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朱熹文《诗集传序》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守，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寝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 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据四部丛刊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人，后居建州(今福建建瓯县)。高宗绍兴进士，曾知南唐军，任秘阁修撰、宝文阁待制。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学说，人称程朱学派。学问渊博，一生注释经典和讲学。世称朱文公。著文以穷理致用为旨，语言简洁畅达。著有《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

朱熹的《诗集传》，实在是《诗》经学史上的一部划时代名著。汉唐以来一千余年的古典经学，说《诗》皆宗毛《传》郑《笺》，《毛诗序》被奉为圣经，经学家们株守其说不疑，其弊渐流于抱残守陋，支离僵化，陈陈相因。到宋代便有变古标异的新怀疑派异军突起，《毛诗序》成为众矢之的，欧阳修作《毛诗本义》，苏辙作《诗集传》，晁说之作《诗序论》，郑樵作《诗传辨妄》，详辨毛、郑得失，猛攻《毛诗序》之妄。到朱熹《诗集传》出，终于全盘推倒《毛诗序》，摧垮了千百年来奉为正统的《毛诗序》说经体系，形成一股黜《毛诗序》创己说的经学思潮。朱熹自己也经历了这样一个由主《毛诗序》到黜《毛诗序》的思想演变。早年他作《毛诗集解》，全本《毛序》立说;淳熙二年(1175)以后他开始怀疑《毛诗序》之说，重修《毛诗集解》，改名《诗集传》;到淳熙五年以后他才尽弃《毛诗序》之说，形成自己的《诗》经学思想。这篇序为淳熙四年序定《诗集传》而作，正处在他的《诗》经学思想的过渡时期，因为遭到当时另一个主《毛诗序》的理学大家吕祖谦的激烈反对，他暂时还没有公开自己反对《毛诗序》的观点，但是，他的批判《毛诗序》的基本看法已在序中反映出来了。

朱熹的《诗》经学对旧《诗》经学的批判意义，从根本上说在于他确立了解经的新的方法论原则： 一是主张就经解经，反对以传说经。旧经学但据《毛序》(传)为说，这是以传代经，以传说湮没了经义;朱熹主张弃传解经，经传相分，是要拨开千年层累的传的迷雾直接就经探求经的本义。二是主张以史参验诗，反对以史比附诗。《毛诗序》专好以史事说诗，实际多是牵强附会。三是主张兼采众说，反对专主一家，打破了毛《传》古文经说的一统局面。正是这种解经方法论的更新，使他看到了《毛诗序》经学体系的一个根本谬误： 《毛序》的基本经学思想就是本于孔子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认为《诗经》中的诗篇篇都是“思无邪”，所以是一部圣经。而朱熹却认为《诗经》中也有思邪不正的淫诗，他从中划出了《邶》以下二十四篇“郑卫之声”的淫奔之作。这一思想的实质是表明他从《诗经》中已看出有一部分民间里巷男女谈情说爱的恋歌，在通向把《诗经》认作文学作品而不认作圣经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因而在实际上变成了对《诗经》这部圣经的亵渎。朱熹在序中说的“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就是承认了《诗经》中的诗有邪正是非不齐的差异，不全是“思无邪”。他在序一开头就用自己的理学哲学思想论述了何以诗有思邪思正的原因。他认为，人性都是善的，但是人情却有善有恶;性是心之静，情是心之动;情感物而发动既有善恶的不同，所以发而为思、为言、为诗也就有邪正的差异，他巧妙地引用了《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来附会自己这一思想，得出“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的结论，这不仅是在宣扬他的儒家物感说的文学观，而且更主要的是在发挥他的反《毛诗序》的经学思想。

