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思想杂著。刘向编定《管子》时共八十六篇,今本存七十六篇,另有十篇名存实亡。相传为春秋时管仲撰。成书于战国(约前475—前221年)间。
管仲,名夷吾,字仲,谥敬,故又称管敬仲。生年不详,卒于周襄王七年(前645年)。颍上(今安徽颍县)人。官至齐相。早年贫困,后经鲍叔牙多次举荐,于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相齐桓公。任齐相四十年,完成齐国各方面的封建改革,又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第一位霸主。
今存《管子》七十六篇,分为八类: 《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学术界一般认为,《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是管仲思想的记录,保存了管子遗说。《大匡》、《中匡》、《小匡》等篇是关于管仲遗事的记录。
《管子》全书内容分述如下:
《牧民》:注意天时,重农贮粮;禁止君主挥霍无度;禁止奢靡;敬鬼神;敬法祖;敬亲友。不这样做国家就会灭亡。礼、义、廉、耻称为四维,缺一,国不稳;缺二存国危;缺三国颠覆;缺四国灭亡。顺应民心、使人们安居乐业是治国根本法则,靠刑罚、杀戮不能平民心。要把权力交给有道德的人。顺民心,尽民之所长,度量民力,不强迫、不欺骗,赏、罚分明、信实。按不同的层次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治理,如乡、国、天下等。君主应开诚布公、不擅改法度、不掩蔽过错。量才用人,通晓天时的,用做官长,无私心者,用做官吏,能理财、用人之人,才能为君主。
《形势》讲到,只有认真行德的君主,才能获得治国之功效。要想让人们拥护自己,一定要时时、处处行德。失“道”者民不投,得“道”者民不离,顺应天道,国保持强盛,顺乎民心,能安危存亡。万事之本,内容不同但同归一理。顺天道行,就会得到天的帮助,反“道”而行,天就违背他。
《权修》讲述开辟土地、珍惜民力、重农轻商、治理国家和选拔人才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土地的物产受时令所限,人们的劳动受体力所限,而君主的欲望却毫无止境。人民与君主的怨恨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即所谓:“地之生才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关于培养人的重要性,作者认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立正》讲,治理国家有“三本”:品德与地位是否相符;功劳与俸禄是否合理;能力与官职是否相称。安定国家有“四固”:口是心非之人,不受其权;不荐贤的人,不能受予尊位;刑而避亲之人,不能统帅军队。不重生产、巧立名目课取赋税之人,不能做都邑之官。富国必须做五件事情:山林防火;修通沟渠;发展农业、种植桑麻;发展家庭蔬菜、瓜果种植;反对工匠刻木镂金、反对女子修饰打扮。该篇还论述了各级官吏的职责、官吏的等级及生活标准,总结九种错误议论可能导致的恶果,称为“九败”。
《乘马》篇论述立都位置选择、“无为而治”成大业、管理土地、爵位安排、市场管理、士、农、工、商之关系等内容。后者篇幅较长,其中有土地分封、民力分配、劳役制度等,并强调,非真商人不得经商,非真工匠不得做工,非真正的农民不得务农,非名符其实之士人不许在朝中为官。《七法》讲到,规律、形象、规范、教化、决塞、心术、计数,分别是立法、量才用人、治理人民、移风易俗、驱使和调遣人民、发布命令、办好实事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英明的君主,令贵于宝、社稷重于亲戚、爱法高于爱人、威信重于爵禄。还论述了为兵之数和选阵问题。
《版法》论述君主的正心问题,不因情绪而赏罚,严于律己,法律公正,不违天时,这是治国之大法。《幼官》主要讲两个内容,一是月令与方物,论述不同的时节中,君主的衣、食、修养、所用之旗帜、兵器、刑物。二是政论与兵法,主讲治国、用兵之道,包括军事、政治两方面。《幼官图》以前篇同。《五辅》论德之“六兴”、义之“七体”、礼之“八经”、法之“五务”、权之“三度”。从人的思想、社会和实际利益出发,给人们以实惠,惩恶扬善,治理好社会。《宙合》篇内容有:以五音比君道,以五味比臣道,各守其道,重在协调。以准、绳之类的物体比喻国家法度,掌握法度,备以国需。看人看事应从大处着眼,“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
