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全祖望文《阳曲傅先生事略》
散文·全祖望文《阳曲傅先生事略》
朱衣道人者,阳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寻改字青主,或别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啬庐。家世以学行师表晋中。先生六岁,啖黄精,不乐谷食,强之,乃复饭。少读书,上口数过,即成诵。顾任侠,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提学袁公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故奄党也,先生约其同学曹公良直等,诣匦使三上书讼之,不得达,乃伏阙陈情。时抚军吴公甡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闻天下。马文忠公世奇为作传,以为裴瑜、魏劭复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贻之书曰:“谏官当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负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即疏劾首辅宜兴及骆锦衣养性,直声大震。
先生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于是蔡忠襄公抚晋,时寇已亟,讲学于三立书院,亦及军政、军器之属。先生往听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梦天帝赐之黄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羁于燕邸,以难中诗贻先生曰:“晋士,惟门下知我最深,盖棺不远,断不敢负知己,使异日羞称友生也。”先生得书痛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负公哉!”甲午,以连染遭刑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奇计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为不如速死之为愈,而其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然间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欧公以后之文,曰:“是所谓江南之文也。”平定张际者,亦遗民也,以不谨得疾死。先生抚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妇人,以求必死者有几人哉。呜呼,张生! 是与沙场之痛等也。”又自叹曰:“弯强跃骏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或强以宋诸儒之学问,则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
先生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尝自论其书曰:“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迹,爱其员转流丽,稍临之,则遂乱真矣。已而乃愧之曰: 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其觚稜难近,降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松雪曷尝不学右军,而结果浅俗至类驹王之无骨,心术坏而手随之也。于是复学颜太师。”因语人学书之法: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君子以为先生非止言书也。
先生既绝世事,而家传故有禁方,乃资以自活。其子曰眉,字寿髦,能养志,每日樵于山中,置书担上,休担则取书读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访先生,既见,问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负薪而归者,先生呼曰:“孺子来前肃客。”吏部颇惊。抵暮,先生令伴客寝,则与叙中州之文献,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尽答也。诘朝,谢先生曰:“吾其惭于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称老糵禅,眉乃自称曰小蘖禅。或出游,眉与子共挽车,暮宿逆旅,仍篝灯课读经、史、骚、选诸书,诘旦,必成诵始行,否则予杖。故先生之家学,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尝批欧公《集古录》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读书也。”
戊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以先生荐。时,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辞。有司不可。先生称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床以行,二孙侍。既至京师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于是,益都冯公首过之,公卿毕至,先生卧床,不具迎送礼。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闻,诏免试,许放还山。时,征士中报罢而年老者恩赐以官。益都密请以先生与杜征君紫峰,虽皆未豫试,然人望也。于是亦特加中书舍人以宠之。益都乃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虽病,其为我强入一谢。”先生不可,益都令其宾客百辈说之,遂称疾笃,乃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进曰:“止、止,是即谢矣。”次曰遽归。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叹曰:“自今以还,其脱然无累哉。”既而又曰:“使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黄冠殓。著述之仅传者,曰《霜红龛集》十二卷,眉之诗亦附焉。眉诗名《我诗集》。同邑人张君刻之宜兴。
先生尝走平定山中,为人视疾,失足堕崩崖,仆夫惊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顾,见有风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则高齐所书佛经也。摩挲视之,终日而出,欣然忘食。盖其嗜奇如此。惟顾亭林之称先生曰:“萧然物外,自得天机。”予则以为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迹,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卓尔堪曰:“青主盖时时怀翟义之志者。”可谓知先生者矣。
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请,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馆。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静修自屈者。其文当不为先生之所唾,但所愧者,未免为江南之文尔。
这篇文章见于《鲒埼亭集》卷二十六“状略”类。“事略”,亦即“行状”,又称“行述”、“行略”,是记述死者生平事迹的一种文体。所谓“行状”,指一个人的德行状貌。其人死后,他的亲属或门生故旧,便本着“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的要求记其一生主要事迹,送呈礼官或史官,以供议定谥号或采择立传之用。唐、宋以后,“行状”的用途已经不限于此,而大半属于请人代撰墓铭碑表以前准备的原始资料。本文结语处说“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请,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馆。”可见全祖望的这篇文章是为史官立传而写的。今查《清史稿》卷五○一有《傅山传》,略同本文,正说明当年“史馆”诸公确实采用了这篇《事略》。
“阳曲傅先生”指傅山(1607—1684),字青主,阳曲(今山西太原)人。他生当明末清初,深怀民族意识,志在前明,不甘臣服于清。入清后四十年,行为放诞,雌伏不出。当时的学者顾炎武称赞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亭林文集·文师》)全祖望则认为,顾炎武的话只是说出了“先生晚年之踪迹,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傅山的“真性”盖在于“时时怀翟义之志”(卓尔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小传语)。按《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子翟义,为东郡太守,王莽称帝,起兵讨莽,兵败被杀。傅山之于明清之际,犹翟义之于两汉之间,两人行事有所不同,但其心情则毫无二致。这是全祖望要告诉世人的一个道理,同时也披露了这篇《事略》的主题。
如果抹去作者为傅山涂饰的神秘色彩与灵光,可以说本文写主人公的民族气节主要讲了六件事,在明有三件,入清后也有三件。傅山生当明季末叶,社会凋敝已极,以致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作者写这个时期的傅山,一方面“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一方面也“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圆通应世)”。先是想慷慨济世,不得已乃淡泊守志,这是傅山一生的行迹大略,而其前半生则以“济世”为主导方面。
傅山的“济世”思想,具体表现为嫉恶如仇。他得知山西提学袁继咸遭到巡按孙振的诬陷,便联络同学曹良直等多次上书申冤,直至冤情昭雪。在傅山看来,这是与“阉党”(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余孽进行的殊死斗争,决不可退让。后来曹良直任兵科给事中,专司规谏、稽查之事,傅山写信要他直言敢谏,不避“天下第一等事”,于是曹良直疏劾首辅周延儒十大罪状、锦衣卫骆养性非君当死,天下为之震动。曹良直的所作所为不仅与傅山在思想上有一致处,而且是与傅山的直接激励分不开的。
傅山在明亡以前还有一件事耿耿于心,就是平定所谓“时寇”(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蔡懋德巡抚山西,在三立书院开讲军政、军器之学。傅山欣然前往所课,但事后感慨系之地说:“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迳斥其纸上谈兵,不切时用。后来李自成攻占太原,蔡懋德自缢而死,这也证明了傅山的先见之明。当然,在对待明末农民起义的态度上,体现出傅山思想的局限性,但他入清后守贫不仕的民族气节,不也正是出于这种忠于明室始终不渝的思想吗?
