 鞀: 一种有柄的摇鼓。以摇鼓警戒君王言行谨慎。 ⑩ 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 王念孙认为应是“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禹: 王念孙认为“禹”字为衍文。“文”字也是后人所加。《吕氏春秋·自知》作“尧舜汤武”。
【鉴赏】 此语出自《主术训》。它的意思是说,圣主明君对于善事,无论有多小也必定去做;而对于过失,不论多小也要立即改正。《淮南子》作者在这里阐述了统治者自身素质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百姓的安定和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应有之义。
黄老道家学者虽然主张“无为而治”,提倡以“无为”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百姓的安定和谐,但是,“无为而治”并不排斥统治者的作用和意义。他们和儒家学者一样,都强调统治者的圆满人格的重要性。在黄老学者看来,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德,而是直接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休戚相关的。诚如《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主术训》中,《淮南子》作者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上古圣君为例,指出这些圣主明君之所以能够心胸坦荡地称王于天下(“坦然天下而南面焉”),都与他们注重“修身”密切相关。这些圣主明君不仅认真地接受朝廷和社会的常规性监督,还进一步对自身有着更高、更多的要求,如尧专门设置供进谏者敲击的鼓、舜专门树立了供人们书写意见的木柱、汤专门设立了监察官员、武王专门准备了警戒自己谨慎的摇鼓等。
但是,我们在看到黄老道家和儒家学者都强调统治者圆满人格的重要性这一点上的相通之处的同时,也需要注意他们言说的理论语境的不同。黄老道家学者是在如何更好地实行“无为而治”这一语境下思考这一问题的。人总免不了种种私欲,但是作为百姓福祉所系的统治者则不能有过多的私欲,因为统治者过多的私欲会直接影响于国家和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从而无法使整个社会和百姓由“无为”而通达“无不为”。因此,统治者通过这种在“无为而治”原则指导下扬善改过的行为,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约束自己的私欲,清静无事,更好地为百姓谋福祉,使百姓可以在相对自由、宽松的社会氛围下安居乐业,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安定;另一方面可以最大化地整合社会资源,“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群臣百官和百姓的积极性和作用,从而实现国治民安。
〔注释〕 ① 听朝: 天子主持朝廷听政。 ② 博士: 古代教授之官,掌古今史事侍问。博士始置于战国,秦汉因袭。诵: 朗读、朗诵。 ③ 瞽: 乐师。古代以瞽者(眼瞎者)作乐官,所以称乐官(乐师)为“瞽”。箴: 规劝、告诫。师: 乐师、乐官。 ④ 庶人: 春秋时代的劳动者,后泛指一般平民。传语: 有关官吏将庶人平民所议论的内容报告君王,称为“传语”。 ⑤ 宰: 掌管膳食的官员。彻: 通“撤”。 ⑥ 敢谏之鼓: 指设在宫门外的鼓,臣民可击鼓进谏。 ⑦ 诽谤之木: 指设在宫门外的木柱,以供人们书写对朝政的意见。 ⑧ 司直之人: 负责监察的官员。 ⑨ 鞀: 一种有柄的摇鼓。以摇鼓警戒君王言行谨慎。 ⑩ 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 王念孙认为应是“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禹: 王念孙认为“禹”字为衍文。“文”字也是后人所加。《吕氏春秋·自知》作“尧舜汤武”。
【鉴赏】 此语出自《主术训》。它的意思是说,圣主明君对于善事,无论有多小也必定去做;而对于过失,不论多小也要立即改正。《淮南子》作者在这里阐述了统治者自身素质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百姓的安定和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应有之义。
黄老道家学者虽然主张“无为而治”,提倡以“无为”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百姓的安定和谐,但是,“无为而治”并不排斥统治者的作用和意义。他们和儒家学者一样,都强调统治者的圆满人格的重要性。在黄老学者看来,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德,而是直接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休戚相关的。诚如《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主术训》中,《淮南子》作者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上古圣君为例,指出这些圣主明君之所以能够心胸坦荡地称王于天下(“坦然天下而南面焉”),都与他们注重“修身”密切相关。这些圣主明君不仅认真地接受朝廷和社会的常规性监督,还进一步对自身有着更高、更多的要求,如尧专门设置供进谏者敲击的鼓、舜专门树立了供人们书写意见的木柱、汤专门设立了监察官员、武王专门准备了警戒自己谨慎的摇鼓等。
但是,我们在看到黄老道家和儒家学者都强调统治者圆满人格的重要性这一点上的相通之处的同时,也需要注意他们言说的理论语境的不同。黄老道家学者是在如何更好地实行“无为而治”这一语境下思考这一问题的。人总免不了种种私欲,但是作为百姓福祉所系的统治者则不能有过多的私欲,因为统治者过多的私欲会直接影响于国家和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从而无法使整个社会和百姓由“无为”而通达“无不为”。因此,统治者通过这种在“无为而治”原则指导下扬善改过的行为,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约束自己的私欲,清静无事,更好地为百姓谋福祉,使百姓可以在相对自由、宽松的社会氛围下安居乐业,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安定;另一方面可以最大化地整合社会资源,“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群臣百官和百姓的积极性和作用,从而实现国治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