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集
《苏轼文集》是宋代苏轼的文集。宋代苏文有诗文合刊本,如 《东坡集》、《东坡后集》;有选集,如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有某一体裁作品的结集,如书简;有某一时期作品的结集,如《应诏集》中的前5卷。第一次把苏文全部辑于一起,是明末茅维的《苏文忠公全集》;此书问世后,明清两代以 《东坡先生全集》为名,多次印行。本书即用冠以项煜序的 《东坡先生全集》为底本,由中华书局出版,有1986年、1990年本。孔凡礼点校。卷末附孔凡礼辑 《苏轼佚文汇编》。
本书73卷,收文3800多篇。按类编排,计分:赋、论、书义、孟子义、庄子解、三传义、解、迩英进读、讲筵进记、策问、杂策、策、序、说、记、传、墓志铭、行状、碑、铭、颂、箴、赞、偈、表状、奏议、制敕、内制赦文、内制诏敕、内制敕书、内制口宣、内制批答、内制表本、内制国书、内制青词、内制朱表、内制疏文、内制斋文、内制祝文、内制祭文、内制导引歌辞、乐语、启、书、尺牍、青词、疏文、祝文、祭文、哀词、杂著、史评、题跋、杂记。其中题跋又分杂文、诗词、书帖、画、纸墨、笔砚、琴棋乐器、游行;杂记又分人物、异事、修炼、医药、草木饮食、书事。
苏轼的赋,共27篇。其最早的一篇是 《滟滪堆赋》,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赴京师途中。这篇赋气势奔腾,已经显示出卓越的艺术才华。在黄州所作前后 《赤壁赋》,是代表作。二赋以散文为之,藏协韵于不知不觉之中,是赋的变体。它们融诗情、画意、哲理于一体;语言流畅,音节自然;学《庄子》、《离骚》,无一句与 《庄子》、《离骚》相似。900多年以来,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为人们所倾倒,弥读弥新。
自 “论”至 “策”凡13类,属于议论文。根据内容,又可归纳为: 一、政论,包括卷2 《思治论》、《正统论》、《大臣论》、《续欧阳子朋党论》、《上初即位论治道》,卷7 《讲筵进记》及 《策问》的一些篇、卷8及卷9的 《策》。二、史论,包括卷3自 《宋襄公论》以下的篇目,卷4《乐毅论》等10篇,卷5《论武王》等14篇,卷7《迩英进读》、《杂策》及《策问》的一些篇。三、经论,包括卷2《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等20篇,卷3《论好德锡之福》等11篇,卷4《屈到嗜芰论》,卷6 《书义》 12篇、《孟子义》 1篇、《三传义》 10篇、《解》1篇。四、子论,乃 《庄子解》1篇,即 《广成子解》。以上四者,其代表作有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留侯论》、《策别安万民五》。
自卷25至37奏议类文字,属于论中的政论,共170篇,其代表作有 《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长于论议。短论《留侯论》,以大勇在忍立论,说张良(留侯)刺秦皇为不能忍,圯上老人折之以能忍,张良受其教,佐汉高祖,教之以忍,因而成大业,一意反覆到底,曲折变化,气象浑成。长论《上神宗皇帝书》陈述时事见解。他熟悉前代历史,熟悉本朝掌故,立论坚实,立言典雅。他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显豁地表达出来,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和吸引力。其写作上所达到的高度成就,为历代同类文字所罕见。
卷10为序,收有关作品的序18篇。苏轼不轻易为别人的诗文集作序,收于此的这类序共9篇。下笔严谨。如《范文正公文集叙》自事功立论,而《六一居士集叙》则自道德立论,各有专属,甚为得体,皆为名篇。本卷有赠行序7篇,如《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以用力学道相勉,得古人陈忠告之意。本卷尚有字序2篇,名、字说7篇,言名与字之义; 又有《仁说》等3篇,实为短论。
