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衒之文《永宁寺》

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

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邻御史台。阊阖门前御道东有左卫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国子学内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庙，庙南有护军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卫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将作曹，曹南有九级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阴里，即四朝时藏冰处也。

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 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十二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征，是以营建过度也。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铃，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工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璅绮疏，难得而言。栝柏椿松，扶疏檐霤，丛竹香草，布护阶墀。

是以常景碑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也”。

外国所献金像，皆在此寺。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阁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列钱青琐，赫奕华丽。拱门有四力士、四师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庄严焕炳，世所未闻。东西两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两重。北门一道，上不施屋，似乌头门。其四门外，皆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断飞尘，不由渰云之润; 清风送凉，岂藉合欢之发?

诏中书舍人常景为寺碑文。

景字永昌，河内人也。敏学博通，知名海内。太和十九年，为高祖所器，拔为律博士; 刑法疑狱，多访于景。正始初，诏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书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监王元龟、尚书郎祖莹、员外散骑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诏太师彭城玉勰、青州刺史刘芳入预其议。景讨正科条，商榷古今，甚有伦序，见行于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阳宫殿门阁之名，经途里邑之号。出除长安令，时人比之潘岳。其后历位中书舍人、黄门侍郎、秘书监、幽州刺史、仪同三司。学徒以为荣焉。景入参近侍，出为侯牧，居室贫俭，事等农家，唯有经史，盈车满架。所著文集，数百余篇，给事中封暐伯作序， 行于世。

装饰毕功，明帝与太后共登之。视宫中如掌内，临京师若家庭。以其目见宫中，禁人不听升之。

衒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

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 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 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至孝昌二年中，大风发屋拔树，刹上宝瓶，随风而落，入地丈余。复命工匠更铸新瓶。

(据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本)

本文录自《洛阳伽蓝记·城内篇》永宁寺条。原文除写永宁建筑外还记有尔朱荣称兵，元颢入洛、尔朱兆叛乱等重大变乱，这里只节录了第一部分直接记述永宁寺建筑的文字，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当做一篇游记散文来读。

本篇是全书开篇之作即起例之作，在选材、结构、表达等方面都颇具匠心。文章写永宁寺，用聚焦透视法集中笔力写那座高耸入云的九级浮屠(佛塔)，旁及四周与之配套的建筑群，再系之以中外僧俗君臣人等以观感，穿插作者的评说，写来高低远近，层次清晰，虚实详略，脉络分明。将当年洛阳都市的建筑美作了精彩的艺术再现，同时又为后世提供了某种借鉴，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文章的社会历史效果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永宁寺，是北魏都城洛阳城内的第一大寺，是灵太后佞佛成癖的产物。它坐落在皇城正南御道西侧，雄峙于中央官府所有建筑群之上。其塔通高一千尺，约合今二百八十米。仅塔顶的金宝瓶容积就达二十五斛之多; 四周所悬巨型金铎，一只也有一百三十余斤;塔门门扉上装饰的金铎，有五千四百枚之数。塔后佛殿，形制则与皇家太极殿一般，庄严雄伟，内藏金像、玉像、绣珠像、金织成像，高的有一丈八尺; 外国所献金像也在此寺。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寺院四门同于宫门建制。对于这一切，作者运用一组数字，在净静的白描中凸现了佞佛者的奢华。

文章在交代此塔此寺的建筑情况时颇为注意对其风光效益的描述，引导人们置身其间，去领略劳动者创造的这雄伟的建筑美。比如，文章写到金铎时，“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简洁的文字渲染出一派肃穆静谧的氛围。写寺院殿堂又有“栝柏椿松，扶疏檐霤; 丛竹香草，布护堦墀”的景色，将雕梁绘栋，青琐绮楼置于绿树浅草之间，让壮丽与优美相映衬，使繁华与清幽相调济，别具一种风韵。至于寺院外围的配置，也同样令人赏心：“其四门外，皆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断尘飞，不由渰云之润; 清风送爽，岂藉合欢之发?”人们在惊诧于寺院建筑的高危壮丽的同时，又可以从这里获得一种欣赏自然风物的轻松恬适之情，观览者的主体感受因而获得了艺术的调节。杨衒之对于建筑美的把握十分精到，他把对建筑的冷静记述与对风光的动情描述结合起来，这就适应了读者鉴赏心灵的情感脉动，他是懂得散文创作的奥妙的。

