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哲学、社会思想的语录体著作。十四卷。战国时孟子等人编著。约成书于战国中后期。
        孟子,名轲。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前372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年)。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中国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先秦儒家代表之一。孟子崇敬孔子,服膺其学说,以继承和振兴孔学为己任。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精通儒术,尤精于《诗》、《书》,曾带领弟子周游诸侯各国,上说下教,先后到过魏、齐、滕、宋等国。其学说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遭到冷遇。孟子本人除在齐国任三年客卿外,终不受重用,晚年孟子退居讲学,与高足万章、公孙丑等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辑集自家言论,作《孟子》。
        《孟子》一书,西汉初年司马迁在《史记》本传中称七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十一篇。东汉学者赵岐作《孟子章句》,将十一篇分为内篇七篇,外书四篇。认为外书四篇为伪书,不为其作注,以后便逐渐亡佚。赵岐对《孟子》内篇七篇作注时,将每一篇又分上下,成七篇十四卷。是为今本《孟子》。
        《孟子》一书体例与《论语》相仿,所以东汉人认为孟子模仿《论语》而作《孟子》。同《论语》相比,《孟子》亦为语录体,各篇由若干段语录、对话和活动记载辑成,并无一中心思想和逻辑体系。而且,各篇名称均采撷每篇首章若干字词而成,并无思想意义。与《论语》不同的是,《孟子》各章大多较《论语》为长,并有许多篇幅很长的章节,几可成为独立的小论文,反映了先秦诸子散文的演变。
        《孟子》七篇分别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各篇篇间并无思想和内容上的内在联系,而且各篇之间也多有重复。《梁惠王》篇上下共二十三章,主要记述了孟子同梁惠王(即魏惠王)、齐宣王、滕文公等诸侯的对话。在这些对话和交谈中,孟子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反对一味追求利,反对不顾人民死活地征战扩张;要求诸侯“保民而王”,“与民同乐”;他提出“制民之产”,即给予人民以“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田产。具体就是给百姓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并且鼓励生产,不违农时,使人民不饥不寒。在此基础上对民众施行道德教育,这样就可以统一天下而称王了。
        《公孙丑》篇上下主要记载了孟子在齐国的言论和活动。在这两卷中,孟子提出了养“浩然之气”的思想。他认为,“浩然之气”是一种“至大至刚”、“充塞天地之间”的精神力量,具有这种精神力量就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心”。而养“浩然之气”则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道德修养过程。他还极力称赞孔子,认为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在《万章》篇下,他更明确地说,“孔子圣之时者也”。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从而表明了自己的志向。他还提出“王霸”之道,所谓“霸”,即“以力假仁者霸”;所谓“王”,即“以德行仁者王”。他主张王道,崇尚周文王以小邦周战胜殷商的王道事迹,反对纯任武力、暴力的霸道。并且,孟子还提出了系统的经济措施和用人原则。他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提出“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税”的轻税免征、有利民生的经济政治。在“公孙丑篇”下他还提出了富有哲理的名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强调人的因素和政治的合道。
        《滕文公篇》上下主要记载了孟子与滕文公的一些谈话,还记载了他与诸子其他学派如农家和墨者的辩论。在与滕文公的谈话中,孟子较前更清晰地表述了他的“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教育百姓从善等的仁政主张。在与农家许行的学生陈相的辩论中,孟子批判了农家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主张,提出“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在同其学生和时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坚持原则、不苟且为官的士人精神。他针对有人称纵横家公孙衍、张仪为大丈夫的论调,指斥公孙衍、张仪之流行的是“妾妇之道”,提出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最后,他针对别人称他“好辩”而抒发了自己的志向。他认为,当前形势是“圣人之道衰”、“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墨之道“盈天下”、“孔子之道不著”。作为圣人之徒,“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这是责无旁贷的。
