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历史散文·国语·《周语》上《邵公谏弭谤》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於于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 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不听。於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据崇文书局覆天圣明道本，下同)

本文生动地记述了西周后期周厉王为政暴虐，用残酷手段堵塞人民的言路，镇压人民的反抗，不听邵公的苦心劝谏，结果被人民流放的史实。周厉王流放于彘，发生于前841年，那年爆发了“国人”暴动。

本文以这一事件发展的顺序来进行记述，其中心是围绕一个“谏”字。形式上是在叙事，实际上重点是在记言，从而集中突出了邵公的民本主义，赞扬了他的政治远见。从“谏”与“不听”的矛盾发展中揭示了人民力量的强大，暴露了周厉王的残暴、腐朽而又虚弱的反动本质。

文章的第一、第二两个自然段是本文的第一部分，是事件的开端，也是“谏”的原因和背景。一开头，“厉王虐”三个字，就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虐”，可以概括周厉王为政的所作所为，“国人谤王”，是“虐”的自然发展和必然结果。“谤”不是一般说的诽谤，而是人民对周厉王为政暴虐的公开指责和批评，饱含了广大人民在虐政统治下的无限痛苦和悲愤。在国王与国人矛盾尖锐的情况下，邵公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统治，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才挺身而出，告诉周厉王说：“民不堪命矣!”这样简短的一句话，虽然没有说出“民不堪命”的具体情况，但却包含了无数残酷的事实，点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可是，对于这一警告，周厉王不仅不听，反而“怒”了起来，并进一步采取以“卫巫监谤者”的毒辣手段来残杀人民，镇压人民。文中一个“怒”字，一个“杀”字，就把周厉王“虐”的内容具体化了。寥寥数语，王虐民怒的情状，历历在目，使我们如闻如见。在周厉王这种高压、残杀的政策下，“国人莫敢言”，只好“道路以目”。表面上“莫敢言”，实际上更加大了人民的反抗，激化了人民的悲愤和仇恨，使事件自然地向更加尖锐的方面发展。周厉王如不及时地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悬崖勒马，改弦更张，其结局可想而知。可是，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周厉王不仅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反而“喜”了起来，并洋洋得意地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一个“喜”字，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了周厉王残暴外表下所隐藏的愚蠢和昏聩。利用奸细和特务监视、告密、从而残杀人民，使人民“不敢言”，似乎政治稳定了、社会平静了，但“于无声处听惊雷”，在“道路以目”之中正酝酿着一场新的、更大的反抗和斗争。文章写到这里，作者已经为以后“流王于彘”埋下伏笔了。

这一部分虽然写得极为简洁，但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它依据事件本身的发展，由因及果，层层揭示，步步推进，一浪又一浪地把矛盾推向了高潮。周厉王由“虐”到“怒”，到“杀”，以至到“喜”;国人由“谤”到“莫敢言”，到“道路以目”，矛盾双方既互为因果，又各在发展，使我们对事件的产生、发展有了极为清晰的认识。词约意丰，作者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实在令人叹服。虽然本文的重点是在写“谏”，这一部分并不是文章的中心，但仅仅五十多字的记述却为后文正面、重点地写“谏”描述了背景，点明了原因，烘托了气氛，从而暗示出了“谏”的必要性、合理性。表面是记了事，实际上暗写了言，这种构思和运笔实在是匠心独具、煞费苦心的。作者特别写了邵公的“告”，让他提出了“民不堪命”的议题，这就使邵公先在读者面前亮了个相，为下文集中写他深入全面地论述“为民者宣之使言”的道理作了个辅垫。这样简洁、明快而又含意丰富的开头，在古代散文的优秀作品中，好的例证是很多的。《战国策》中的著名篇章《触龙说赵太后》，与本文手法相似而异曲同工。

