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
一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四库提要》。古代最大官修目录。二百卷。清永瑢领衔编撰,实乃纪昀总纂。
初稿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完成,再经长期修改补充,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式刊行。(纪昀事迹参见“《纪文达公遗集》”条)
乾隆三十七年(1722年)开“四库全书馆”,纂修《四库全书》。在纂修期间,对采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未采入的书籍,在每部校订完成后,就由馆臣拟写一篇提要,置于书前。各书前面的提要以后又经过较大的修改补充,最后由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综合、平衡,加以润饰,分类编排,汇成一书,这就是《四库全书总目》。纪昀在四库馆内时间最长,提要的加工整理,出力最多。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总目》初稿完成,在以后七八年内,《总目》的内容随着《四库全书》的不断补充和抽换,也有几次增改,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写定。
《四库全书总目》凡著录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著录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卷首有《圣谕》一卷,《凡例》二十则,概述乾隆的修书意旨和所运用的目录学方法、理论和经验。全部目录分经、史、子、集四部。部有大序,撮述其源流之变;部下分四十四类,类有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其中一些比较复杂的类更细分子目,共有子目六十七个。凡类目、子目内所著录的图书,在斟酌古今和图书内容归类时,如“义有未尽,例有未该”之处,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每类后面,还附有“存目”,“存目”中的书籍是经纂修官们校阅,认为或是价值不高,或其思想内容对于封建统治不利,因而不曾收入《四库全书》。
总目分类如下:
经部十类:易、书、诗、礼(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训诂、字书、韵书)。史部十五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集史、诏令奏议(诏令、奏议)、传记(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史钞、载记、时令、地理(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职官(官制、官箴)、政书(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经籍、金石)、史评。
子部十四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数学、占候、相宅相基、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
集部五类:楚辞、别集(汉至五代、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祐、金至元、明洪武至崇祯、国朝)、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
《四库全书总目》总结了我国封建社会目录学方法和经验,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历史上无论是官修目录、史志目录还是私家目录,都无能与其匹敌。尤其是自南宋政府编成《中兴馆阁书目》和《续书目》以后,直到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六百年间没有一部典型的官修目录,堪称私编目录的典范,致使这一时期内各种图书目录在分类上相当紊乱,在质量上有所降低。《四库全书总目》刊行后,不但使封建社会末期的目录事业为之一振,而且对近代目录事业也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总目》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目录编纂的方法:一是在目录的分类和编排上。《总目》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目录的分类体系,根据学术发展和图书出版情况,确立了系列目录分类的原则:以义立类、以体立类、以时代和地域立类、或以人类书,故设部目、类目、子目三级类目,形成相当严密的分类体系,其后出现的书目皆基本甚至完全按照此体系分类。二是在编写提要的方式和方法上。《总目》总结了历史上编写提要的方式方法,熔刘歆创造的叙录体、王俭创造的传录体、马端临创造的辑录体于一炉,形成一种新的提要形式,即既包括作者籍贯、官职,以论世知人,又考本书得失、权众说异同,以及文字增芟、篇帙分合等。这种提要形式也成了后世效法的榜样。
其次,《总目》所著录一万余种书籍,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备),不仅每一种书有介绍其大致内容的提要,而且又有系统的分类编排,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各类著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另外当时参加纂修《四库全书》和编写提要的人,象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等都在某一方面有专长,《总目》中对于一些古籍的考订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订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因此,《总目》作为一部较为系统的、内容比较充实的书目工具书。不惟在封建社会后期,指导士子读书的门径和方向,就是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总目》对书籍的评价是从封建主义观点出发的。它一方面标榜当时盛极一时的“汉学”,因而有些提要偏于琐屑字句的考证;一方面又宣扬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的孔孟之道,提要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尽同意程颐、朱熹的意见,但实质上还是恪守程朱理学,而对某些不合封建正统思想的著作竭力攻击。《总目》的考证也有不少秕缪疏漏,可参考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等书。
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武英殿聚珍版印本,乾隆六十年浙江杭州翻刻殿本,同治九年(1868年)广东书局刊本,一九二六年上海大东书局影印本,一九三三年商务印书馆的排印本,一九六六年中华书局影印本,附有校记、《四库撤毁书提要》及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并附有书名及著者姓名索引,甚便检索。
