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郭君将城薛,客多以谏。靖郭君谓谒者,无为客通。齐人有请者曰: “臣请三言而已矣! 益一言,臣请烹。”靖郭君因见之。客趋而进曰:“海大鱼!”因反走。君曰: “客有于此。”客曰: “鄙臣不敢以死为戏。”君曰 “亡更言之?”对曰: “君不闻大鱼乎? 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阴,奚以薛为?夫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君曰:“善。”乃辍城薛。

(《战国策·齐策》)

        这是一篇记述说客讽劝当权者的实录文字。
        靖郭君要在薛地筑城,别人来劝,他都不见。好在有个聪明的说客,声言只说三个字,多一字愿下油锅。于是引起靖郭君的好奇。说客便趁势以海中的大鱼作比,推证出筑城实乃多此一举。由于说理的形象生动,出奇不意,便获得了预期的成功。
        先秦散文,无论是叙事作品还是论说文字,都大量充斥着此种类型的小品片断,即通过某种形象性的比喻或故事,来阐述一种观点。中国人素来长于形象思维而弱于抽象的思辩,因而便热衷于在言谈文字中设置一种奇特的“情感逻辑”,它可以不用进行缜密的推理而同样获得说服对方的功效。其长处在于,能够充分调动人的想象能力,获得对于外界事物的一种直观感受与判断。唯其原始和浑沌,才有一种类似宗教的“顿悟”境界,避开繁琐枯燥的弯路,也可以避免钻进“牛角尖”而走火入魔。表现在文章里,更可平添一种感染力和审美效应。然而,其短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不重推理,不擅抽象,所以在立论和说理的科学性或精确性上往往会大打折扣。比如这篇“海大鱼”,其不必筑城的结论就未必是什么了不起的真理,充其量反映了一种“小我不如大我”的心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