但是朱熹并没有完全否定“思无邪”的思想，相反，他从另一方面又弥补了孔子“思无邪”说的漏洞，认为孔子说的“思无邪”并不是说《诗经》本身篇篇皆是“思无邪”，而是要我们每个读者都是以“思无邪”之心去读《诗经》。这一思想倒退不仅使他把《诗经》中真挚热烈的爱情诗统统斥为“淫诗”，而且更使他用一种偏执的道学眼光去认识《诗经》，把一部《诗经》理学化了。他的最辉煌的发现恰恰又成了他最严重的失误，正是从这里，他建立起了自己理学化的《诗》经学教化体系。全序五节，除了最后一节总括作序的缘起外，其余四节(四大层次)也就是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他的《诗》经学教化体系： 第一层论诗的起源，认为人感物而生情，情发为思，思形于言，言之不足，便产生了有“音响节奏”的诗;第二层论《诗》的教化功能，认为情感物而生有善有恶，故发而为诗有正有邪，正诗固然可以教人向善，邪诗却也有劝惩作用，使人返归于正，即善之足以为法，恶之足以为戒，从西周的用诗陈诗到孔子的删诗授诗，都本于这一诗教;第三层论《诗》的体制，他从形式上把风、雅、颂三体的划分归为乐调的不同(风为里巷歌谣，雅、颂为郊庙乐歌)，但从内容上又认为无论盛世的风雅颂还是衰世的变风变雅都有共同的诗教意义，只是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程度上各有不同，所以整部《诗经》贯穿着一个“天理”;第四层次论学《诗》的大旨，认为学《诗》就是要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道天理，这就必须以二《南》为根本探求其要领(朱熹明确认为《周南》、《召南》是《诗经》的大纲)，以十三国风相参验穷尽其变化，以雅诗正得失来拓大其规模，以颂诗相协和以求适中的节制。显然这是一个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理天道为核心的诗教体系，朱熹就这样把他的理学文化思想贯穿到了《诗》经学中。

朱熹的《诗集传序》是一篇代表理学家“其体近乎古，其指近乎经”(见《文章正宗纲目》)的文风的典型作品。朱熹是南宋一代古文宗师。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到北宋末虽趋沉寂，但经过宣政一段时期文气卑弱浮靡的倒退，南渡以来以奇句单行为特征的欧、苏古文又复盛行风靡，笼罩文坛，到朱熹所处的南宋中期大致形成三派： 一派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由欧、苏上接汉唐，得其雄放奔逸、凌厉辩博之气;一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由三苏而承嗣唐、宋，但却主要学其章法布局，命意行文，参以经义，深具委婉从容、儒雅剀切之貌;一派以朱熹为代表，由韩、欧、曾上追西汉六经，融以理学的绵密严谨，文有典重质实严健浑厚之风，而尤以强烈的思辨色彩独擅文坛。年轻时他曾呕心沥血学曾巩之文，以至陆九渊称他深得曾巩之“严健”。他反对南宋以来的“文气冗弱”，而盛赞曾巩文“气脉浑厚”(见《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于当时之文，独取周益公(必大);于当时之诗，独取陆放翁。盖二公诗文，气质浑厚故也”(见《鹤林玉露·周文陆诗》)。这篇序采用了问对体的形式展开论述，四问四答，形成自然的四个层次，层层深入，全文一气直下，明快平实，正具有他说的“气脉浑厚”的特点。他灵活自如地运用了简洁明白、长短变化的散句，但又不时参用一些精炼齐整的排偶句，不仅使问对显得波澜起伏，不平板呆滞，而且给全文增添了一种典雅厚重之美。在论说上通篇扣住一个“诗教”，由远及近地步步设问，在严密的思辨推导中不知不觉地把人一下子引到“修身齐家，平均天下之道”上，他的庞大的《诗》经学体系浓缩在四问四答中，真有纳须弥于芥子之妙。刘熙载称赞：“朱子之文，表理莹沏。故平平说出，而转觉矜奇者之为庸;明明说出，而转觉恃奥者之为浅。其立定主意，步步回顾，方远而近，似断而连，特其余事。”(《艺概·文概》)这篇序文尤足当之。这正是显示了朱熹为文的思辨性特点，揭櫫了理学与传统儒学的区别所在。如果说古文家的古文以感性热情的说理见长，那么理学家(道学家)的古文，便以理智冷静的思辨见胜，从朱熹这篇序正可以看到宋代理学家对古文所作的这种不同于古文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