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论语》体例而写的哲学著作。十三卷。西汉杨雄撰。成书于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撰者事迹参见“《太玄》”条)。
        《法言》拟《论语》体裁,采取问答体的形式写成的。共有《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君子》、《孝至》等。书末列《法言序》。《法言》的基本宗旨是用礼义、孔孟之道,批评先秦诸子及谶纬、神仙迷信,维护封建道统,所以叫做《法言》。
        西汉末年,《谶》、《纬》流行,天人感应的宗教迷信弥漫一时,在这种环境中,杨雄表现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对天人感应的谬论,对于鬼神以至长生不死等迷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杨雄《法言》认为天道无为自然,万物自然形成。人事成败得失,由于人而非由于天。《法言》不承认神怪,更不承认所谓长生不死神仙。“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君子》)认为生死是自然规律,是天命,它是不能违背的。《法言》强调闻见之知的重要性,“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吾子》)它重视闻见,肯定“学”的作用,反对老庄“学无益”的观点,主张有广泛的知识。进而提出了“言必有验”的主张。“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验而言之谓妄。君子妄乎不妄!”(《问神》)它还指出,言固然是必要的,但重要的不是言,也不是学,而是行。他强调有所知,就应该按照所知实行起来,才是真学问。
        《法言》还认为“无法而治”的洪荒之世是有的,但它不把这个时代叫做“至德之世”,而认为“洪荒之世,圣人恶之”,(《问道》)所以才继之以“有治而治”。洪荒之世,谈不上有什么“礼义”,是不足慕的。但礼义法度是有因有革,无为而又有为的,因革总的原则是“新则袭之,敝则益损之。”(《问道》)“圣人之法”也不是古今一律,也有盛衰变化。
        《法言》调和孟荀的人性论,提出性善恶混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修身》)杨雄重视后天学习,主张加强道德修养,“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学行》)基于此,该书重视教化,反对法家重刑思想。以为儒家所主张的仁、义、道、德、礼结合在一起,像一个天生的有机体一样,缺一不可。对于圣人所制定的礼乐“无则禽,异则貉。”(《法言、问道》),离开“五经”而好读《诸子》,那就不能“识道”。同时,《法言》又反对“污人老,屈人孤,病者独,死者逋,田亩荒,杼轴空”的“斁”政,要求实行“老人老,孤人孤,病者养,死者葬,男子亩,奴人桑”的“思”政。《法言》还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先秦各家进行了批评。杨雄政治思想,主要发挥孟轲的仁政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安居乐业的愿望。
        《法言》由于模仿论语,内容比较平淡,没有提出特别突出创见。但对宗教迷信的批判,对王充唯物主义学说产生了积极影响,并成为其学说的前导。《法言》关于历史进化的因革思想,是对孔子学说的修正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言》为十三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六卷、十三卷、十五卷不同本,《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著录皆同《隋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十卷。
        《法言》的版本及注本比较好的有《扬子法言注》晋李轨注,清刻本。宋司马光撰的《法言集注》,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库全书》抄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排印清汪荣宝撰《法言义疏》二十卷本。《杨子法言》,十三卷,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