        《离娄篇》上下各章的篇幅大多较短,内容也较杂,大致包括重视民心,强调君主诸侯的道德素质,提倡孝道等方面的内容。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说“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认为,权力职位应该与品德操行有机地联系起来。他认为,国王诸侯个人的品德如何关系重大,“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他强调民心的所向,认为夏商周三代之得天下与失天下就在于仁和不仁,而仁不仁的实质就在是否得了民心。桀纣之失去天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失去民心。在《尽心篇》中,他更明确提出“民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反映了古代的民本思想。孟子认为,在所有的事情之中,奉养父母是最大的事。仁义礼智的实质就在于此。他还提出,君臣应该相互尊重。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万章篇》上下主要记载了孟子与弟子万章之间的对话。内容主要涉及对古代圣贤如舜、禹、孔子、伯夷、叔齐、百里奚等的评价及其有关事迹的辨正,另外也涉及到孟子所主张的士人从仕之道。
        《告子篇》上下主要是孟子言论的记录及其他与时人、学生的对话。主要内容是他的性善思想和修养思想。孟子在与告子和其他学说的辩论中提出“性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每一个人都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在《公孙丑篇》中他把“四心”称作为仁义礼智四德的“端”,即萌芽、开始。但是,他认为人们固有的善端由于个人的原因会丧失,即“放心”。因此,他强调人们要进行道德修养。提出“求放心”,反省自身,树立自觉性,养其“大体”,等。在《告子篇》下中,孟子还提出了困苦生智慧,艰辛长能力的主张。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尽心篇》上下各章篇幅都不太长,内容比较杂,多有与前面各篇重复的地方。在这两卷中,孟子提出了明确的人生道路。他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所谓正命,就是“尽其道而死者”。而“尽其道”即“尽其心,知其性”、“存其心,养其性”。《尽心篇》下最后一章,孟子历数从尧舜到孔子圣人的传承闻见历史,以证明他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论断。他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表达了他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的不凡抱负。唐韩愈即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儒家的道统说。
        《孟子》一书内容十分丰富,表现了孟子的哲学、政治、伦理、经济和教育等多方面的思想,是人们了解和研究孟子思想的基本历史资料。《孟子》一书的语言生动、流畅,论辩机智并富有逻辑,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代表作,具有文学价值。另外,《孟子》一书还保存了许多战国中期和史前时代的史料,也是人们研究战国社会和史前史的参考资料。
        《孟子》的版本情况:《孟子》一书在汉代即作为辅翼“经”的传而流行,为汉代学者频频引用。《孟子》不分卷本,有宋刻巾箱《八经》本。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上海开明书店排印《十三经经文》本。自东汉始有人为《孟子》作注,计有郑玄、刘熙、高诱、赵岐等人。但只有赵岐的《孟子注》流传下来,其余者皆亡佚,今仅有辑本。赵岐以后,晋代綦毋邃、唐代陆善经、宋代程颐、苏辙、尹惇、张栻等人亦著有《孟子注》,但都不及赵岐《孟子注》著名。因此,赵氏《孟子注》是最早和最有影响的注本。赵注有宋刻大字本。《四部丛刊》本,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浙江书局校修印《十三经古注》本,宋孙奭为赵岐作疏,为《十三经注疏》本,南宋朱熹为《孟子》章句集注,是为《孟子章句集注》(简称《孟子集注》),是孟子集注本中最佳者。《孟子集注》收入《四书集注》中,《四书集注》版本以清乾隆前诸刻本为善本,《四部备要》本流传较广,一九五七年中华书局本最佳。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又出版《新编诸子集成》本。清代焦循作《孟子正义》,为清代注释《孟子》最著名者。《正义》有《焦氏丛书》本、《皇清经解》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重印《诸子集成》本、一九五七年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清宋翔凤作有《孟子赵注补正》,有清嘉庆间浮谿精舍刻本。近代以来,孟子注释有赵正平的《孟子新解》,胡毓寰的《孟子本义》,世界书局的《孟子读本》等,而以近人杨伯峻《孟子译注》最佳,《孟子译注》由中华书局首版于一九六二年,以后多次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