《枢言》内容也较多。论述有君主之尊卑、轻重在于举贤、置官、务地。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兵,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美色。列先王之德,戒后世之主。先王在荣辱,荣辱在个人所为。天下没有无原无故之爱憎,为善者有福,不善者有祸。而祸福在为。明赏不费,明刑不暴。《八观》是从八个方面对一国进行研究:一、城墙建筑;二、农业生产;三、副业、林业生产;四、生活水准;五、服兵役人数、财政开支;六、民俗与文化教育及思想归属;七、了解百官之所好;八、了解君主立法出令。从这八个方面进行观察和研究,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虚实。
《法禁》阐述立法以行禁的重要性和实例,共十八禁。《重令》主要讲法令的重要性,阐述治国依靠法令的“重令”观念。《法法》强调:“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后法为“法度”,前法为手段。表示用法的手段而行法,实际指强制行法。作者强调,只有用禁律约束君主自身,则命令才能够行于民众之中。
《兵法》主论治兵用兵之法,如怎样做到打起仗来而保证国家不贫;做好战前准备的重要性。并认为“三官”无误,“五教”不乱,“九章”著明是处于不败之地的基本保证。文中具体讲述了“三官”、“五教”和“九章”之内容,还介绍了战略战术问题。
《大匡》、《中匡》、《小匡》之内容主要叙述管仲辅相桓公的历史,记述了许多管仲处理国事之方法与谈话,表现出管仲治国处事之才能。《霸形》篇实际讲述的是管仲对桓公陈述霸王之业的言论。在该篇中,管仲给桓公讲述了许多成其霸王之道,如轻征赋税、宽缓刑政、劳役适度、制定对诸侯国之间的政策等。《霸言》篇实际论述的是王霸之业的规模及形势。认为,霸业、王业的形势,是因为德义、智谋、兵战、地形动作都处于优势的结果。
《问》主讲社会调查。全篇提出了诸如“资源”、“国家制度的执行情况”、“农业”、“手工业”等六十多项调查内容,是一部古代社会调查的提纲。《戒》记述管仲对桓公的劝戒,对他的一言一行谈出自己的看法约束桓公的行动。《地图》论述军用地图在行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参患》篇首论“处于强、弱之间为无患”,然后论述军事的重要性、用兵计划等内容。《制分》为控制天下之纲领。《君臣》有上下两篇,主要讲述君道和臣道及其相互之关系,用以分清各自之职责。《小称》告诫人们应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并劝诫桓公远离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等人,认为他们是无情无义之人,对国对君有害无益。《四称》阐述有道之君、无道之君、有道之臣、无道之臣四者的具体表现形式。《侈靡》篇则主张多生产、高消费,认为这样可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安定民心。《心术》上下两篇,着重论述心的功能和活动原则,也探讨了君主的治之法。“心”即思想,“心术”实际就是“政策”和“策略”问题。《白心》篇主张修身养性,扫除欲念。认为“道”是一切运动的“外力”。
《水地》篇提出了“水”为万物本原的思想,然后从多方面论证这一点。如水无处不在;水为地的“血气”;人因水而生长发育。胚胎由水而形成;人的精神面貌、社会道德风俗也由水而决定,即所谓“水秀人美”、“山恶人凶”。《四时》篇论述政治与四时的关系问题,认为君主政令因遵守四时之特点,并与之相应,合于四时则福,否则为祸。《五行》篇与《四时》篇文意相通。
《势》论军事上的规律性。《正》篇提出用刑、政、法、德,道规正国人。“正”即纠正、修正之意。《九变》讲九种思慕之事。《任法》、《明法》、《版法解》、《明法解》继续对“法”治理论进行阐述。《治国》论发展农业对治国的重要作用。《内业》篇提出“气”的理论。用“气”来解释生命和意识的起源,以及人的精神活动。认为人体的强弱、人的精神、智慧等都是由“气”或“道”构成的。文中着重论述了精气的修养方法和精气的作用及治心的原则。《七臣七主》分别列举七种类型的君、臣,分述他们的功过是非。另有法制、经济、阴阳等问题。《禁藏》论述君主的自我克制问题。《入国》记述“九惠之教”的内容。《九守》讲述君主应遵守的九种准则。
