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著作。共二卷。近代谭嗣同撰。成书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别号华相众生、通眉生、东海褰冥氏、通眉苾刍、寥天一阁主等。清同治四年(1865年)生于北京,卒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祖籍湖南浏阳。曾参与湖南变法运动,成为维新派主将之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受命光绪帝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为变法竭力奔波。变法失败,谭不愿从劝东游,宁愿以身殉国。被捕后,作诗言志,慷慨赴难。一生著有《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壮飞楼治事十篇》等。《仁学》写于光绪二十二年底,其时,谭嗣同官隐南京,博览群书,力图用哲学思想论证其要求革新的社会政治观。
        该书分《自序》、《仁学界说》和正文三部分。《自序》对“仁”加以释义并言其著书目的。《仁学界说》二十七条,简明扼要地对“仁”进行界说。正文共五十篇,上卷三十篇,主谈哲学问题,下卷二十篇,多论社会政治问题。该书广泛吸收了当时的中外思想资料,结合中国的现实,全面表述了谭嗣同的哲学观、历史观以及变革现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的见解。“仁”、“以太”是本书的两个基本概念。“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是超时空的精神实体,“故唯心,故唯识”,这是其全部学说的核心。“仁以通为第一义”,“通”即是平等,从而构成“仁—通—平等”的世界普遍法则。“以太”是借用西方十九世纪后期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谭嗣同规定为“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即它是原质之原、世界本体。“仁”、“以太”都是宇宙之根本,“仁”是“以太”之表现。“以太”是“仁之体”,二者互相贯通。这反映了作者既接受并发展了中国古老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又深受佛教的影响。该书还提出“日新变化”的发展观、历史观,强调天地万物只有不断更新才有生命力,反对守旧不变的顽固思想,认为社会要前进,就必须“革故鼎新”。但《仁学》又否认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将生和灭等同起来。怀疑人的认识能力,把认识真理、解决矛盾的方法归结为佛教式的苦苦思索,而且提出了“破对待”的命题,要取消事物间的一切差别、对立和矛盾,达到“彼即彼,彼即此”的无矛盾对立的最高境界。由此出发,他得出了事物“但有回环,都无成毁”,只有量变而无质变的结论。这是改良派只求改良、反对革命的理论表现。
        《仁学》力倡平等。平等既是“仁”的落脚点,是实现“仁”的手段,也是“仁”与“不仁”的标志,它具体可分为中外、男女内外、上下、人我四种平等。作者试图用平等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用平等来正已经坏死了的人心。同时,它还极力抨击封建统治和纲常理教,宣扬变法,指出“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尽破一切“不仁”、“不通”之黑暗局面。以“民择君”的“共举论”,否定“君权神授”的传统说教,认为是“有民而后有君”而非有君后才有民。以“民本君末”的民权论,否定君权至上观;以君权可变论,否定君权不变论。他指出,纲常理教是帝王对百姓实行精神统治的工具,“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独夫民贼借其名暴虐无度,“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这就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封建伦理道德和专制独裁的关系及其惨烈之毒害。为此,该书主张必须“冲决君主之网罗”和“伦常之网罗”,实行变法,实现平等、自由、博爱的理想社会,提出变法则民智、民富、民强、民生,“唯变法可以救”中国。书中呼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中国摆脱贫困落后面貌的关键。该书还萌芽着反清革命思想。但由于其佛学唯心主义影响,书中又引入“心力”概念,幻想用主观精神解释并改造黑暗的社会现实。
        此书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邹容称之为“维新运动的《圣经》”,梁启超讲“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在当时影响颇大。
        《仁学》最早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月二日由梁启超在日本的《清议报》刊出,一月三十日上海的《亚东时报》也开始连载。单行本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以“国民报社出洋学生编辑所”的名义出版。民国六年(1917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谭浏阳全集》和一九五四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将该书收入。目前以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所收《仁学》校勘最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