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杂著。三十卷。东汉王充撰。始作于永平二年(59年),历时三十年完成。
        王充,字仲任。生于汉建武三年(27年),卒于汉永元九年(97年)或永元十六年(104年)。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中年曾任县及都尉府的掾、功曹,后入州为从事,转治中,皆为“吏属”性的小官。晚年罢职家居,从事著述。先后撰写了《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养性》等四部书。现仅存《论衡》一书,其余皆佚。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存目,《招政》一篇有目无文,实存八十四篇。其写作动机是“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其总精神是“实事疾妄”(《对作》)。
        其篇目如下:第一卷,《逢遇第一》,主要解释人们的仕宦遭遇。文中将仕宦和德才相区别,不以仕宦为衡量德才的标准,反对迎合奉承,溜须苟合的做法。《累害第二》,所谓累害,就是毁伤陷害。指出那些“才洪行淑”的贤士被埋没累害是由于当权者不能举贤识能的结果。《命禄第三》探讨遭受累害的根本原因,提出:“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命分两种:一种是强弱寿天之命,简称寿命;另种是贫富贵贱之命,简称禄命。本篇着重谈禄命,故名《命禄》。《气寿第四》,谈论人的寿命由禀气决定,认为人寿命长短与禀气多少厚薄有关。
        第二卷:《幸偶第五》,本篇是对《逢遇》篇的发挥和补充。主要指偶然性的遭遇以及一切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命义第六》,论述命的含义。阐述了国命、寿命、禄命三者的关系,提出墨家的非命论和儒家宿命论两种相对立的观点。《无形第七》,指出人的形体和寿命是生就的,从生至死不可变更。《率性第九》,指出人的本性是由先天禀气的多少厚薄所决定,但后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以及教告率勉对人性的改变有着影响和作用。《吉验第九》,论证禀得贵命的人,必然会有吉祥的事物与之应和;而吉祥的事物正是禀得贵命的验证。
        第三卷:《偶会第十》,指出:“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非有他气旁物厌胜感动使之然也。”《骨相第十一》,从人的相貌、骨节、声气等特征,论述自然命定论。《初禀第十二》,认为富贵之命、从吏秩百石以上直至将相帝王,都是由“初禀自然之气”决定的。“命,谓初所禀得而生也。”故篇名“初禀”。《本性第十三》,本文列举了孟子的性善说、告子的性无善恶说、荀子的性恶说,认为他们各有弊端。认为性有善有恶,其结论是:“余固以孟轲言人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杨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若反经合道,则可以为教。尽性之理,则未也。”《物势第十四》,“物”指人和动物,“势”指生理上的优势和劣势。文中批判了汉儒宣传的神学目的论,用问答体裁写成。《怪奇第十五》,文中列举先圣的各种奇谈怪论并进行了驳斥。
        第四卷:《书虚第十六》,“书”指汉儒对古代经艺和历史故事的解释,或称传书、书传。“虚”对书传的批判。文中例举十二个事例对风靡于世的天人感应论的书传进行了批判。《变虚第十七》,以春秋末宋景公时发生火星入居心宿的现象批判天人感应论。
        第五卷:《异虚第十八》,例举近十种类例的例子,说明灾异之家的解释“驳议不同”。指出“说灾异之家”用修政改行来消灾获福的论调是虚妄的。《感虚第十九》,“感虚”即感应之论是虚妄的。第六卷:《福虚第二十》,逐一剖析四个典型事例以说明行善可以得天福祐的观点。《祸虚第二十一》,以五个事例说明行恶必遭祸患的观点。《龙虚第二十二》,指出世俗所谓雷电折木发屋是天取龙的说法是虚妄的。《雷虚第二十三》,本文对雷电作了科学的解释。第七卷:《道虚第二十四》,批判“道家”和儒书中所谓修道成仙的论调。《语增第二十五》,指出汉儒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解说的不实之辞。《儒增第二十六》,“儒增”,指儒书中的浮夸之辞。文中例举了十四例对儒家经书以外的书籍中的不实言论进行了批判。《艺增第二十七》,其篇名取自六艺。文中非议经艺,力求言实。第九卷:《问孔第二十八》,指出孔子非“神”而“人”,针对汉儒“好信师而是古”的风气对孔子进行问难。第十卷:《非韩第二十九》,名为非韩,实为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法度固然重要,礼义更为重要。《刺孟第三十》,认为孟子言行不一,前后矛盾,阴阳两面,无理狡辩的做法有背圣贤。