为了突出永宁寺的惊世壮丽，作者还记下了寺塔建成后君臣僧俗的游览观感，写下了本寺寺碑的赞辞，灵太后与魏明帝的登临之见，作者自身的登临之感，尤其是著名高僧达摩祖师的顶礼膜拜情形，恰似一个好的导游一样，让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体认、欣赏这建筑的美。

在我国文学史上，人们对于都市、宫馆、园囿的建筑美的认识是很早的。如果说，对自然界山水风物的欣赏与再现，要到六朝时期才形成山水诗文的创作风气，那么，对大都会宫馆园囿的建筑美的认识与再现，则早在汉大赋兴盛之日就已形成创作热潮。当然，那些赋作写得过分滞重了，以至未能在培养和提高整个社会对于建筑美的感受力与欣赏力方面发挥出应有的文学功能。现在，杨衒之倾注心力把当时洛阳城的代表性建筑——佛寺引入散文创作的厅堂，使一代劳动者的血汗创造得到艺术的凝定，让人们学会如何去欣赏这种美，再现这种美，其功劳是不可泯的。

然而，作者在写出这一切时，其自觉目的并不在此。他是在见到“元魏末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之后，才动笔写作，立此存照的。(参见《广弘明集》卷六杨衒之条)他的这一创作目的，在本文中也得到了相应的艺术体现。

文章一开篇，就不厌其烦地详列了御道西侧的官府建筑群，意在衬托出永宁寺雄踞心脏地区，那孤高特立之势显现出“营建过度”的背景来。这“营建过度”，原也是出于灵太后一时的心血来潮。文章说：当年建寺，开掘地基时偶然挖出了三十多具佛像，“太后以为信法之征”，便下令大兴土木，于是建成如是一座高塔大庙。这里的“以为”二字，活画出灵太后的愚妄与痴迷，包涵了作者多少冷峻的讥刺! 等到“装饰毕功”之后灵太后与魏明帝“共登之”，这才发现“视宫中如掌内，视京师若家庭”，“目见宫中”，对皇家大大不利，于是又“禁人不听升之”! 当作者平静地记下这一笔时，其内心的愤慨盖可想见： 统治者如此轻率地耗费民力，姿意而为，又如此贪婪地占有一切，垄断一切!

为了读懂“永宁寺”弄清作者何以倾心于这类题材，参看一下本书卷二《崇真寺》条所记惠凝(嶷)和尚还魂事是颇有启迪的。

崇真寺的惠凝和尚卧倒了，其魂灵被拘捉到阎罗王处，等待发落。这时，阎罗王正在斥责和尚宝真。宝真求情说： 我生前原是陇西太守，为了皈依佛教，修造了灵觉寺，当了和尚，应该安排一个好去处。阎罗大怒，驳斥说： “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 ”宝真被押下去了。又一个和尚叫道弘，他分辩说：“我生前到处化缘，得到财物，造经塑像，有功佛门……”阎罗王立刻予以斥责： “你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物，贪心即起; 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不由分说，也给了一个不好的去处。阎罗王如此这般地发落这些“奉法信佛”者们，是颇具慧眼的。他的指控，真是入木三分，抉剔入微。以灵太后为首的佞佛者们，他们“侵渔百姓，损费金碧”，造作经像，使土被金紫，木衣锦绣，以至造出“极佛世界，亦未有此”的寺塔来，他们也难逃“阎罗”的正义谴责!杨衒之写作的《永宁寺》等文，正应当作如是观。

一面是赞颂永宁寺的建筑美，一面是斥责统治者的愚妄，双重主题在本文中得到恰如其分的表达，应该归功于文章记寺庙、述史事、写风景、记人物、发议论的有纲目、有层次、结构上虚实结合。轻重配置，题旨上前后一贯，贬褒分明，“形散而神不散”，使全文既具有文学的可赏性，又具有政治的鉴戒性，这是书中同类文学作品的一个可贵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