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称《钞币刍言》,后经改写,更名为《钱币刍言》。最早的货币著作。四部分。清王鎏撰。成书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
        王瑬,原名仲瑬,字亮生,一字子兼,晚年号荷盘山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卒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江苏吴县秀才。终生屡试不第,从事授徒、作幕僚和考订工作。他主张发行纸币,实行纸币本位制,并于道光八年写成《钞币刍言》,道光十一年刊行。因其父认为“体例未精,必致人驳诘,遂毁其板”,又经过七年的反复研究讨论和修订,于道光十七年更名《钱币刍言》刊行,稍后又刊《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加以补充。他的著作除上述之外,还有《壑舟园初稿》、《壑舟园次稿》、《乡觉正义》、《四书地理考》等等。
        《钱币刍言》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钱钞议》主要是对主张禁银和发行纸币与铸大钱所作的一些理论论证。第二部分《拟钱钞条目》,是关于发行纸钞和铸造大钱的具体措施。第三部分《先正名言》,汇集历代主张发钞言论。第四部分《友朋赠答》,对如何发行纸钞和铸大钱,而向当时的一些势要人物和知名人士发出的信件及其复信。该书是王瑬为挤身仕途而写的。当时清政府财政日益拮据,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量鸦片的输入,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荒,这样,“银贵钱贱”的问题,就成了当时各阶层人士最为关注并力图解决的经济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瑬推出了他所谓的“思之十年而后立说,考之十年而后成书,又讨论十年而益以自信无疑”的《钱币刍言》,提出了一系列自以为能解决社会矛盾、挽救政府财政危机的货币主张。
        《钱币刍言》首先论述了发行不兑纸钞和铸大钱的目的。认为足君与足民相比,应以“足君尤先”,并把它作为行钞的一个理论前提。书中说:三代以后,“必君足而后民足,犹父母富而子孙亦免于贫焉”,并指出,为足君,就须“操钱币之权”,发行不兑现纸币。与此同时,还综合、推衍了前人的行钞法、禁铜器、铸大钱三者旧说,提出了一整套行钞、铸大钱的货币改革主张,其内容包括:把钞分为七等,从一贯到千贯,分省流通;钱分为当百、当十、当一三等,大数用钞,小数用钱;用钞倍价收民间铜器铸钱,禁止铜器买卖。建议将钞与大钱发与钱庄,令钱庄凭钞收银,并代白银作巨额交易往来,禁止使用白银为货币等等。
        为证明这一办法的切实可行,本书又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行钞的好处和理论依据。首先,行钞是“理财之上策”,把行钞看作是天地间顿增的一种大利。以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流通,可以游离出大量原来湮没在流通中的金属货币,可在流通手段不足的束缚下得以解放,国家也可通过发行纸币取得财政收入。其次,行钞既可使官吏加俸加禄,又可使百姓田赋、关税减轻,养士赈民,无一不能。这样不但能使君足,而且能使民富,即“上以裕天府万年之蓄,下以盈小民百室之储”。除此之外,作者还认为,行钞对消除鸦片贻祸和平息边疆起衅也有很大作用。因为“行钞则民间之银皆以易钞,外洋虽载烟来,易我钞去,而不为彼国所用,则彼将不禁而自止”,这样既消除了鸦片的危害,又避免了白银外流。边疆起衅,主要原因是为了抢夺白银,“今易以钞,彼此无所觊觎,则弥边界之生衅”,把行钞看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独传之秘宝”和灵丹妙药。
        《钱币刍言》否认金属货币与纸钞的区别,认为银和纸钞都是有形的物质,且均不具有可衣可食的使用价值,只是用来做为货币,因此不存在钞虚和银实,而是“银钞皆同”。该书认为,用纸钞作为货币比金银更为理想,因为金银数量有限,而纸钞数量则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封建国家可根据需要随时增加纸币的发行量,而不会造成物价的上涨和发钞的失败。同时,又强调纸钞可以作为储藏手段,认为只要制钞精致美观,百姓就会乐于宝藏,以至流传千古。也因此,作者还主张官库和富户用黄金做匣藏钞,以免钞币毁于火中。
        《钱币刍言》中所阐述的货币理论,是典型的名目主义货币理论,又因为其较多论述搜刮民财的主张,所以受到当时一些统治者的重视,“宝藏其书”,由此受到包世臣、魏源、许楣等人批驳。尽管如此,但仅就作者大量、系统地搜集了前人关于钞币的议论和史实及当时讨论钞币问题的意见,也是一不小的贡献。《钱币刍言》不论对赞成或反对当时钞币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者来说,都是一部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和著作。
        《钱币刍言》、《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有艺海堂刊本,《钞币刍言》有壑舟园刊本。本书后收集在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