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庄子》并阐释魏晋玄学的著作。十卷。西晋郭象撰,亦被认为是魏晋时期向秀、郭象合著。成书于西晋。
        郭象,字子玄。生于魏嘉平四年(252年),卒于晋永嘉六年(312年)。河南洛阳人。曾在西晋朝廷历任黄门侍郎、豫州牧长史、太傅主簿等职。郭象少年时即以有才理、喜好老庄之学,能言善辩而扬名,曾被时人誉为“王弼之亚”,是西晋著名的玄学家。著作有“碑论十二篇”,但均已佚失。
        郭象总结了当时玄学思潮发展中关于“贵无”或“崇有”观点的争论,在向秀《庄子隐解》的基础上,作了《庄子注》一书。当时,注《庄子》者数十家,比较著名的有:崔譔注、向秀注、司马彪注、李颐集解、郭象注等。其中尤以郭本:“特会庄重之旨,故为世所贵。”(唐陆德明:《经典释文》)
        郭象注《庄子》,共三十三篇,基本按《庄子》内、外、杂篇之分,为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分十卷注之第一卷,内篇: 《逍遥游》、《齐物论》;第二卷,《养生主》、《人世间》、《德充符》;第三卷,《大宗师》、《应帝王》;第四卷,外篇:《骈拇》、《马蹄》、《胠箧》、《在宥》;第五卷,《天地》、《天道》、《天运》;第六卷,《刻意》、《缮性》、《秋水》、《至乐》;第七卷,《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第八卷,杂篇:《庚桑楚》、《徐无鬼》、《则阳》;第九卷,《外物》、《寓言》、《让王》、《盗跖》;第十卷,《说剑》、《渔父》、《列御寇》、《天下》。
        在《庄子注》中,郭象对庄周的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
        首先,在“有”和“无”的问题上,郭象提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者生生者哉?块然而自生耳。”他认为,“无”就是虚无,不存在,它不能生“有”。而“有”才是现实存在的一切,是唯一的存在。“有”之所以为“有”,只是“自生、独化”,“自有”。
        其次,在政治上,他提出“游外以宏内”之说,认为“游外”的人即那些超脱于现实之外的“至人”、“神人”与“游内”的人即那些讲仁义说道德的帝王圣贤是一致的,最好的“游外”者也就是最好的“游内”者。圣人常常是能“游外以宏内,无心以顺有”的。
        再次,在“有为”和“无为”的问题上,郭象把“无为”看成某种特殊的“为”,认为“无为”并非“拱默山林”,而是万物各自做应当做的事,尽应当尽的责,“群才万品各任其事而自当其责矣。”郭象还特别强调了圣人的“无为”问题。在他看来,圣人的“无为”是“无心而任化,任物之自为”。只有这样,圣人才能“无心而顺有”,达到万有的境界。
        最后,在“性”(本性)和“为”(人为)的问题上,郭象指出,“性”和“为”是一对对立的概念,“性”是指某一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素质;那些不属于某一事物内在素质的,则称作“为”。也就是说,是人为加上去的。他说,“性之所能,不得不为也;性所不能,不得强为”。只要顺着事物的“性”去做,那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根据这个道理,“圣人”只要顺着他的本性去做,就能够达到“无为”的境界。
        总之,郭象以“寄言出意”的注释方法,抛开了《庄子》的字面意思,按照他自己的思想体系来领会庄周的精神实质,表明了他和庄周思想的差异,并陈述了其玄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
        郭象的《庄子注》,是魏晋时期众多《庄子》注本中最有影响的一部,是迄今流传最广的一本《庄子》注。它不仅继承、发展了庄周的哲学思想及其思辨性思维方法,是研究庄周学说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代表了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阶段,带有后期玄学的理论特点,因而也是现代研究魏晋玄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庄子注》版本有:《四部丛刊》影印世德堂本,明《道藏》本等。现今比较完善和通行的有清郭庆藩《庄子集释》校点本,王先谦《庄子集解》,王叔岷《郭象庄子注校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