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鉴
又名《古今画鉴》、《画吟》。绘画品评著作。一卷。元汤垕撰。成书约在元天历元年(1328年)。
汤垕,一作厚,字君载,号采真子。生卒不明。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寓居镇江(今属江苏)。十七、八岁时便热衷于鉴赏画迹,每见图画则爱不释手。见鉴赏之士,便加礼问,遍借记录,仿佛成诵,详味其言,历观名迹。史载《画鉴》一书是汤垕与当时画家柯九思论画,遂著此书。一说此书曾经句曲外史(张雨)删补而成。
《画鉴》的论述分为吴画、晋画、六朝画、唐画、五代画、宋画、金画、元画等。然后对历代画家及作品,列举笔墨特点,考辨画迹真伪,间以评论。最后附有《杂论》(一作《画论》)一篇,谈及鉴赏收藏等问题。
《画鉴》对历代画家记述多有承袭前人之说。一般认为类于米芾《画史》,但更具条理。虽无新奇之论,但亦不失平正公允。而《杂论》部分则更可体现汤垕的美学观点。
元代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文人雅士戏墨而寄意,始为主流。汤垕的《画鉴》体现出当时的艺术理想和追求,如对于创作的主客体关系,汤垕认为:“山水之为物,禀造化之秀。阴阳晦冥、晴雨寒暑、朝昏昼夜、随形改步,有无穷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汪洋洋如万顷碧波,未易摹写。”从而对艺术家自身的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鉴赏方面,汤垕评画标准是先观气韵、次观笔意、骨法、位置、傅染,然后才是形似。接着汤垕又特别提出:对于游戏翰墨的高人雅士的寄情写意之作,则慎不可以形似求之,而要先观天真,次观意趣。待相对而忘笔墨之迹时,方为得之。汤垕批评以形似取画时说:“俗人论画,不知笔法韵之神妙,但先指形似者。形似者,俗子之见也。”“今人看画多取形似,不知古人最以形似为末节。”这些认识方法基本上代表了元代文人画的审美趣味。汤垕还对那种人云亦云,附庸风雅之徒加以讥讽,提倡初学看画,须讲明要妙,观阅记录,否则虽是精熟鉴别,见画便知其师者谁,但问及美恶之由,则会茫然无对。这种人可以支吾一时,然而却谈吐俗谬,为知者所哂。
在收藏方面,汤垕也有精到议论。他继承米芾关于将藏家分为“好事家”和“赏鉴家”两等的说法,认为“家多资力,贪名好胜,遇物收置,不过听声,此谓好事。若赏鉴,则天资高明,多闻传录,或自能画,或深画意,终日宝玩,如对古人,虽声色之奉,不能夺也。”他还对收画“多贵古而贱近”的倾向提出异议,认为例如山水花鸟画,宋代数人之作都要超越往昔,应“但取神妙,勿论世代”,“若以世代远近,不看画之妙否,非真知者也。”汤垕还纠正对画科认识上的偏见,如当时“世俗论画,必曰画有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以界画为易事。”汤垕不以为然,指出:“方圆曲直、高下低昂、远近凹凸、工拙纤丽,梓人匠氏,有不能尽其妙者。况笔墨规尺,运思于缣楮之上,求其法度准绳,此为至难。……至界画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此为知者言也。”另外,对当时名画的价值,《画鉴》也有记载。如“伯时(李公麟)画三纸,可敌吴生(吴道子)画一二纸。吴生画二纸,可易顾(恺之)陆(探微)一纸。”这些对于考察艺术品在元代收藏、流传过程中的价值尺度,也是重要的画学史料。
《画鉴》主要版本有《说郛》本、《学海类编》本(此本作“古今画鉴”)、《李氏群芳清玩》本。收入《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美术丛书》将其作《古今画鉴》、《画论》两篇收入。于安澜将其作《画鉴》、《画论》两篇,分别入收《画品丛书》、《画论丛刊》。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依类择录。
汤垕,一作厚,字君载,号采真子。生卒不明。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寓居镇江(今属江苏)。十七、八岁时便热衷于鉴赏画迹,每见图画则爱不释手。见鉴赏之士,便加礼问,遍借记录,仿佛成诵,详味其言,历观名迹。史载《画鉴》一书是汤垕与当时画家柯九思论画,遂著此书。一说此书曾经句曲外史(张雨)删补而成。
《画鉴》的论述分为吴画、晋画、六朝画、唐画、五代画、宋画、金画、元画等。然后对历代画家及作品,列举笔墨特点,考辨画迹真伪,间以评论。最后附有《杂论》(一作《画论》)一篇,谈及鉴赏收藏等问题。
《画鉴》对历代画家记述多有承袭前人之说。一般认为类于米芾《画史》,但更具条理。虽无新奇之论,但亦不失平正公允。而《杂论》部分则更可体现汤垕的美学观点。
元代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文人雅士戏墨而寄意,始为主流。汤垕的《画鉴》体现出当时的艺术理想和追求,如对于创作的主客体关系,汤垕认为:“山水之为物,禀造化之秀。阴阳晦冥、晴雨寒暑、朝昏昼夜、随形改步,有无穷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汪洋洋如万顷碧波,未易摹写。”从而对艺术家自身的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鉴赏方面,汤垕评画标准是先观气韵、次观笔意、骨法、位置、傅染,然后才是形似。接着汤垕又特别提出:对于游戏翰墨的高人雅士的寄情写意之作,则慎不可以形似求之,而要先观天真,次观意趣。待相对而忘笔墨之迹时,方为得之。汤垕批评以形似取画时说:“俗人论画,不知笔法韵之神妙,但先指形似者。形似者,俗子之见也。”“今人看画多取形似,不知古人最以形似为末节。”这些认识方法基本上代表了元代文人画的审美趣味。汤垕还对那种人云亦云,附庸风雅之徒加以讥讽,提倡初学看画,须讲明要妙,观阅记录,否则虽是精熟鉴别,见画便知其师者谁,但问及美恶之由,则会茫然无对。这种人可以支吾一时,然而却谈吐俗谬,为知者所哂。
在收藏方面,汤垕也有精到议论。他继承米芾关于将藏家分为“好事家”和“赏鉴家”两等的说法,认为“家多资力,贪名好胜,遇物收置,不过听声,此谓好事。若赏鉴,则天资高明,多闻传录,或自能画,或深画意,终日宝玩,如对古人,虽声色之奉,不能夺也。”他还对收画“多贵古而贱近”的倾向提出异议,认为例如山水花鸟画,宋代数人之作都要超越往昔,应“但取神妙,勿论世代”,“若以世代远近,不看画之妙否,非真知者也。”汤垕还纠正对画科认识上的偏见,如当时“世俗论画,必曰画有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以界画为易事。”汤垕不以为然,指出:“方圆曲直、高下低昂、远近凹凸、工拙纤丽,梓人匠氏,有不能尽其妙者。况笔墨规尺,运思于缣楮之上,求其法度准绳,此为至难。……至界画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此为知者言也。”另外,对当时名画的价值,《画鉴》也有记载。如“伯时(李公麟)画三纸,可敌吴生(吴道子)画一二纸。吴生画二纸,可易顾(恺之)陆(探微)一纸。”这些对于考察艺术品在元代收藏、流传过程中的价值尺度,也是重要的画学史料。
《画鉴》主要版本有《说郛》本、《学海类编》本(此本作“古今画鉴”)、《李氏群芳清玩》本。收入《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美术丛书》将其作《古今画鉴》、《画论》两篇收入。于安澜将其作《画鉴》、《画论》两篇,分别入收《画品丛书》、《画论丛刊》。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依类择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