卷11、12收记61篇。《石钟山记》写夜泊绝壁奇境,并寄寓哲理;《喜雨亭记》说尽喜雨之情;《凌虚台记》波澜老成;《超然台记》通篇含超然意,文思温润;《放鹤亭记》疏旷超脱;《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画水记》叙画竹、水之法,表达对绘画艺术的卓越见解。大体溶记叙、描写、议论于一炉,不拘一格。这类文字,是苏轼优秀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卷13为传。《陈公弼传》为《宋史·陈希亮传》所本。《方山子传》为友人陈慥生前作,非寻常传体,叙
少侠晚隐,亦叙事,亦描写,亦议论,若隐若现,十分传神,是苏文名篇。《杜处士传》等6篇,乃游戏笔墨。
卷14、15收墓志铭13篇,卷16收行状2篇,卷17、18收碑12篇 (其中有神道碑4篇)。其中《潮州韩文公庙碑》,乃刻意苦思,精心撰写。一下笔即显出非凡气概,纵横挥洒,脉理清晰,佳言卓论,层见叠出,是历代传诵名篇。其《表忠观碑》、《司马温公神道碑》,亦负盛名。
自铭至偈,收于卷19至22,共215篇。大多数为韵文,自三言至七言不等,有的本身就是诗,如《戏答佛印偈》等已收入诗集。有少数是以散体的笔法而写的韵文,如 《韩斡画马赞》。有一些有序,如 《六一泉铭》、《三槐堂铭》、《东坡羹颂》、《王仲仪真赞》、《三马图赞》、《郭忠恕画赞》等文的序,本身就是一篇记叙文字。或赞人,或赞物,或论道,或谈佛。篇幅短小,感情真实,语言质朴。
卷23、24收表状129篇,卷46、47收启108篇。为应用文,属骈体。前者适用于朝廷,后者适用于朋辈和上级。苏轼亦为骈文高手,如《移廉州谢上表》,叙南迁苦况,音凄惋,感人至深,发挥了骈体特有的功能。
卷62所收青词7篇,祝文72篇,乃地方官任中为祷告天地诸神及谒祭孔子庙而作,疏文19篇,内容之一,为追荐死者。皆为应用文。
自制敕至乐语,收于卷38至45,共1005篇,乃任中书舍人至翰林学士期间所作。此类文字,乃朝廷应用文,为任命和罢免官吏、朝廷吉丧大事、邻邦交往而设。苏轼此类文字,以庄重典雅著称。然如《吕惠卿责授建宁军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制》,则又笔锋犀利。大抵用典精切,用经史语如己出,而出以大方。
卷48、49收书40篇,卷50至卷61收尺牍1219篇。书和尺牍都是信件,所不同的,前者比较庄重,后者比较随便。前者的内容,大抵经过冷静思考,提出的问题,比较重要。后者随手拈出,信意直书,不矫饰,不做着,悲喜爱恶,发自内心,其突出的特点,是有真实的性情。后者很多是优美的小品文,如与陈慥(季常)第16简,叙及“游白水佛迹山,山上布水悬三十仞,雷轰电散,未易名状,大略如项羽砍章邯时也”,妙语横生,读之兴味盎然。如与王箴(元直)第二简首云“黄州真在井底”,只此一句,道尽黄州闭塞,然后叙思乡之情,感人至深。
卷63收祭文48篇,哀词5篇。其《祭欧阳文忠公文》,大处落墨,为天下恸,两世见知,以哭其私; 采用散体韵文,情韵幽咽,哀恻动人。他如 《祭陈令举文》、《祭张文定公文》、《李仲蒙哀词》,都是佳作。
卷64杂著25篇,其中《日喻》为传诵名篇。本篇旨在说明求学必须像“南方没人日与水居”,不断地直接接触实际,从而掌握水之道,给人以十分有益的启迪。文章譬喻形象、生动,说理深入浅出。
卷65至73,为随笔,共854篇。这些作品,和尺牍一样,皆出以真率,然内容较尺牍广泛,或评论诗词书画,或品藻山川、人物,大抵每篇20多字至二三百字左右,真知灼见,妙思隽语,层出不穷,亲切而洒脱,大多为妙品。如 《记承天夜游》等。
《苏轼佚文汇编》7卷,收文400多篇 (有一些是残篇),绝大多数为尺牍、随笔,如 《题大江东去后》,写 “剧醉走笔,觉酒气勃勃,纷然指出”,可想见他乘兴挥毫风采。想象丰富,观察细微,曲尽其妙。附录《艾子》,共40则,是苏轼的寓言作品,也是我国寓言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个人寓言专集。作于南迁后,其中不少为时事而发。设想奇妙,讽刺深刻。
苏轼为文,主张辞达,反对浮艳、艰涩。他的散文,比韩愈平易,比欧阳修条畅,显示出强大的实力。他继欧阳修之后,领导北宋古文运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吸取了前代散文的优点,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积极成果,把散文的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都推进了一大步,对我国古代散文发展贡献很大。宋孝宗称苏轼为“一代文章之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序),金王若虚谓苏轼文字为千古第一 (《归潜志》卷8),足见其影响。包括他在内以唐宋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为元明清散文奉为正宗,明人小品文字则更多取法于苏轼。