甲申(1644年)之变,是傅山一生的转折点,标志着他从积极用世变为消极出世。傅山的消极出世,无疑意味着对清王朝的示威与反抗,全祖望秉笔直书恐亦有所顾虑,所以甲申年傅山变服黄冠朱衣,居土穴,竟托言于在天帝赐命。“天命不可违”,傅山可以借此放浪形骸,全祖望也可以就此放笔写开去。值得注意的是,写傅山的土穴生活,作用亦自生出波澜,于起伏中精心刻画傅山的“真性”所在。甲申入居土穴后的二十年间,南方的晚明政权还在抵抗,傅山的心境亦难得平静。袁继咸被降清叛将俘送燕邸,傅山痛失知己之余愈发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仇恨。等到顺治十一年(1654),因事受牵连被逮捕下狱时,傅山表现得异常坚定,“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由抗辩而至于绝食,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决心啊。幸被门生解救出狱,仍然“咤恨”不已,以为与其受悔而生不如速死。由此可知,傅山虽然形同黄冠,却依然壮怀激烈。用全祖望的话说,即是“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仰视天、俯画地”的典故来自《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田蚡陷害魏其侯窦婴和灌夫,进谗言说:“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议论,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按《史记》张宴注认为,“视天”是“占三光(日、月、星)”,“画地”是“知分野所在”,意谓从星象判气运,时刻准备造反。我们前已谈到,全祖望博通经史,极擅长运用古典来抒发今情。这里只是说“仰视天、俯画地”,于字面上无丝毫违碍处,而其背后却蕴含着“腹诽而心谤,辟倪(睥倪)两宫(指朝廷)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的深意,以此点醒傅山蔑视清王朝未尝一日忘怀前明的心境。
“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这一段以下写傅山晚年生活情景。清朝统治巩固以后,傅山情知无能为力,惟有诗酒风流放诞不羁而已。但他即使形似黄冠,仍不能心如古井,不时还会发泄出郁积的愤懑。他的朋友张际大抵和他处境相同,竟沉湎于醇酒和妇人,以求必死。张际死后,傅山抚尸大哭,谓“是与沙场之痛等”,完完全全是一种明朝遗民的立场。当他回顾自己眼前的作为时,也不禁慨叹:“弯强跃骏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就是说,他并不甘心老于笔砚诵读之间,曾梦想跃马横枪,为国家洒尽碧血。所以,有人问傅山治学倾向于宋儒何人,他回答说:“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同甫”即陈亮,南渡后,上《中兴五论》,力主抗金。陈亮治学不尚微言高论,务建事功实绩。傅山晚年依然倾心陈亮的为人,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矢志不移。
《事略》写傅山晚年遭际,最著墨于康熙十七年(1678)的北京之行,这一年,清廷首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天下名宿。给事中李宗孔荐举已七十四岁的傅山。傅山初时称病卧床,但被强行抬着上路。行至距京城三十里处,便死也不肯入城。公卿前来拜候,傅山踞傲卧床不迎送。朝廷特诏免试,加中书舍人,许其还山,行前又挟持入谢。一见午门,忆及前朝,痛极泪下,仆地不起。第二天,急急出城还家。对于这一段经历,傅山良多忌讳,惟恐后人把他与元朝的刘因相比。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刘因不受集贤学士之命,问其缘故,道是:“不如此,道不尊。”刘因辞官是为“道”摆架子,傅山辞荐是为民族争气节,二人行迹相似而本质不同。傅山说如果人们将二者混为一谈,那他就是死不瞑目了。作者详细记述此行细节,再三强调傅山的决绝态度,一切都是为了表彰明朝遗民的忠义节操。
全祖望文集的很大一部分属于碑传墓表,号称是《明史》的补充,其实是有意识地表彰明季忠义,歌颂民族气节。他的表彰范围不仅限于抗清领袖,而且广及山林隐逸。这里所选的《张公神道碑铭》和《阳曲傅先生事略》,正可以作为这两个方面的代表。全祖望的这类文章对晚清的部分革命者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就是对普通的读书人也有扶植正气的鼓励作用。如李慈铭说:“予最喜国朝朱、毛、全、钱四家文集,所学综博,纂讨不穷。谢山尤关乡邦文献,其文多言忠义,读之激发。自十八九岁时即观之忘倦。平生坎坷,一无树立,惟风节二字,差不颓靡,诚得力于《后汉书》及《刘蕺山集》、谢山此集耳。”(《越缦堂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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