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沃尧

今天，《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不太惹人注目，但清末、民国之初，它却是一部轰动一时、妇孺皆知的流行小说，与《官场现形记》双峰并峙，堪称由旧小说过渡为新小说的桥梁。作者吴趼人，生于豺狼当道的晚清，故以愤世嫉俗之心，痛快淋漓之笔，作嬉笑怒骂之文，力图以小说干预政治，抨击时弊，揭示社会之毒瘤，为社会改革作舆论准备。

吴沃尧(1867—1910)，字趼人，又字茧人，原字小允，别署茧闇，或趼廛，又署迪斋，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故又以“我佛山人”自号。

据其友人李怀霜《吴趼人传》载，作者少为名士，倜傥不羁，有正义感。其父为浙江候补巡检，病故于任所，以后事托乃弟。其弟竟将亡兄宦囊席卷一空。吴趼人只得早早地负起养家的责任来，二十余岁即到上海谋生，曾在江南制造局当抄写员，常为报纸撰小品文。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印行《新小说》，鼓吹“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主张小说为资产阶级改良服务。1903年，吴趼人试作长篇小说，先后在《新小说》上发表了《电术奇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瞎骗奇闻》等。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问世后，声誉鹊起，遂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名噪一时的多产作家。1906年，他与周桂笙合作，创办《月月小说》，先后发表了《痛史》等小说二十余种。晚年所撰的《最近社会龌龊史》(又名《近十年之怪现状》)，世人多视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续篇。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吴趼人小说中最知名之作，开头十数回曾连载于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后因《新小说》停刊而辍笔。1907年至1909年间，作者又续成一○八回，由广智书局厘为四卷，印成单本八册。1935年10月又重加标点印行，此书于章回正文之末，多附有评语。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此书，删去评语。

李怀霜的《吴趼人传》认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低回身世之作”，“根据昭然”，肯定它是一部自传。清末《缺名笔记》也说：“书中影托人名，凡著者亲属知友，则非深悉其身世者莫辨。”也与李怀霜持同一观点。

其实，此书仅带有若干自传的因素，书中所述种种见于官场、洋场、商场的怪现状，虽多是作者所见所闻，但个中人决非全是作者的亲友。如第3回所述一候补道，将夫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好色的制台内室，为其“按摩治病”，以求升官一事，亦见于《官场现形记》。此书末回的评语说：“此回之治丧，为著者生平第一懊恼事……以见此虽小语，顾不尽空中楼阁也。”其中“顾不尽空中楼阁也”一语，深可玩味，它告诉我们：即使取材于作者亲历之事件，亦尚有艺术虚构的成份。总览全书及评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作者徘徊于“生活原型”与“艺术虚构”间的痕迹，此类粘附生活，未能使生活进行美学升华，正是介乎“旧小说”与“新小说”之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特有的风格。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述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的谴责小说时不无微词，但也肯定其“命意在于匡世”。

所谓“匡世”，主要表现在干预政治、抨击时弊。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吴趼人则进一步演绎他的理论：“吾国素无言论自由之说，文字每易贾祸，故忧时愤世之心，不得不托之小说。且托之小说，亦不敢明写其事也，必委曲譬喻，以为寓言，此古人著书之苦况也。”(《说小说》)这苦况也是吴趼人著书的苦况。

正因为如此，所以吴趼人作小说，以期唤醒民众，不得不借“九死一生”之口，描绘清末社会的轮廓：二十年中，“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这些充斥于晚清社会的毒物，其害人的手段虽有攫人、啖人、蚀人之分，但择人而噬的本质则是一样的。其中，最难识别而又危害最甚的，当数魑魅魍魉。吴趼人用此来影射清末官场中的群魔。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描写的领域远比《官场现形记》宽广，它由官场进而触及洋场、商场，而商场、洋场中的“蛇虫鼠蚁”、“豺狼虎豹”也多与官场的“魑魅魍魑”相勾结。小说客观上揭示了晚清社会一切以洋人、官场为中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实质。

