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
又名《晏子》。八卷。关于此书的性质、作者和成书年代,存有许多种不同见解。《汉书·艺文志》将它著录在儒家;唐代柳宗元之后,许多人视之为墨家类著作;也有人断之为小说家类;《四库总目提要》将它列在史部传记类;还有人认为此书属于记叙文学类。关于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自古至今有四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此书是春秋后期晏婴本人写作的;一是认为是战国时期墨家门徒假托的;一是认为六朝时人伪造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后人采缀有关晏子言论、事迹的材料汇编而成。末一说自唐后最为流行,但此“后人”系为何时何人,又难以究知。
晏子,姓晏名婴,字平仲。生年不详,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前500年)。齐国莱之夷维(今山东高密)人。于齐灵公二十六年任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为政颇有贤才,重节俭,主薄敛,省刑罚,强调君臣之间要“和”而不“同”,要求为官宰者听取下层百姓的意见。
《晏子春秋》八卷包括内篇六卷、外篇两卷。内篇包括《谏》上、下两卷,记载晏婴对国君的劝谏;又有《问》上、下两卷,记载晏婴对君王和权臣等提问咨询的应对;还有《杂》上、下两卷。全书由二百余个短故事汇集而成,无固定体例。在这些故事中,反映了晏婴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政治、哲学思想。
晏婴认为,强国的根本之道在于爱民、举贤、行仁、利世。《内篇问上·威当世而服天下》中记载,齐庄公问晏婴如何能称霸而使天下人悦服,晏婴回答说:“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国之邪逆;听赁贤者,能威诸侯;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晏婴特别重视礼制的重要性,《晏子春秋》中多处载有他论述礼制的言论。他曾与齐庄公辩论,反对庄公的勇力治国论,认为治国必须推行仁义,如只凭借勇力而不讲仁义,那么就会像夏桀、商纣一样国破身亡。他也曾反驳齐景公怠慢礼制的作法,提出“礼不使也,禽兽矣”的观点,认为人比野兽高贵的地方在于人有礼制压束自己。没有礼制,人无法安身立世,国家也会大乱。他教育齐景公整顿法令,完善礼制,治理齐国,使齐国大小官吏都能依礼制办事。
《晏子春秋》中充分反映出晏婴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国家能否达到长治久安,关键在于人民能否安居乐业,因此国君应当恤念人民,关心百姓的疾苦,切实地为百姓解决生活问题。他警告君王,如果得罪于百姓,那么也就会被百姓所诛。他还主张实行救灾、省刑、薄敛等具体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以争取民心。齐国曾有雨灾,出现大批灾民,晏婴就劝说齐国君开仓赈济,不被批准,晏婴即以自己家的粮食分给灾民。晏子还挽救了许多齐景公想要杀害的下层官吏和普通百姓的生命。他还多次劝谏齐国君减轻赋敛、少征劳役。
晏婴还强调社稷高于国君的思想。《晏子春秋》中记载,崔杼杀死齐庄公后,晏婴说道:“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强调国家的利益高于国君,君与臣都应以国家利益为重。
《晏子春秋》还体现出晏婴重视节俭的思想。他反对国君的奢侈浪费,多次劝谏君王不要花费财力去做无利于民的事,要求把人力、物力集中运用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实事上。正是因为书中有这种思想,后人才怀疑《晏子春秋》是墨家类著作。
《晏子春秋》中也反映出晏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内篇谏上·景公欲祠灵山河伯以祷雨》中记载,齐国长期不下雨,齐景公欲征收税敛以祭灵山之神。晏婴反对说:“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无益。”景公又欲祠河伯。晏婴又说:“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泉将下,百川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欲雨乎?祠之无益。”他还指出,要想求得福禄,仅仅用牺牲玉帛来供奉上帝宗庙是不行的,必须使自己的政令符合于人民的愿望,行动顺从神的意志,节制自己的侵夺暴凌行为,重视百姓利益,如此,方能得到福禄。这种思想还不是彻底无神论思想,但有着重人事轻鬼神的倾向。
该书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成篇采取故事的形式,以晏子形象带动全书开展,且情节生动,戏剧性强,语言传神。其中还采用了一些民间传说,如“黄布裹枣”、“悬牛头卖马肉”等。
《晏子春秋》的注解和版本主要有:明凌澄初套印本,共六卷,明万历五年(1577年)南监刻《子汇》本,后商务印书馆据此本影印本。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全椒吴氏仿元刻本。清经训堂本。《四部备要》排印本。清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七卷,音义二卷,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刻本。清苏舆《晏子春秋注本》,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思贤讲舍刻本。清刘文昭《晏子春秋拾补》。清王念孙《晏子春秋杂志》。清刘师培《晏子春秋斠补定本》。近人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民国十五年(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评注诸子菁华录》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排印《诸子集成》本,一九五八年北京中华书局重印《诸子集成》本。今人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一九八二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排印本。