第三自然段，是本文的第二部分。作者集中记述了邵公劝谏的具体言论，是全文的中心所在。针对周厉王沾沾自喜、既暴又愚的表现，邵公当头棒喝，言简意赅地尖锐指出：“是障之也。”下面详细记述了邵公的“谏”言。邵公首先以治水为喻，说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因为“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所以“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宣之使言”是邵公谏言的主导思想，也是全文的中心思想。周厉王用“障”，邵公主“宣”，针锋相对，表现了在对待人民态度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路线和政策。这一个“宣”字，是邵公这一政治家谏言的精华，接着，邵公紧扣“宣”字，几乎全用排列句式，一口气说出了十二种向天子进言的措施和方式，上自公卿列士，下至百工庶人，近臣亲戚，瞍矇耆艾，直接、间接，讲唱、说写，目的是广开言路，然后由“王斟酌焉”。只有这样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才能通过“斟酌”以改进政治措施修明政事。为了进一步说明“宣之使言”的重要意义，邵公又以“土之有山川”和“原隰之有衍沃”为喻，说明“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的道理，并明确提出：“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谏”到这里，“宣之使言”的道理和效益得到了充分、深刻而令人信服的揭示，从而把它提高到关系国家、人民生死存亡的高度。以下几句，邵公把正面论述的语气推开，连用了两个强有力的反诘句，从反面来加强自己的议论。一方面对“壅”，也是对周厉王的“障”和“弭谤”加以批驳和斥责，一方面对周厉王沾沾自喜的表现加以反击和否定，从而呼应了前文。“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这两句，尖锐、锋利，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和说服力。相比之下，周厉王弭谤的种种做法反而显得愚蠢可笑。

本文第二部分所记的“谏言”，论点明确，比喻贴切，论据有力，说理深刻。可以想见，作者在记述时经过一番构思和剪裁工夫，致使文字层次清楚，照应紧密。它层层说理，反复论证，义正词严，委婉恳切，深入浅出，语气多变，再加上贴切自然的比喻，更使“谏言”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这不仅抓住了“言”的精华，表现出了邵公的政治远见和见地的精辟，面且也把邵公的个性和为人描绘出来了。作为一个臣子，面向暴虐的国王进言，而且直接驳斥和否定国王的所作所为，这本身就带有极大的政治危险性。但邵公胸有成竹，侃侃而谈，晓之以大义，动之以利害，义正言婉，慷慨曲致，十分符合既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臣子的口吻和身份。《国语》的记言，既有一定的思想高度，也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最后一个自然段是本文的第三部分。它是拒“谏”的后果，事件的结局，全文的尾声。“王不听”三字，既进一步突现了周厉王暴虐顽固的态度，又交代了邵公苦心进谏的结果。“不听”二字写来好似轻松，但它是周厉王在邵公进谏后的“不听”，对表现周厉王的“虐”和“怒”，分量和含意都重得多。下面“於是国人莫敢出言”好像是前文“国人莫敢言”的重述，实际是对“道路以目”即政治危机状态的再一次揭示。行文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暗示“防民之口”。人民由消极抵制到积极反抗;由内心的仇恨到公开的斗争，有力地印证了邵公谏言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证实并强调了他的政治远见。这虽是几句直叙其事、不加评议的简洁记述，却使整个事件的发展有头有尾、有因有果，记述者的爱憎之情也巧妙地贯注在叙事之中。这样的结尾，言有尽而意不尽，很能引起读者深思和回味。

总观上述，可见这是一篇简洁、完整、生动而优美的记述文。它结构严谨，重心突出，前后呼应，条理分明，记述完整，生动具体。写周厉王的暴虐、愚蠢，只用了“怒”、“杀”、“喜”几个字，就如画龙点睛，形象毕露;它写人民的愤怒、反抗，只用了“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两句，就个中见全，含意深远。特别在记述事件的发展上，它抓着国王和国人两条线索，互为因果，交织推进，要言不繁，简洁清楚。邵公的谏言，更是言简意赅，层层递进，设喻论理，情理交融。记述者在记事和记言中喻事理、评人物的艺术表现手法十分高明，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也非常进步，很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