        第十一卷:《谈天第三十一》,本文实际上是谈天地,所谈内容有三:一、天地是无意识的,有意识的仅仅是人。二、批判邹衍的大九州说。三、批判儒者所说:“天、气也,故其去人不远。人有是非,阴为德害,天辄知之,又辄应之,近人之效也。”《说日第三十二》,本文谈天体运行问题。王充对两汉时期的三种宇宙观,即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等都进行了批判,认为天地平正,上下相距六万里,四方中央高下皆同。《答佞第三十三》,指出如何识别贤人和佞人。认为贤人,一是为事为国,二是有善心、善言、善行。佞人有三个特点:一是为己为身,权欲熏心;二是阿谀奉承;三是阴阳两面,巧施机关。指出佞人只能欺骗一时,结果没有好下场。
        第十二卷:《程材第三十四》,即程量儒生和文吏彼此才能高低。认为他们各有所长,但“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与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量知第三十五》,本文从知识方面对儒生和文吏进行衡量,认为文吏仅有治文书的能力,儒生除此还“侈有经传之学”。《谢短第三十六》,本文指出儒生和文吏的短处,认为两者“皆浅略不及,偏驳不纯,俱有阙遗”。第十三卷:《效力第三十七》,阐述如何识别人的能力。《别通第三十八》,主旨谈如何识别通人。通人即文儒。认为:知识就是财富。强调要好学博览,成为通人,即使不得仕宦,也要安贫乐道。《超奇第三十九》,着重谈超等奇才。
        第十四卷:《状留第四十》,说明贤儒滞留不得仕进的根源。《寒温第四十一》,驳斥汉儒所说天气的寒温是由君主的喜怒所决定的说法。《谴告第四十二》,批判君主刑罚失当失时,天用寒温谴告之的说法。第十五卷:《变动第四十三》,本文综合《寒温》、《谴告》两篇,从上述两方面批判天人感应论。《招致第四十四》(阙),《明雩第四十五》,雩,即用歌舞祈雨的祭祀方法。《明雩》,即阐明这种祭祀的意义。认为晴雨是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顺鼓第四十六》,为解释《春秋》鲁“大水,鼓用牲于社”而作。顺,即训诂解释。第十六卷:《乱龙第四十七》,即为董仲舒“设土龙以招雨”的辩护之作。《遭虎第四十八》,驳斥老虎吃人问题,揭露官场的腐败现象。《商虫第四十九》,本文商讨虫灾问题并对虫灾作了正确解释。《讲瑞第五十》,肯定符瑞。所谓符瑞,指凤凰、麒麟、嘉禾、芝草、甘露、醴泉等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东西。第十七卷:《指瑞第五十一》,确定了符瑞的含意以及它与圣人之间的关系。批驳汉儒神化符瑞的做法。《是应第五十二》,澄清了瑞应的是非,驳斥汉儒虚构或增饰瑞应的厚古薄今之论。《治期第五十三》,认为“国有期,命有时”;“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命期自然,非德化也”。“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第十八卷:《自然第五十四》,认为万物由天地“动行”、“施气”而自然产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感类第五十五》,认为天人感应不过是人们对灾变的主观反应,触景生情罢了。《齐世第五十六》,本文对汉儒尊古卑今的做法进行了批判。
        第十九卷:《宣汉第五十七》,宣汉,对汉朝歌功颂德。《恢国第五十八》,恢国,即“恢论汉国”。是《宣汉》的续篇。《验符第五十九》,文中借黄金、黄龙,说明汉朝以土德王,宣扬五德终始的历史观。第二十卷:《须颂第六十》,认为汉朝已有圣帝,治已太平,但需要有“鸿笔之臣”。《佚文第六十一》,通过叙述汉代文章之盛来说明是否重视文章和有无文人鸿文作为衡量一个朝代的标志。《论死第六十二》,批判了人死灵魂不灭的观点,意在批判当时流行的厚葬恶习。
        第二十一卷:《死伪第六十三》,本文运用《论死》中所提出的理论,认为死人为鬼而害人之说是虚伪的。第二十二卷:《纪妖第六十四》,纪妖,即考订史书上记载的稀奇怪说。《订鬼第六十五》,考订当时流行的关于鬼的各种传说,并对前三篇作了进一步的总结概括。第二十三卷:《言毒第六十六》,认为一切恶事均来自太阳之气,太阳是万恶之源。《薄葬第六十七》,批判儒、墨殉葬时的做法。提倡薄葬。《四讳第六十八》,驳斥汉代的四大忌讳。一、讳西益宅;二、讳有罪之人去上坟;三、忌妇女生孩子;四、忌养育正月、五月出生的孩子。《��时第六十九》,��,即诬妄之说,��时,即关于岁、月食的错误说法,指出岁月,不过是记时名称。第二十四卷:《讥日第七十》,讥讽当时流行的日禁之书。《卜筮第七十一》,批判占卜等迷信活动,认为汉儒所说卜筮是向天地提出疑问,天地给予的回答的说法是错误的。《辨崇第七十二》,辨驳由于违反各种忌讳而触犯鬼神而招致灾祸的问题,揭露了迷信职业者的方术。《难岁第七十三》,再次对太岁提出斥难,专就当时的迷信书简《移徙法》而作。第二十五卷:《诘术第七十四》。诘,质问、斥责。术,即文中所说《图宅术》。驳斥住宅的方术。《解除第七十五》,批判设祭驱鬼以解除灾祸的迷信活动。《祀义第七十六》,批判祭神求福的习俗和谬论。《祭意第七十七》,本文引经据典,再次批驳祭神求福的习俗。
