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亦称《商君》或《商子》。汉时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法家理论、政策的论文集。由商鞅及其后人撰。成书时间较长,其中成篇最晚的在周赧王五十四年,(公元前260年)之后,所以可以肯定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
        商鞅,原名卫鞅或卫孙鞅。约生于周安王十二年(公元前390年),卒于周显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卫国(今河南洛阳一带)人。周显王八年入秦,辅佐秦孝公,先后官拜左庶长和大良造,因变法有功,孝公封之於(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故号为商君或商鞅。孝公死后,被秦惠王车裂,享年五十二岁。
        《商君书》的中心思想是变法革新,提出“世事变而行道异”,“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政治纲领;主张实行重农、重战政策;用厚赏奖励农战有功之士,用重刑镇压反对变法和破坏农战的“奸人”;主张“坏井田、开阡陌”,从法律上保护土地私有权,在经济上摧毁领主土地所有制,发展地主土地所有制;同时,在上层建筑领域改变一切不利于贯彻农战政策的制度,并把统治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些主张的目的,是为秦国统治阶级谋取富强,成就王业,统一全中国。
        该书首先指出历史的发展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阶段。上世“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而道亲亲而爱私”,为了避免争夺,就需要“贤者”来主持公正,于是便产生了贤人治理天下,这样人类社会就进入中世,中世“上贤而说仁”,崇尚贤明和仁义,反对“刑政”。后来“贤者以相出为道”,争先超过对方,天下又乱,这时就需要“圣人”来建立制度,规定土地、财货、男女等名分,确立禁令,并设官来治理,设君来统一,这样人类社会便进入了“贵贵而尊官”的下世。从这一历史观出发,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的变法理论,并把这种理论,贯穿于全书的始终。
        《商君书》对名利有充分论述,视好名和好利为一切人之本性,并把人生追求目标归为利名两个方面。认为每个人都“生则计利,死则虑名”,“民之于利”就象“水之于下”一样,“四旁无择”,势所必然。为了求利,甚至不怕犯法;为了求名,则不惜约束自己的本性。甚至认为“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把求名追利看成是不进棺材不罢休的事情。正因为追求名利是每个人的生存目标,而人的欲望又各不相同,如果听任欲望的满足,国家势必混乱无治,因此,就须实行法治,用统一的目标来制约人们行为,这就是《商君书》中强调的“利出一孔”。
        农战理论是《商君书》一最重要的思想。《商君书》从增强国力着眼,认为要富国强兵,就须推行农战政策,对内使人民从事农业,对外使人民奋力于战争。就农与战的关系而言,认为农更重要,因为它既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又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和兵源,因此,力主发展农业,并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政策。该书在《垦令》篇中,接连宣布了二十条措施,限制一切有碍农业生产的活动,把尽可能多的人束缚在土地上,促使他们专心致志投身农业生产。并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利出一孔”的原则,使“利出于地”、“名出于战”,即要想得到利益,非积极务农不可,希望避免惩罚,非效死战不行,以此种“尊农战之士”的政策,迫使人们“喜农而乐战”。同时,又提出抑工商、禁末的主张,主张对于工业、特别是商业,严厉扼制,包括加重赋税、徭役、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以及奢侈品生产等等。《商君书》对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作了论述,强调了掌握人口、粮食、牛马等数字资料指出物质财富来源于土地和劳动力的结合,对全国土地应加以计算、规划,使它和劳力多寡有协调的比例关系,尔后国君再运用赏罚来推行农战政策,使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获得开发和土地得到充分开垦耕种,保证生活的丰足和粮饷的富裕。
        《商君书》还在《徕民》篇中分析了秦国地旷人稀、“人不称土”的矛盾及三晋田地不足以养民、“土狭民众”的状况,主张用“利其田宅”、“复之三世”等办法来招徕三晋移民垦荒务农,使土著秦民从事作战,以解决粮食和兵源不能兼顾的矛盾。
        《商君书》做为一部记叙商鞅变法的论文集,阐述了许多新的经济思想。它把发展农业和进行战争结合起来,并把它做为国家富强的根本。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重本抑末的理论,并主张实行集中、统一的控制。《商君书》所提出的重本抑末理论,长期为后人所沿用,虽各时期赋予的内容不同,但也足见其影响之深远,并且,该书所阐述的思想,也为确定和发展封建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商君书》有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有民国十八年(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四明范氏天一阁刻本、有《汉魏丛书》明万历程氏本,民国十四年(1925年)商务影印本。《商君书》注释,有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高亨的《商君书注释》、章诗同的《商君书》等。《商君书》收集在《诸子集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