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左氏春秋》。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用此名,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春秋左氏传》。据古文经学派之说,《左传》乃《春秋》之传,以传解经。《春秋左氏传》的名称也有这个含义。编年史。六十卷。相传为左丘明撰。其成书年代大致在战国初期。
        《左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是一个争论了很长时间的问题。《史记》和《汉书》都说《左传》由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晋朝杜预作《春秋集解序》时甚至还认为他是孔子的弟子。但是关于左丘明这个人,《论语·公冶长篇》中记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说明左丘明至少和孔丘是同时代的人,或许比孔丘还长。但是《左传》最后记事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其中记载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预言郑先卫亡等历史事件,都是孔子死去七十年甚至一百多年后才发生的。因此不可能为孔子同时代的人所作。宋代史家郑樵认为此书为楚国左史倚相的后代所作。清人刘逢禄、康有为说此书是西汉刘向采摭《国语》、依《春秋》精心编纂而成。还有清人姚鼐认定《左传》是战国初期吴起所作,但均无确切证据。现代史家考证《左传》是战国初期作品,它可能出自鲁国史官的手笔,成书之后,又经多人增益。
        《左传》究竟传不传《春秋》,从它的内容来看,有的学者加以了考证,肯定它是传《春秋》的。它传《春秋》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对《春秋》不明之处加以说明。如隐公元年《春秋》: “元年春王正月。”《左传》则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左传》在“王”下加一“周”字,说明这是周王;“春正月”是遵循周王朝所颁布历法而定的;“不书即位,摄也。”是因为隐公只是代替桓公摄政,所以不写即位。第二种方式是用史实补充说明《春秋》,并改正了《春秋》的错误。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十二月乙朔,日有食之。”《左传》则说:“十一月乙朔,日有食之。”这一条传文就订正了《春秋》经文的错误。第四种方式是增加《春秋》所没有的重要内容,即“无经之传”。隐公元年,《春秋经》共七条,都有《传》;《传》有十四条,有七条是“无经之传”,传文说明了太史所以不书《春秋》的缘故,这都是对《春秋》史料的补阙。《春秋经》只有一万六千多字,而《左传》有十八万多字。《左传》传《春秋》是根据大量可靠的史料补充订正《春秋》的。它和《公羊传》和《谷梁传》同被列为《春秋》三传。不过《左传》的史料价值远非其他两传可比。
        《左传》是一部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它的体例,按鲁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悼十三公的次序,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间的春秋史,全书分六十卷,十八万多字。它取材广泛,博采了古代和当时的史书记载,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以及周、郑、宋、卫等国的旧文简册和历史传说,删繁就简,加以裁编而成。《左传》对春秋一代的天下大事演变作了全面记载,对春秋时期各主要国家的盛衰兴亡以及他们的内政、外交、军事诸方面的史实都作了系统记载,是一部春秋霸主递嬗的历史。如《左传》对春秋时大国争霸的记载:定公十四年,“吴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檇李”;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椒,报檇李也。遂入越”;哀公十三年:“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又如《左传》对春秋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记载:昭公二十九年“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初税亩,非礼也。谷书不过藉,以丰财也”。
        《左传》还尤其重视对战争活动的记载,春秋二百多年的重要战役,如齐鲁长勺之战、秦晋韩之战、宋楚泓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它都作了生动描述。如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的一次重大战役。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在公元前632年爆发了城濮之战,这次战役,是从楚国围宋,晋师救宋开始的。书中记载:“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晋侯登有莘之墟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子玉以苦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师溃。……楚师败绩。”晋文公取得胜利后,召开践土之盟,大会诸侯。《左传》还评论说:“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左传》还保存了夏、商、周几个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左传》也保存了很多传说。如昭公十八年七月:“简兵大搜,将为搜除。子大叔之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其庭小。过期三日,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曰:子产过汝而命速除,乃毁于而乡。子产朝过而怒之,除者南毁,子产及冲,使从者止之曰,毁于北方。”这是关于子大叔保护家庙的传说。
        《左传》详于记事,而略于制度的记述,这是它的缺陷。但《左传》同《春秋》相比,则有进一步发展。《春秋》带有原始性,记事而《左传》将史料按年代先后的顺序组织起来,达到了编年体的完备程度,记事详备,可称之为我国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春秋》记事只交待结果,不叙述事情的原委,使人看了不知其所以然。而《左传》正好弥补了这一点,扬其长,补其短,比较详细而具体真实地叙述了历史的背景和全过程。《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以它以记鲁国历史为主,而《左传》则平及叙述了当时几个主要国家的史实;《春秋》近似大事年表,《左传》则有史有论,是一本真正的史书。《左传》上溯了许多古代史事,比《春秋》所涉及的时间要长。因此无论在深度、广度上《左传》都远远超出了《春秋》。《左传》也不同于《公羊》和《谷梁》,《左传》注《春秋》只叙述经文、重要史实的过程。《左传》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后来史家梁启超认为它的出现是“商周以来的史界之革命”、“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左传》在史学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首先在历史编纂学上有特殊的贡献。《左传》记事首尾完整,吸收了其他史体的长处,使编年史体达到了基本成熟的程度,为后来编年体史书提供了典型的范例。其次,在史料价值方面,它保存了大量的有关春秋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左传》是最主要的依靠。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保存了非常珍贵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资料,记录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如书中收录了三十七次日食,对恒星的观测,对彗星出没的观察,陨石的降落,地震水旱虫灾等,这在世界自然科技史上是最早最珍贵的记录。
        《左传》不仅是一部内容丰富、史料价值很高的史著,而且还是一部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名著。作者用简炼的语言描绘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刻划了许多生动形象和人物性格。在描写战争方面,每次战争都抓住了战争的性质,战争双方政治、军事的特点和力量的对比,从而生动地描写战争的全貌。在描写战争时,也不是单纯地叙述战争的过程,而总是把军事和政治联系起来,政治高明与否往往是战争胜败的关键。在叙述战争过程时,条理明晰,情节曲折,绘声绘色,生动逼真,引人入胜,有些场面描写扣人心弦,体现了作者高度的组织能力和艺术才能。全书叙事富有故事性、戏剧性,情节紧张动人,语文精炼形象。历来学者对此书评价很高。著名史家刘知几评价《左传》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词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史通·杂说》上)。《左传》是我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完整结合的典型范例,这个传统和特色,由《左传》所开创,由历代史家所继承。此书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文学必读的重要典籍。
        《左传》传世之后,注释者很多。在西晋杜预前的注都已亡佚了。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最完善的注本,采用了十多家《左传》注的成果。杜氏的《集解》始把《春秋》和《左传》合编一书,将《春秋》经文拆开,分别编在每年传文之前,出现了“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的现象。唐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是唐朝颁布的官书《五经正义》之一,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它汇集了历代研究成果。清人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和刘文淇等人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较著名。近人章炳麟有《春秋左传读》。今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集中、外研究《左传》之成果,并参照了甲骨文、金文的考古资料,是一部较好的注本。王伯祥的《春秋左传读本》、徐仁甫的《左传疏证》可供参考。
        唐代国子监曾刊刻《左传》,将之收入《五经正义》中。南宋官刻的《十三经注疏》六十卷本最丰富,杜预和宋林尧叟合注本五十卷最简便。明代天启年间王道焜、赵如源将上述两书合刻为一书,通称《左传杜林》。从明代开始,《春秋》与《左传》开始合刻为一书,收入《十三经注疏》中,清嘉庆年间阮元翻刻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