晏子,姓晏名婴,字平仲。生年不详,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前500年)。齐国莱之夷维(今山东高密)人。于齐灵公二十六年任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为政颇有贤才,重节俭,主薄敛,省刑罚,强调君臣之间要“和”而不“同”,要求为官宰者听取下层百姓的意见。
《晏子春秋》八卷包括内篇六卷、外篇两卷。内篇包括《谏》上、下两卷,记载晏婴对国君的劝谏;又有《问》上、下两卷,记载晏婴对君王和权臣等提问咨询的应对;还有《杂》上、下两卷。全书由二百余个短故事汇集而成,无固定体例。在这些故事中,反映了晏婴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政治、哲学思想。
晏婴认为,强国的根本之道在于爱民、举贤、行仁、利世。《内篇问上·威当世而服天下》中记载,齐庄公问晏婴如何能称霸而使天下人悦服,晏婴回答说:“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国之邪逆;听赁贤者,能威诸侯;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晏婴特别重视礼制的重要性,《晏子春秋》中多处载有他论述礼制的言论。他曾与齐庄公辩论,反对庄公的勇力治国论,认为治国必须推行仁义,如只凭借勇力而不讲仁义,那么就会像夏桀、商纣一样国破身亡。他也曾反驳齐景公怠慢礼制的作法,提出“礼不使也,禽兽矣”的观点,认为人比野兽高贵的地方在于人有礼制压束自己。没有礼制,人无法安身立世,国家也会大乱。他教育齐景公整顿法令,完善礼制,治理齐国,使齐国大小官吏都能依礼制办事。
《晏子春秋》中充分反映出晏婴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国家能否达到长治久安,关键在于人民能否安居乐业,因此国君应当恤念人民,关心百姓的疾苦,切实地为百姓解决生活问题。他警告君王,如果得罪于百姓,那么也就会被百姓所诛。他还主张实行救灾、省刑、薄敛等具体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以争取民心。齐国曾有雨灾,出现大批灾民,晏婴就劝说齐国君开仓赈济,不被批准,晏婴即以自己家的粮食分给灾民。晏子还挽救了许多齐景公想要杀害的下层官吏和普通百姓的生命。他还多次劝谏齐国君减轻赋敛、少征劳役。
晏婴还强调社稷高于国君的思想。《晏子春秋》中记载,崔杼杀死齐庄公后,晏婴说道:“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强调国家的利益高于国君,君与臣都应以国家利益为重。
《晏子春秋》还体现出晏婴重视节俭的思想。他反对国君的奢侈浪费,多次劝谏君王不要花费财力去做无利于民的事,要求把人力、物力集中运用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实事上。正是因为书中有这种思想,后人才怀疑《晏子春秋》是墨家类著作。
《晏子春秋》中也反映出晏婴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内篇谏上·景公欲祠灵山河伯以祷雨》中记载,齐国长期不下雨,齐景公欲征收税敛以祭灵山之神。晏婴反对说:“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无益。”景公又欲祠河伯。晏婴又说:“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泉将下,百川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欲雨乎?祠之无益。”他还指出,要想求得福禄,仅仅用牺牲玉帛来供奉上帝宗庙是不行的,必须使自己的政令符合于人民的愿望,行动顺从神的意志,节制自己的侵夺暴凌行为,重视百姓利益,如此,方能得到福禄。这种思想还不是彻底无神论思想,但有着重人事轻鬼神的倾向。
该书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成篇采取故事的形式,以晏子形象带动全书开展,且情节生动,戏剧性强,语言传神。其中还采用了一些民间传说,如“黄布裹枣”、“悬牛头卖马肉”等。
《晏子春秋》的注解和版本主要有:明凌澄初套印本,共六卷,明万历五年(1577年)南监刻《子汇》本,后商务印书馆据此本影印本。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全椒吴氏仿元刻本。清经训堂本。《四部备要》排印本。清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七卷,音义二卷,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刻本。清苏舆《晏子春秋注本》,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思贤讲舍刻本。清刘文昭《晏子春秋拾补》。清王念孙《晏子春秋杂志》。清刘师培《晏子春秋斠补定本》。近人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民国十五年(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评注诸子菁华录》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排印《诸子集成》本,一九五八年北京中华书局重印《诸子集成》本。今人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一九八二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