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举贤良对策》。政治、哲学著作。一卷。汉董仲舒撰。约成书于汉元光元年(前134年)。(撰者事迹参见“《春秋繁露》”条)。
        汉元光元年,汉武帝让全国各地推举贤良文学之士一百余人,探讨治理国家之大事,董仲舒也是被推举人之一。汉武帝对董仲舒一连提出了三个问题,即三次策问。基本内容为天人关系问题。董仲舒根据自己的“大道”之理论,结合当时的国情,谨慎地向汉武帝献策三篇,后人称之为《举贤良对策》或称为《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一书,是按问答的形式编排的,由汉武帝首先提出问题,说明自己的想法和担忧之处。然后董仲舒由理论到现实地讲明自己的见解,说服汉武帝采用自己的治国之道。
        汉武帝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历代君主治理国家的办法无外乎两种方式,一是改革制度,二是创作乐章。而近几百年来的历届君主都是效法前人而行事的,却没有使国家的政治、经济好转。由舜到纣,大道反而一天天变坏。许多参政人士都没能改变这种状况,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天命注定的吗?董仲舒回答说,天下是否安定在于君主自己,并不是天意不可挽回。国家不得治是由于君主的所做所为非常荒谬,是他把先王的治国之道全都丢光了。还说,君主若淫荡安逸,道德败坏,不严肃地、全身心地治理国家,那就会众叛亲离。君主对百姓的教育应以德教为主,不要轻易使用刑罚。秦王朝却不是这样。秦始皇不讲道德,不让人看书学礼,不继承先王的治国之道,而是想用自己的胡做非为来管理国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秦王那样以乱治乱的君主。董仲舒还说,一个国家在发生变异前是有先兆的,“天”会发出信号警告君主。如果君主不知,“天”就会发出第二次警告。若君主还不改邪归正,那么就会有灾难降临了。
        汉武帝策问之二为:同是治理国家,为什么有的君主忙忙碌碌,有的君主游手好闲,有的施以仁政,有的重于刑罚。我自己尽力想以身作则,影响农民去耕作,救济孤独之人,尽力去施以仁德,为什么效果却不显著呢?董仲舒回答说,先王治理国家,凡是有成效的,不论他是忙碌的,还是闲散的,都必须任用贤人,驱逐奸党。现在有许多官员不是用君主的仁德的恩惠去教育人民,而是对百姓任意迫害,为了自己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什么缺德的事都干。这非常不符合皇帝的意愿。他们使人民不能安定地生活,他们只为钱财而活着,绝对不是贤德之人。董仲舒还指出,任用官吏,要看他自己的本事,不能看他的“工龄”之长短及原位之高低。进而鼓励武帝办学堂,办教育,并从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中间选拔“干部”。他认为,君主若不办教育,虽然自己早起晚睡地起“带头作用”,还是达不到治理好国家的愿望。
        汉武帝又说:你们做大夫的写文章总是以天比人,以古论今,理论上写了那么多的原则和方法,但实施起来并不很具体,你能更详细、更具体地讲述一下吗?董仲舒就这个问题谈了四个方面的意见:一、春、夏、秋、冬为天之本,喜、乐、威、怒为处世之道,何时该喜,何时该怒,君主不能乱用。二、君主应多做善事、积累功德。三、继承先朝君主在治国方面的合理部分。四、以“天道”比“人道”讲明官吏的“廉政”的重要性。他说,“天”对动物给予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给了上牙的,就不能再给角,给了翅膀的,就不能给四支足。古代的人类也是这样,有官职、给奉禄者就不能再去经商。这也是“天”意。现在有些官吏却不是这样。本来皇帝已经赐予他许多牛、羊、钱财,而他们却还仗着自己的权势和财气,与百姓争利益,百姓能争得过他们吗?他们以已有的财力夺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这种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那些富人奢侈浪费、作威作福,平民百姓日益贫困,这就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最后,董仲舒还提出了统一理论的建议:“春秋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诸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便并进,邪避之说息,然后统记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本书的特点是在答问中,以“天道”比“人道”,用“天意”二字来约束汉武帝做善事、用贤人,为百姓创造基本的生活条件,从而达到治理好国家的最终目的。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孔子之儒学捧为圣典,冷落旁学。使理论统一到儒学上来,从而使儒学得到更大的发展。
        《天人三策》一书,现只载于正史《汉书·董仲舒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