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简子上羊肠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车,而虎会独担戟行歌,不推车。简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车,会独担戟行歌不推车,是会为人臣侮其主。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会对曰: “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简子曰: “何谓死而又死?”虎会曰: “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谓死而又死。君既以闻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闻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 ”简子曰: “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会对曰: “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辩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智者不为谋,则社稷危;辩者不为使,则使不通; 勇者不为斗,则边境侵。”简子曰:“善! ”乃罢群臣不推车。为士大夫置酒,与群臣饮,以虎会为上客。

(《新序·杂事》)

        先秦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是古代民本思想兴盛的时代。从《尚书》的“民为邦本”,到《孟子》的“民贵君轻”,人们已经开始从君臣地位、上下关系的角度,审视自身的存在价值。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尚未形成之前,还可以在各诸侯王国间有自己的选择机会。所以相对于后代而言,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还有着一定程度的人格自由。本篇中的虎会,就敢于和国君分庭抗乱,向国君追究“为人君而侮其臣者”的罪责。
        事情是群臣皆推车,而虎会不推车。作为大臣,本来就没有推车的责任,赵简子却据此追究侮君之罪,可见是擅作威福,根本未将大臣的人格放在眼里。于是虎会反过来追究简子“侮臣”的罪责,也就理直而气壮。
        “侮君”之罪不过杀头,侮臣之罪却能导致众叛亲离,乃至社稷倾危,国家灭亡。这样看来,“侮臣”之罪,远远重于“侮君”之罪了。蔑视民心者,虽然猖狂一时,但最终的下场只能是悲惨的。所以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虎会的倔强,正是看准了赵简子不能不顾及人心。作为一国的统治者,他需要争取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和其他诸侯国相争夺、相抗衡。当时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坚持自身的独立价值,也是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赵威后问齐使,先民而后君;颜斶敢于直斥“王前”; 唐且以“布衣之怒”重于“天子之怒” (《战国策》),与本篇所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思想。尽管这里的“民本”思想还不能和今天的民主思想相提并论,但两千多年以前的知识分子能具有这样独立的人格意识,毕竟是难能可贵的。对照我们今天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依附观念,本篇的思想,还是可以给人以某种启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