小说的特出贡献在于刻划了晚清社会的特殊阶层——官商，这是祸国殃民之蠹。

官商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产物。洋务运动是清政府挽救垂死的封建统治的手段，然而，由腐朽透顶的清朝官员办实业，势必任人唯亲。吴趼人曾在制造局任职，深悉其中黑幕。小说第30回写制造局总办李勉林为了报答仆人背负老太太逃难之恩，将此仆一手提拔为司事师爷，再由下任总办任命他管理船厂。这位老爷上任后，第一件要事是：“传齐了一切工匠、小工、护勇等人，当面分付说：‘今天蒙总办的恩典，做了委员。你们从此要叫我周老爷了，不能再叫我周师爷的了。”周委员既然如此，局中管理工厂的委员，也大都是什么都不懂的货色，有的甚至一个字不识。李勉林是清政府心目中办洋务的干员，制造局“守成”的典范。典范的总办尚且任用自己的仆人为“司事”、“委员”，则其他可知。由这类官员去管理局，管理工厂，企业怎会不被他们管得一团糟!

官商之害，二在于化公为私，贪污糜费。手握重权的官员既将企业视作调剂亲友甚至仆人的肥缺，则身受其惠者及夤缘钻营者，必以公款孝敬上司，百计干禄;同僚之间常串通一气，营私舞弊，甚或内外勾结，盗卖公物。第52回写官办轮船公司汉口分公司的“总理”为了巴结前来视察的督办，以二百五十吊钱物色了一位绝色姑娘，充当督办的“临时如夫人”。为此，总理还为督办布置一所西式陈设的花园洋房，充其藏娇之金屋。当差的为总理送来一百吊钱票，师爷问：“出在甚么帐上?”总理则说：“一百吊钱，杂用帐上随便那一笔带过去就是了。”随后，又出了一会神道;“再去拿一百吊来。这一百吊暂时宕一宕，我再想法子报销。”文中的“宕一宕”和“再想法子报销”数语，确实很传神，只要轮船公司不倒闭，总理就可以把为巴结督办所花去的一切费用如数向公司“报销”，自己不用花一个铜子，而巴结督办得来的好处，则归一人独享：这何乐而不为呢?

总理如此，属员势必上行下效。制造局员无不用皇上家的工料、时间，做了私货来享受或换钱。第29回说：“去年外国新到了一种卷纸烟的机器，小巧得很，卖两块钱一个。”局里的人照样仿制出来，“总有二三千个呢，拿着到处去送人”。三千个私货，照市价算，就是六千块银元。这些私货的工料，自然也是向局里“报销”的。故作者说，诸如切菜刀、劈柴刀、杓子……“总而言之，是铜铁东西，是局里人用的，没有一件不是私货”。一个人做些刀、杓子，当然有限得很;但是合局的人都做起来，积少成多，则是一笔巨款;成年累月，化公为私，数目更是惊人。局中的画图学生赵小云，做了一个精致的小火轮，是长江轮的小样，“机器也极灵动”，可以开倒车、慢车、停车、放汽笛。此船倘有店家制造，“三百两还做不起来呢!”但赵小云只把它卖了五十元钱，连工价的六分之一还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也是和“贼赃差不多”的私货。

私货之外，还有“偷”。尽管制造局之类官商企业的大门口设了个稽查处，不准拿一点东西出去，但是，局里人只要将一些未烧透的“二煤”盖在所盗的东西上面，伪装一下，便可以“整箩的抬出去”，通行无阻。

至于官商与客商的贸易，更是无贿不成交。第62、63回讲制造局买日本可介子煤、豆油、高粱酒之类货物，虽说从日本运煤到制造局，不过三两七八钱一吨的成本，局里出价四两五钱，照理，一吨煤至少可赚七钱银子，三千吨可赚二千多两。如果不遍行贿赂，看货的人可以吹毛求疵，甚至凭你把最好的“花旗(美国)白煤”代替东洋可介子煤，他也会说你是次货，长夫(工头)则不肯替你卸货，帐房也会拖欠货款，给你个一搁半年，必定要闹得你亏本为止。假使客商在议价处、核算处、库房长夫、帐房等处处都“招呼”到了，那么，可介子煤能用更次一等“蒲古”煤去充，甚至搀点石头下去，也没人挑剔。在议价处，则仅值一两的东西可以要价五六两。国家的库银就是这样流入官员、局员和客商的私囊。