本书73卷,收文3800多篇。按类编排,计分:赋、论、书义、孟子义、庄子解、三传义、解、迩英进读、讲筵进记、策问、杂策、策、序、说、记、传、墓志铭、行状、碑、铭、颂、箴、赞、偈、表状、奏议、制敕、内制赦文、内制诏敕、内制敕书、内制口宣、内制批答、内制表本、内制国书、内制青词、内制朱表、内制疏文、内制斋文、内制祝文、内制祭文、内制导引歌辞、乐语、启、书、尺牍、青词、疏文、祝文、祭文、哀词、杂著、史评、题跋、杂记。其中题跋又分杂文、诗词、书帖、画、纸墨、笔砚、琴棋乐器、游行;杂记又分人物、异事、修炼、医药、草木饮食、书事。
苏轼的赋,共27篇。其最早的一篇是 《滟滪堆赋》,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赴京师途中。这篇赋气势奔腾,已经显示出卓越的艺术才华。在黄州所作前后 《赤壁赋》,是代表作。二赋以散文为之,藏协韵于不知不觉之中,是赋的变体。它们融诗情、画意、哲理于一体;语言流畅,音节自然;学《庄子》、《离骚》,无一句与 《庄子》、《离骚》相似。900多年以来,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为人们所倾倒,弥读弥新。
自 “论”至 “策”凡13类,属于议论文。根据内容,又可归纳为: 一、政论,包括卷2 《思治论》、《正统论》、《大臣论》、《续欧阳子朋党论》、《上初即位论治道》,卷7 《讲筵进记》及 《策问》的一些篇、卷8及卷9的 《策》。二、史论,包括卷3自 《宋襄公论》以下的篇目,卷4《乐毅论》等10篇,卷5《论武王》等14篇,卷7《迩英进读》、《杂策》及《策问》的一些篇。三、经论,包括卷2《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等20篇,卷3《论好德锡之福》等11篇,卷4《屈到嗜芰论》,卷6 《书义》 12篇、《孟子义》 1篇、《三传义》 10篇、《解》1篇。四、子论,乃 《庄子解》1篇,即 《广成子解》。以上四者,其代表作有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留侯论》、《策别安万民五》。
自卷25至37奏议类文字,属于论中的政论,共170篇,其代表作有 《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长于论议。短论《留侯论》,以大勇在忍立论,说张良(留侯)刺秦皇为不能忍,圯上老人折之以能忍,张良受其教,佐汉高祖,教之以忍,因而成大业,一意反覆到底,曲折变化,气象浑成。长论《上神宗皇帝书》陈述时事见解。他熟悉前代历史,熟悉本朝掌故,立论坚实,立言典雅。他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显豁地表达出来,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和吸引力。其写作上所达到的高度成就,为历代同类文字所罕见。
卷10为序,收有关作品的序18篇。苏轼不轻易为别人的诗文集作序,收于此的这类序共9篇。下笔严谨。如《范文正公文集叙》自事功立论,而《六一居士集叙》则自道德立论,各有专属,甚为得体,皆为名篇。本卷有赠行序7篇,如《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以用力学道相勉,得古人陈忠告之意。本卷尚有字序2篇,名、字说7篇,言名与字之义; 又有《仁说》等3篇,实为短论。
卷11、12收记61篇。《石钟山记》写夜泊绝壁奇境,并寄寓哲理;《喜雨亭记》说尽喜雨之情;《凌虚台记》波澜老成;《超然台记》通篇含超然意,文思温润;《放鹤亭记》疏旷超脱;《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画水记》叙画竹、水之法,表达对绘画艺术的卓越见解。大体溶记叙、描写、议论于一炉,不拘一格。这类文字,是苏轼优秀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卷13为传。《陈公弼传》为《宋史·陈希亮传》所本。《方山子传》为友人陈慥生前作,非寻常传体,叙