《度地》论述治地、治水问题。《地员》讲述种植业的“因地治宜”。《弟子职》举出了弟子承师的规则与纪律。《臣乘马》、《乘马数》论述理财之道和经济和算问题。《事语》、《国蓄》、《地数》、《国准》等篇论述国家储蓄的重要性和途径。《海王》讲就地取材问题,依山取铁,靠海出盐。《山国轨》兼论统计和理财之术。《山权数》论述怎样通过权术来利用天时、地才及人才。“山”财之意。《地数》论述山、水、陆自然资源之分布及控制、管理方法。《揆度》论述轻重之术及筹划国家大事问题。《轻重》篇共十九篇,仅存十六篇,是古代关于调节商品、货币流通和控制物价之理论。该篇对商品的流通过程作了理论概括。主张通过号令控制货币、农产品以调节物价。打击大商人增加财政收入。
综上所述可知,《管子》所阐述的主要有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法制思想和哲学思想。哲学思想主要集中于《水地》、《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宙合》、《四时》、《五行》等篇中。论点主要有以下几点:水为万物之本原思想;吸收“道”的概念,明确指出“道”即“精气”的论点。他认为,天上之星辰,地上之五谷,不可见之鬼神,圣人之智慧,均是由“精气”构成的。“虚而无形谓之道,化育成物谓之德”。又反对《老子》否定知识、排斥与外物接触而只讲求内心直观的观点,主张“名”与“实”相符合。强调遵循“静因之道”进行认识活动。要想用“因”的方法认识客观事物,就必须加强认识主体修养。而“心”在人身中处于主宰地位。所以修养主体主要就是对“心”的修养。修养心灵,必须达到“虚”、“静”、“一”的程度。
现学术界认为,《管子》非管仲亲著,亦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战国时管仲学派的著作总汇,也有管仲遗说和管仲言行的记述。另有人认为是齐国稷下学者著作总集,包含战国时各家各派的著作。
该书版本及注解本都是唐代以后的,以清本和民国时期本为最多。其有《二十二子》本;《诸子集成》本;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管子注释》上下册为最近版本。该书由赵守正撰。有原文,有注释、有今译。卷前有撰写说明和一九八一年千家驹所做之序。
管仲,名夷吾,字仲,谥敬,故又称管敬仲。生年不详,卒于周襄王七年(前645年)。颍上(今安徽颍县)人。官至齐相。早年贫困,后经鲍叔牙多次举荐,于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相齐桓公。任齐相四十年,完成齐国各方面的封建改革,又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第一位霸主。
今存《管子》七十六篇,分为八类: 《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学术界一般认为,《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是管仲思想的记录,保存了管子遗说。《大匡》、《中匡》、《小匡》等篇是关于管仲遗事的记录。
《管子》全书内容分述如下:
《牧民》:注意天时,重农贮粮;禁止君主挥霍无度;禁止奢靡;敬鬼神;敬法祖;敬亲友。不这样做国家就会灭亡。礼、义、廉、耻称为四维,缺一,国不稳;缺二存国危;缺三国颠覆;缺四国灭亡。顺应民心、使人们安居乐业是治国根本法则,靠刑罚、杀戮不能平民心。要把权力交给有道德的人。顺民心,尽民之所长,度量民力,不强迫、不欺骗,赏、罚分明、信实。按不同的层次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治理,如乡、国、天下等。君主应开诚布公、不擅改法度、不掩蔽过错。量才用人,通晓天时的,用做官长,无私心者,用做官吏,能理财、用人之人,才能为君主。
《形势》讲到,只有认真行德的君主,才能获得治国之功效。要想让人们拥护自己,一定要时时、处处行德。失“道”者民不投,得“道”者民不离,顺应天道,国保持强盛,顺乎民心,能安危存亡。万事之本,内容不同但同归一理。顺天道行,就会得到天的帮助,反“道”而行,天就违背他。