官商企业里养着那么多的蛀虫，存在着那么多的窟窿、漏洞，纵使老板再大，家底再厚，也终究要山穷水尽的。

官商之害还在于官僚专制，扼杀人才，造成“楚材晋用”的局面。应该说，洋务运动确实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材，然而，经办官商企业的官员只知迷信洋人，扼杀本国人才。第30回说制造局属下的锅炉厂专门请了洋人当工程师，打了图样，准备造船。厂内中国工程师梁桂生看了图样，说：“照他的龙骨，恐怕走不动;照他的舵，怕转不过头来。”总办知道后，大发雷霆：“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领! 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么?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工程师的本领可以超过外国人。照洋人图纸造的船，足足走了六七个小时，才从上海外滩开到闵行附近，轮船不能掉头，“只得打倒车回来，益发走的慢了”。洋人们修理了个把月，毛病依旧，最后还是求了中国工程师梁桂生，“换上一门舵，把船后头的一段龙骨改了，这才走得动”。总之，官员们崇洋、迷洋到了惊人的地步，“只要看见一个没辫子的，那怕他是个外国花子，也看得他同天上神仙一般”。制造局之类官商企业，用一二百两银子一个月的大薪水，养着些外国人，“遇了疑难的事，还要和中国工程师商量”。在“广方言馆”里译书的洋人，“二三百银子一月，还要用一个中国人同他对译。一天也不知译得上几百个字”，好不容易译成一部《四裔编年表》，开卷第一年就中西都错。至于有本事的学生，更不被官员们看重。能制小火轮的赵小云，在识才的客商眼里，真是出百把银子一个月，也没有请处，在制造局里却搁着不用，做了十余年，始终只能当一月只有四吊钱(不到四两)津贴的学生。洋务运动中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回来了也无用武之地。“我(国)花了钱，教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这才是楚材晋用呢! 此刻局里有本事的学生不少，听说一个个都打算向外头谋事。”造成人才外流，都是官员昏庸无能之过。作者对中国“我花了钱，教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的现状痛心疾首，故一书之中，三致意焉。

洋务运动孕育出官商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怪物，反过来，官商的毒菌加速了官场的腐败。第5回写两江总督的幕友居然出任总督卖官的经纪人，用一个折子，“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有注一万的，有注二三万的，也有注七八千的”，美其名曰“点戏”。只要照着数目送进钱去，不到十天，就能得到任命。这一事实告诉我们： 清末的官场已如商场。闽浙萧总督送一盆花给周中堂，以白玉为盆，白珊瑚作树，玛瑙片穿花，翡翠制叶，花心用金丝镶了金刚钻做的，一对花就值九万银子。送礼不到半年，萧总督由全国“最苦”的省份闽浙调任“最富”的两广：这便是交易场上的“银货两讫”。评书者说： 贿赂之风，京师素盛，但在光绪初叶(1875)以前，贿赂之费“仅二百金耳，其尤者终不逾千金”。同治、光绪年间，正是洋务运动兴起、官商形成之时，足见官商习气的蔓延促使官爵进一步商品化，官场更加糜烂了。

这部小说的素材大都来自生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从书中了解和分析官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属性及其丑态，了解即将覆灭的社会总是从上到下死命的捞钱，普遍地腐败，就像垂危病人在行将咽气之前就会散发出特有的腐臭一样。