少侠晚隐,亦叙事,亦描写,亦议论,若隐若现,十分传神,是苏文名篇。《杜处士传》等6篇,乃游戏笔墨。
卷14、15收墓志铭13篇,卷16收行状2篇,卷17、18收碑12篇 (其中有神道碑4篇)。其中《潮州韩文公庙碑》,乃刻意苦思,精心撰写。一下笔即显出非凡气概,纵横挥洒,脉理清晰,佳言卓论,层见叠出,是历代传诵名篇。其《表忠观碑》、《司马温公神道碑》,亦负盛名。
自铭至偈,收于卷19至22,共215篇。大多数为韵文,自三言至七言不等,有的本身就是诗,如《戏答佛印偈》等已收入诗集。有少数是以散体的笔法而写的韵文,如 《韩斡画马赞》。有一些有序,如 《六一泉铭》、《三槐堂铭》、《东坡羹颂》、《王仲仪真赞》、《三马图赞》、《郭忠恕画赞》等文的序,本身就是一篇记叙文字。或赞人,或赞物,或论道,或谈佛。篇幅短小,感情真实,语言质朴。
卷23、24收表状129篇,卷46、47收启108篇。为应用文,属骈体。前者适用于朝廷,后者适用于朋辈和上级。苏轼亦为骈文高手,如《移廉州谢上表》,叙南迁苦况,音凄惋,感人至深,发挥了骈体特有的功能。
卷62所收青词7篇,祝文72篇,乃地方官任中为祷告天地诸神及谒祭孔子庙而作,疏文19篇,内容之一,为追荐死者。皆为应用文。
自制敕至乐语,收于卷38至45,共1005篇,乃任中书舍人至翰林学士期间所作。此类文字,乃朝廷应用文,为任命和罢免官吏、朝廷吉丧大事、邻邦交往而设。苏轼此类文字,以庄重典雅著称。然如《吕惠卿责授建宁军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制》,则又笔锋犀利。大抵用典精切,用经史语如己出,而出以大方。
卷48、49收书40篇,卷50至卷61收尺牍1219篇。书和尺牍都是信件,所不同的,前者比较庄重,后者比较随便。前者的内容,大抵经过冷静思考,提出的问题,比较重要。后者随手拈出,信意直书,不矫饰,不做着,悲喜爱恶,发自内心,其突出的特点,是有真实的性情。后者很多是优美的小品文,如与陈慥(季常)第16简,叙及“游白水佛迹山,山上布水悬三十仞,雷轰电散,未易名状,大略如项羽砍章邯时也”,妙语横生,读之兴味盎然。如与王箴(元直)第二简首云“黄州真在井底”,只此一句,道尽黄州闭塞,然后叙思乡之情,感人至深。
卷63收祭文48篇,哀词5篇。其《祭欧阳文忠公文》,大处落墨,为天下恸,两世见知,以哭其私; 采用散体韵文,情韵幽咽,哀恻动人。他如 《祭陈令举文》、《祭张文定公文》、《李仲蒙哀词》,都是佳作。
卷64杂著25篇,其中《日喻》为传诵名篇。本篇旨在说明求学必须像“南方没人日与水居”,不断地直接接触实际,从而掌握水之道,给人以十分有益的启迪。文章譬喻形象、生动,说理深入浅出。
卷65至73,为随笔,共854篇。这些作品,和尺牍一样,皆出以真率,然内容较尺牍广泛,或评论诗词书画,或品藻山川、人物,大抵每篇20多字至二三百字左右,真知灼见,妙思隽语,层出不穷,亲切而洒脱,大多为妙品。如 《记承天夜游》等。
《苏轼佚文汇编》7卷,收文400多篇 (有一些是残篇),绝大多数为尺牍、随笔,如 《题大江东去后》,写 “剧醉走笔,觉酒气勃勃,纷然指出”,可想见他乘兴挥毫风采。想象丰富,观察细微,曲尽其妙。附录《艾子》,共40则,是苏轼的寓言作品,也是我国寓言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个人寓言专集。作于南迁后,其中不少为时事而发。设想奇妙,讽刺深刻。
苏轼为文,主张辞达,反对浮艳、艰涩。他的散文,比韩愈平易,比欧阳修条畅,显示出强大的实力。他继欧阳修之后,领导北宋古文运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吸取了前代散文的优点,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积极成果,把散文的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都推进了一大步,对我国古代散文发展贡献很大。宋孝宗称苏轼为“一代文章之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序),金王若虚谓苏轼文字为千古第一 (《归潜志》卷8),足见其影响。包括他在内以唐宋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为元明清散文奉为正宗,明人小品文字则更多取法于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