《权修》讲述开辟土地、珍惜民力、重农轻商、治理国家和选拔人才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土地的物产受时令所限,人们的劳动受体力所限,而君主的欲望却毫无止境。人民与君主的怨恨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即所谓:“地之生才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关于培养人的重要性,作者认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立正》讲,治理国家有“三本”:品德与地位是否相符;功劳与俸禄是否合理;能力与官职是否相称。安定国家有“四固”:口是心非之人,不受其权;不荐贤的人,不能受予尊位;刑而避亲之人,不能统帅军队。不重生产、巧立名目课取赋税之人,不能做都邑之官。富国必须做五件事情:山林防火;修通沟渠;发展农业、种植桑麻;发展家庭蔬菜、瓜果种植;反对工匠刻木镂金、反对女子修饰打扮。该篇还论述了各级官吏的职责、官吏的等级及生活标准,总结九种错误议论可能导致的恶果,称为“九败”。
《乘马》篇论述立都位置选择、“无为而治”成大业、管理土地、爵位安排、市场管理、士、农、工、商之关系等内容。后者篇幅较长,其中有土地分封、民力分配、劳役制度等,并强调,非真商人不得经商,非真工匠不得做工,非真正的农民不得务农,非名符其实之士人不许在朝中为官。《七法》讲到,规律、形象、规范、教化、决塞、心术、计数,分别是立法、量才用人、治理人民、移风易俗、驱使和调遣人民、发布命令、办好实事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英明的君主,令贵于宝、社稷重于亲戚、爱法高于爱人、威信重于爵禄。还论述了为兵之数和选阵问题。
《版法》论述君主的正心问题,不因情绪而赏罚,严于律己,法律公正,不违天时,这是治国之大法。《幼官》主要讲两个内容,一是月令与方物,论述不同的时节中,君主的衣、食、修养、所用之旗帜、兵器、刑物。二是政论与兵法,主讲治国、用兵之道,包括军事、政治两方面。《幼官图》以前篇同。《五辅》论德之“六兴”、义之“七体”、礼之“八经”、法之“五务”、权之“三度”。从人的思想、社会和实际利益出发,给人们以实惠,惩恶扬善,治理好社会。《宙合》篇内容有:以五音比君道,以五味比臣道,各守其道,重在协调。以准、绳之类的物体比喻国家法度,掌握法度,备以国需。看人看事应从大处着眼,“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
《枢言》内容也较多。论述有君主之尊卑、轻重在于举贤、置官、务地。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兵,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美色。列先王之德,戒后世之主。先王在荣辱,荣辱在个人所为。天下没有无原无故之爱憎,为善者有福,不善者有祸。而祸福在为。明赏不费,明刑不暴。《八观》是从八个方面对一国进行研究:一、城墙建筑;二、农业生产;三、副业、林业生产;四、生活水准;五、服兵役人数、财政开支;六、民俗与文化教育及思想归属;七、了解百官之所好;八、了解君主立法出令。从这八个方面进行观察和研究,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虚实。
《法禁》阐述立法以行禁的重要性和实例,共十八禁。《重令》主要讲法令的重要性,阐述治国依靠法令的“重令”观念。《法法》强调:“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后法为“法度”,前法为手段。表示用法的手段而行法,实际指强制行法。作者强调,只有用禁律约束君主自身,则命令才能够行于民众之中。
《兵法》主论治兵用兵之法,如怎样做到打起仗来而保证国家不贫;做好战前准备的重要性。并认为“三官”无误,“五教”不乱,“九章”著明是处于不败之地的基本保证。文中具体讲述了“三官”、“五教”和“九章”之内容,还介绍了战略战术问题。
《大匡》、《中匡》、《小匡》之内容主要叙述管仲辅相桓公的历史,记述了许多管仲处理国事之方法与谈话,表现出管仲治国处事之才能。《霸形》篇实际讲述的是管仲对桓公陈述霸王之业的言论。在该篇中,管仲给桓公讲述了许多成其霸王之道,如轻征赋税、宽缓刑政、劳役适度、制定对诸侯国之间的政策等。《霸言》篇实际论述的是王霸之业的规模及形势。认为,霸业、王业的形势,是因为德义、智谋、兵战、地形动作都处于优势的结果。