吴趼人的观点与梁启超相近，是个有保皇色彩的维新派，他不止一次在书中为清廷辩护。中法之战，再次暴露了清廷的腐朽，国人议论纷纷。吴趼人则借书中正面人物吴继之之口说：“这军务的事情，何等重大! 一旦败坏了，我们旁听的只能生个恐惧心，生个忧愤心，那里还有工夫去嬉笑怒骂呢?”他认为： 中法丧权辱国之战，清廷只担个“不是”——用人不当。尽管他已清楚地看到清廷已日薄西山，但他还是寄希望于幽禁瀛台的政治傀儡——光绪皇帝。在第66回中，作者假借酒令说： “光绪皇帝有旨，杀尽天下暴官污吏。”这种政治态度的局限，导致他只能停留在对官场、洋场、商场的丑恶作种种暴露，不可能对这些“怪现状”作深层解剖，从而找出它们的根源。小说揭露了银元局制造通货膨胀、滥发货币、对百姓敲骨吸髓的官蠹。至于这个官的根子，封建王朝，则不在小说的诛伐范围之内。

但是，吴趼人毕竟择要记录了清末社会丑恶的现实，它像一份详尽的社会档案，客观上已经否定了吴趼人的“保皇”意图。试想，连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中堂(相当于丞相)、六部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以至府、县官员、杂佐、幕宾、差役等等，无不挤入搜刮金钱的行列，这样的王朝还有希望么! 吴趼人实录了客观现象，使作品的意义超越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成为这个王朝覆亡的判决书。

由于这部小说是现象的实录，书中还有意无意地流露了一些当时尚属新冒头的思想。作者认为商场比官场好些，已入官场的吴继之为了转而经商，宁可革职。这种视经商比做官“高贵”的思想，正是晚清由地主转化为官僚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意识，在封建社会的文学作品中，它还是第一次出现。我们还可在书中发现“教育救国”、“进化论”之类的新思潮。小说中写王伯述宣传“教育救国”，他请了病假，辞了官，从山西跑到上海贩书，为的是传播讲究实学的书籍，如日本人著的《富国策》之类。其目的是要改变读书人的现状，促使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来”，使中国不致重蹈波兰被俄罗斯灭亡的覆辙。他说：“上了六十岁，一个人就有了暮气了。”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壮年身上：“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第22回)这一思想与吴趼人在1907年主持广志小学、致力于教育的行动是吻合的，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教育救国”思想是建立在“进化论” 基础上的。第58、59回写清末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广州城中官员惶惶不可终日，无端轻信谣言，以为革命党即将起义，竟妄杀二十多个百姓。作者引用《孟子》的话说：“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闪烁着民主思想的火花。第75回写苦工恽老亨、恽来父子拾得咸水妹(妓女)的珠宝箱子，完璧归赵;第49回写妓女沈月卿变卖金珠首饰，凑了二千元，为教其诗词的柳采卿代偿债务。作者目的是将恽家父子、沈月卿等与充斥官场、洋场、商场的伪君子、真小人作映照，用以说明“礼失而求诸野” 的古语。这些情节客观上告诉人们，在道德沦丧的清末社会，只有下层民众尚保持其固有的美德，足以为中国的脊梁。

吴趼人认为：小说之作用在于改变国人的道德观念，主张“借小说之趣味情感，为德育之一助”(《月月小说序》)。当国家、民族之危亡系于一发之际，面对缺乏文化、不善读含意深蕴的小说、不懂得“春秋笔法”的芸芸众生，吴趼人为了唤醒民众，不得不牺牲一点艺术，改“委婉讽示”为“锋芒毕露”。可以说，“笔无藏锋”的艺术风格之形成，自有其时代因素，更何况吴趼人“生负盛气，有激辄愤”，他的热情，比同时代的李伯元更加丰富，所以，他以嬉笑怒骂为文，比李伯元更加不留余地。字里行间，情感自然流露，这是吴趼人特有的文风，因病成妍，别具一格。

这部小说共记载了近二百个小故事，倘用第三人称来写，难免散漫之弊，《儒林外史》尚为论者诟病，何况他人。故吴趼人借鉴了西方某些长篇小说的成功经验，以第一人称“我”的所遇、所见、所闻贯穿全书，将近二百个故事连成一片。

总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小说史上有地位、有影响的作品; 就今天来看，也还是值得一阅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