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织造局志》是清初关于皇家企业苏州织造局的一部专志。孙佩著。成书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前后。原著藏于苏州图书馆。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了标点铅印本。
        孙佩,字鸣庵,生卒年不详。清康熙时吴县秀才。据书前彭宁求序:孙佩“名宿也,墨兵笔阵,横扫千人,十进棘闱而不得售,帖括之余,退而著书立说”。他在科举道路上失败后,留意搜集史料和地方文献,曾经参加过苏州府志的编辑工作,编辑了 《吴县志》 及 《吴志》。《苏州织造局志》是他比较完整的著作。
        《苏州织造局志》共12卷。第1卷沿革;第2卷职员;第3卷官署;第4卷机张;第5卷工料;第6卷口粮;第7卷第8卷缎匹;第9卷宦迹:第10卷人役;第11卷祠庙; 第12卷杂记。
        本书卷1,叙述织造这一机构的历史沿革。我们从中可以知道,自元明以来,苏州一直是我国丝织业中心之一。历来封建统治者,对织造均给以高度重视,它是直接体现封建制度等级森严的象征——服饰的制造部门,同时也是封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卷2为职员。记录了明朝自永乐至天启年间41任督理织造官员的姓名,其中26任由太监出任。作者认为: “永乐间,遣中官监督,而祖制始变。嗣后岁以为常,末造珰祸更烈。”清王朝接受了这一历史教训,“皇朝专遣部使,体统始尊。”记录了清代自顺治三年 (1646)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 24任织造官员。其中只有两任为太监。24人中满洲12人。值得注意的是顺治年间织造官员更迭频繁,十八年间更换了16任。卷3官署。记录了织造署和织造局所在地点的房屋、建制、规模、结构。其中收录了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文征明重修织染局记、顺治三年陈有明建总织局记和顺治四年(1647)陈有明重修织染局记。卷4机织。记录了明清两代苏州织造局机张数字、机匠人数和机房排列及数字。可以看出织造业到了清代有较大的发展,总机张从明代的173张增至800张,机匠人数从667名增至2330名。卷5工料。记录了料价、车匠工价、染匠染剂、机匠、挑花匠等工价、织造府俸银、运载龙衣船水手工食银、龙船修理料价等。卷6口粮。按清政府规定,织造工匠口粮由官方拨给。此卷记录了苏州织造局所属各县粮局交纳工匠口粮和发放数额。卷7、卷8缎匹。记录了上用 (宫廷用)及官用各种服饰如袍、褂、披肩、领袖、驾衣、伞盖等。品目种类繁多,反映了织造业的发达和封建统治者生活的奢华。卷9宦迹。记录了清顺治三年至康熙二十五年左右七任织造的“德政”和“功绩”。卷10人役。记录了织染局的人事设置和下属各部厅官员的配备。卷11祠庙。织染局内设三真武庙的历次修葺情况。卷12杂记。详细记载了明万历二十九年 (1601) 苏州织工的一次大规模工潮及明崇祯元年(1628)太监李实诬劾周起元等为东林党一案而激起的民变。
        《苏州织造局志》是研究明清织造史及技术经济中的重要文献。对于丝织技术史的研究亦有一定价值。苏州织造局虽然只是明清三大织造局之一,它的供应范围亦只限于上用及官用,但它是苏州丝织业的核心,所以从中可以看出苏州丝织业的全貌。如卷4机张中,从明代到清代机张数和工匠人数成倍增长的情况,可以大致了解到当时生产的规模和产量。从工料一卷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各种原料如丝、绒、金铺、染料、衬纸等的价格。其中染料一项,所记达26种。又从缎匹一卷中,可以看出当时图案花样之丰富多彩,龙、凤、翎毛、花卉、人物、云纹等,不胜枚举。其中单是彩装各种品级的 “补子”一项,就有22种。卷1沿革及卷12杂记中,可以看到1601年苏州丝织业工人不堪忍受贪官污吏的压迫和榨取,在昆山人葛成的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人数多达两千余人,打死了贪官污吏,吓得督税太监孙隆从苏州逃到杭州。又如1626年织造太监李实诬劾周起元、高攀龙等为东林党人,结果周、高等人俱被问罪罹祸。这一事情在苏州引起民愤。崇祯元年(1628)李实被朝廷问罪,他在苏州为自己建立的忠贤祠立刻被百姓平毁。这些是研究苏州早期工运史及市民运动史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