初稿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完成,再经长期修改补充,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式刊行。(纪昀事迹参见“《纪文达公遗集》”条)
乾隆三十七年(1722年)开“四库全书馆”,纂修《四库全书》。在纂修期间,对采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未采入的书籍,在每部校订完成后,就由馆臣拟写一篇提要,置于书前。各书前面的提要以后又经过较大的修改补充,最后由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综合、平衡,加以润饰,分类编排,汇成一书,这就是《四库全书总目》。纪昀在四库馆内时间最长,提要的加工整理,出力最多。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总目》初稿完成,在以后七八年内,《总目》的内容随着《四库全书》的不断补充和抽换,也有几次增改,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写定。
《四库全书总目》凡著录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著录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卷首有《圣谕》一卷,《凡例》二十则,概述乾隆的修书意旨和所运用的目录学方法、理论和经验。全部目录分经、史、子、集四部。部有大序,撮述其源流之变;部下分四十四类,类有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其中一些比较复杂的类更细分子目,共有子目六十七个。凡类目、子目内所著录的图书,在斟酌古今和图书内容归类时,如“义有未尽,例有未该”之处,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每类后面,还附有“存目”,“存目”中的书籍是经纂修官们校阅,认为或是价值不高,或其思想内容对于封建统治不利,因而不曾收入《四库全书》。
总目分类如下:
经部十类:易、书、诗、礼(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训诂、字书、韵书)。史部十五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集史、诏令奏议(诏令、奏议)、传记(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史钞、载记、时令、地理(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职官(官制、官箴)、政书(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经籍、金石)、史评。
子部十四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数学、占候、相宅相基、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
集部五类:楚辞、别集(汉至五代、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祐、金至元、明洪武至崇祯、国朝)、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
《四库全书总目》总结了我国封建社会目录学方法和经验,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历史上无论是官修目录、史志目录还是私家目录,都无能与其匹敌。尤其是自南宋政府编成《中兴馆阁书目》和《续书目》以后,直到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六百年间没有一部典型的官修目录,堪称私编目录的典范,致使这一时期内各种图书目录在分类上相当紊乱,在质量上有所降低。《四库全书总目》刊行后,不但使封建社会末期的目录事业为之一振,而且对近代目录事业也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总目》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目录编纂的方法:一是在目录的分类和编排上。《总目》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目录的分类体系,根据学术发展和图书出版情况,确立了系列目录分类的原则:以义立类、以体立类、以时代和地域立类、或以人类书,故设部目、类目、子目三级类目,形成相当严密的分类体系,其后出现的书目皆基本甚至完全按照此体系分类。二是在编写提要的方式和方法上。《总目》总结了历史上编写提要的方式方法,熔刘歆创造的叙录体、王俭创造的传录体、马端临创造的辑录体于一炉,形成一种新的提要形式,即既包括作者籍贯、官职,以论世知人,又考本书得失、权众说异同,以及文字增芟、篇帙分合等。这种提要形式也成了后世效法的榜样。
其次,《总目》所著录一万余种书籍,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备),不仅每一种书有介绍其大致内容的提要,而且又有系统的分类编排,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各类著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另外当时参加纂修《四库全书》和编写提要的人,象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等都在某一方面有专长,《总目》中对于一些古籍的考订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订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因此,《总目》作为一部较为系统的、内容比较充实的书目工具书。不惟在封建社会后期,指导士子读书的门径和方向,就是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总目》对书籍的评价是从封建主义观点出发的。它一方面标榜当时盛极一时的“汉学”,因而有些提要偏于琐屑字句的考证;一方面又宣扬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的孔孟之道,提要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尽同意程颐、朱熹的意见,但实质上还是恪守程朱理学,而对某些不合封建正统思想的著作竭力攻击。《总目》的考证也有不少秕缪疏漏,可参考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等书。
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武英殿聚珍版印本,乾隆六十年浙江杭州翻刻殿本,同治九年(1868年)广东书局刊本,一九二六年上海大东书局影印本,一九三三年商务印书馆的排印本,一九六六年中华书局影印本,附有校记、《四库撤毁书提要》及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并附有书名及著者姓名索引,甚便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