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

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山副使家。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宋太宗淳化二年(991)，诗人替散骑常侍徐铉雪冤，抗疏论妖尼道安诬告不实，结果反被朝廷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此诗即作于贬商州的次年即淳化三年(992)春。

全诗以“桃杏”花作为中心意象。桃花：“一枝枝缀乱云霞”，“占断春光是此花”(白敏中《桃花》);杏花：“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都是冬去春来的典型风物。诗人“春居”见“桃杏”盛开，兴感杂生，是十分自然的。

首句点出“桃杏”的意象，具体描绘“桃杏”盛开的情状：一桃一杏故云“两株”;桃花、杏花皆红色，而一旦二者倾斜于竹篱之旁，相互映照，益发如锦似霞，春光烂漫。“映”字颇传神。这一句暗点诗题之“春”意。

次句由花而引出诗人居处，暗点诗题之“居”意，“商山副使”乃诗人自称。商山在商州东南。团练副使是一个安置贬谪官员的闲职。作为一个“心有屠龙夺明珠志”(刘斧《青琐高议》)的有志之士，诗人对其无所作为的处境甚感苦闷、愤懑，故其诗中有“副使官闲莫惆怅”(《寒食》)，“从今莫厌闲官职”(《春居杂兴》)之类的牢骚语。而且商州属荒凉偏僻之地，其《七夕》所谓“山城已僻陋，旅舍甚丛脞”也。居于此亦生“此心牢落共谁论”(《日长简仲咸》)的孤寂之感。鉴于此，诗人对“妆点”陋居风光的“两株桃杏”倍加珍惜。它们不仅为“商州副使家”增添了生气与色彩，作为诗人“郡僻官闲”(同上)时空环境中进行审美观赏的对象，聊以排遣单调乏味的时光;同时亦可作为宣泄内心郁愤的对象，借以慰藉痛苦的心灵。因此，这新春的“桃杏”对诗人来说并非等闲之物。

但是，命运似乎处处与诗人作对。就是这唯一的精神寄托之物亦不为造物所容：“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诗人笔锋陡然一转，作者的审美感情由喜悦而变为愤慨。这种感情正是诗人“兴”之所在。“春风”在诗人笔下被拟人化，与李白《春思》云“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系同一手法。但“春风”不是温馨、多情的春的使者，倒像一个毁灭美好之物的无情“杀手”。它硬是吹折了数枝红艳的桃杏花枝，甚至连那于花枝上歌唱的春莺亦遭殃(说“莺吹折”属于诗“无理而妙”之法，不必拘泥于字面)，留给诗人的只是残枝落红的凄惨景象。“桃李”何罪?春莺何辜?竟遭此厄运!这两句写诗人惜“桃杏”亦即自惜命途多舛。语意蕴藉，诗旨深厚。诗人谪贬商州时的愤懑全借此责问之句发泄出来，正所谓“发愤以抒情”(屈原《九章·惜诵》)也。诗人原有的一点“春居”喜悦此至被破坏殆尽，而且更深地陷入牢落无偶、孤寂凄凉的心境中。据《蔡宽夫诗话》，诗人之子嘉佑指出后两句与杜甫诗“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绝句漫兴九首》之二)相近，“请易之”，但诗人却喜云：“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邪?”又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自贺诗》)终未改写。这说明诗人并非有意抄袭杜诗;或许杜诗早藏于诗人潜意识之中，一旦与眼前情景吻合就自觉跃入诗人笔下。

此诗风格平易，学白居易;感情沉郁近杜甫，与宋初轻佻浮华之风迥异，可见其力挽宋初诗坛颓风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