《问》主讲社会调查。全篇提出了诸如“资源”、“国家制度的执行情况”、“农业”、“手工业”等六十多项调查内容,是一部古代社会调查的提纲。《戒》记述管仲对桓公的劝戒,对他的一言一行谈出自己的看法约束桓公的行动。《地图》论述军用地图在行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参患》篇首论“处于强、弱之间为无患”,然后论述军事的重要性、用兵计划等内容。《制分》为控制天下之纲领。《君臣》有上下两篇,主要讲述君道和臣道及其相互之关系,用以分清各自之职责。《小称》告诫人们应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并劝诫桓公远离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等人,认为他们是无情无义之人,对国对君有害无益。《四称》阐述有道之君、无道之君、有道之臣、无道之臣四者的具体表现形式。《侈靡》篇则主张多生产、高消费,认为这样可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安定民心。《心术》上下两篇,着重论述心的功能和活动原则,也探讨了君主的治之法。“心”即思想,“心术”实际就是“政策”和“策略”问题。《白心》篇主张修身养性,扫除欲念。认为“道”是一切运动的“外力”。
《水地》篇提出了“水”为万物本原的思想,然后从多方面论证这一点。如水无处不在;水为地的“血气”;人因水而生长发育。胚胎由水而形成;人的精神面貌、社会道德风俗也由水而决定,即所谓“水秀人美”、“山恶人凶”。《四时》篇论述政治与四时的关系问题,认为君主政令因遵守四时之特点,并与之相应,合于四时则福,否则为祸。《五行》篇与《四时》篇文意相通。
《势》论军事上的规律性。《正》篇提出用刑、政、法、德,道规正国人。“正”即纠正、修正之意。《九变》讲九种思慕之事。《任法》、《明法》、《版法解》、《明法解》继续对“法”治理论进行阐述。《治国》论发展农业对治国的重要作用。《内业》篇提出“气”的理论。用“气”来解释生命和意识的起源,以及人的精神活动。认为人体的强弱、人的精神、智慧等都是由“气”或“道”构成的。文中着重论述了精气的修养方法和精气的作用及治心的原则。《七臣七主》分别列举七种类型的君、臣,分述他们的功过是非。另有法制、经济、阴阳等问题。《禁藏》论述君主的自我克制问题。《入国》记述“九惠之教”的内容。《九守》讲述君主应遵守的九种准则。
《度地》论述治地、治水问题。《地员》讲述种植业的“因地治宜”。《弟子职》举出了弟子承师的规则与纪律。《臣乘马》、《乘马数》论述理财之道和经济和算问题。《事语》、《国蓄》、《地数》、《国准》等篇论述国家储蓄的重要性和途径。《海王》讲就地取材问题,依山取铁,靠海出盐。《山国轨》兼论统计和理财之术。《山权数》论述怎样通过权术来利用天时、地才及人才。“山”财之意。《地数》论述山、水、陆自然资源之分布及控制、管理方法。《揆度》论述轻重之术及筹划国家大事问题。《轻重》篇共十九篇,仅存十六篇,是古代关于调节商品、货币流通和控制物价之理论。该篇对商品的流通过程作了理论概括。主张通过号令控制货币、农产品以调节物价。打击大商人增加财政收入。
综上所述可知,《管子》所阐述的主要有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法制思想和哲学思想。哲学思想主要集中于《水地》、《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宙合》、《四时》、《五行》等篇中。论点主要有以下几点:水为万物之本原思想;吸收“道”的概念,明确指出“道”即“精气”的论点。他认为,天上之星辰,地上之五谷,不可见之鬼神,圣人之智慧,均是由“精气”构成的。“虚而无形谓之道,化育成物谓之德”。又反对《老子》否定知识、排斥与外物接触而只讲求内心直观的观点,主张“名”与“实”相符合。强调遵循“静因之道”进行认识活动。要想用“因”的方法认识客观事物,就必须加强认识主体修养。而“心”在人身中处于主宰地位。所以修养主体主要就是对“心”的修养。修养心灵,必须达到“虚”、“静”、“一”的程度。
现学术界认为,《管子》非管仲亲著,亦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战国时管仲学派的著作总汇,也有管仲遗说和管仲言行的记述。另有人认为是齐国稷下学者著作总集,包含战国时各家各派的著作。
该书版本及注解本都是唐代以后的,以清本和民国时期本为最多。其有《二十二子》本;《诸子集成》本;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管子注释》上下册为最近版本。该书由赵守正撰。有原文,有注释、有今译。卷前有撰写说明和一九八一年千家驹所做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