        第二十六卷:《实知第七十八》,批判圣人“神而先知”的观点。《知实第七十九》,本文论证了认识的来源问题,认为圣人不能神而先知,其先知是出于事实根据。第二十七卷:《定贤第八十》,本文批驳了十九种识别贤人的观点。认为贤人的标准首先应是心善,品行好,因而能明辨是非。用这个标准衡量,王充认为称得上圣贤的,只有桓谭。第二十八卷:《正说第八十一》,纠正汉儒对《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篇目的荒诞解说而作。《书解第八十二》,是为儒家经籍以外的著述所作的辩解。第二十九卷:《案书第八十三》,对刘向《七略》所涉及不致的史籍进行评论。《对作第八十四》,本篇可作为全本的绪论,以问答形式写成,故名《对作》。文中表明了王充作此书的起因和宗旨、本书的性质、内容以及他想要达到的目的。第三十卷:《自纪第八十五》,本文是王充的一篇自传,可使我们了解他的家世、经历和著述。
        《论衡》是一部战斗性很强的巨著。它的特点是旁引古籍及事实例证,对时尚的弊端进行抨击。它对先秦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批判。对孔、孟、荀的批判,主要在《问孔》、《刺孟》、《本性》、《率性》、《自然》诸篇中,针对谶纬神学把孔子说成是上应天意,为世立极,“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救世主的说法,以大量例证证明孔子“不能神而先知”。《本性》中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说,虽承认“性善之论亦有所缘”,然究其实际,则“未为实也”。《本性》中还批判了荀子的性恶说之“未为得实”,如指出性恶说不能表明“人之为善安从生”。在《薄葬》、《案书》、《物势》、《自然》诸篇中,对墨、名进行了批判。反对墨家“明鬼”之论,接受“节葬”之义。指出名家公孙龙所著《坚白》论,不能做为实践指南,只是概念和形式上的游戏。《非韩》、《案书》、《对作》批判法家任法而不尚贤之失,任力而不养德,“必有无德之患”。《谈天》、《案书》、《自然》、《效力》诸篇,王充虽谓其学“含黄老之义”,其实际对古代道家有较大不同。《自然》篇批判道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效力》篇将“蔽于天而不知人”的道家思想,发展为“因春播种”、“耒耜耕耘”的能动思想。它注重效验,即用客观事实和实际效果来验证知识,以“效验”为方法,批判阴阳家“其文少验”,“无实是之验”,“无审察之实”的观点。《谢短》、《案书》等篇批判汉代儒家的封建迷信思想,提出了十四个历史问题,三十个经学问题,六个法律问题,对汉代儒生的“守信师法,不颇博览”的观念进行了斥责。《道虚》篇批判当时流行的道教是“方术之学”,“此虚言也”。另外《书虚》、《道虚》、《语增》、《儒增》、《艺增》、《对作》是对当时伪书的批判;《变虚》、《异虚》、《感虚》、《福虚》、《龙虚》、《雷虚》是对纬书中的天人感应说的批判;《寒温》、《谴告》、《变动》是对当时儒生天人感应说的批判;《讲瑞》、《指瑞》、《是应》是对祥瑞思想的批判;《死伪》、《纪妖》、《订鬼》、《四讳》、《��时》、《讥日》、《卜筮》、《难岁》、《诘术》是对当时一般迷信的批判。
        总之,《论衡》中的“天,体也”的自然观,“气须形自知”、“无无体独知之精”的形神理论和“事有证验,以效实然”的认识论;反对以“气”为基础的天人感应神学,反对“天”“鬼”和形形色色神学迷信的做法,对汉代的思想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是汉代思想最奇玮的宝藏。
        《论衡》一书有多种版本。现存北图的宋本《论衡》,经元明两代不断修补,是最早刊印的全本,另有《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本,是明初坊间据宋乾道三年本刻印。较流行的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吴郡苏氏刻印《通津草堂》本。明天启六年(1626年)钱塘阎光表校刘光斗刻本。明万历中新安程氏刻《汉魏丛书》本。清嘉靖三十年(1765年)《四库全书》抄本。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一九七四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此外还收入《四部丛刊》、《诸子集成》中。其另有多种注本,其中刘盼遂的《论衡集解》和黄晖的《论衡校释》为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