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荀鹤诗《再经胡城县》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唐末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苛征暴敛和繁重的徭役使人民纷起反抗，统治者则以残忍的手段镇压和屠杀，以维持其腐朽的统治。杀人愈多便愈能得到朝廷的赏识，升官越快越高。杜荀鹤这一首诗，便是反映这一内容的佳作。

诗写作者两年之中两次到胡城县的见闻及感慨。诗人的构思立足于“再经”，由“今来”所见追述“去岁”，以对立对比手法揭露了生灵涂炭之日却是杀人魔王升官之时的荒唐事。从作者“去岁”来县城听到百姓众口一词，齐声喊冤中，不难想见县宰是何等的贪婪残暴，坑害人民，而当诗人今年再来时，情况又是怎样呢?按常理，这个胡作非为的县宰一定受到了朝廷的制裁，换上了清廉的官吏。事实却出人意料，这个臭名昭著的酷吏竟受到了朝廷的破格提拔，得到了“加朱绂”的特殊待遇。作者用对立的艺术手法深刻而又有力地揭示了灭亡前夜唐王朝的黑暗与腐败，预示了必然灭亡的结局。“便是生灵血染成”一句，诗人匠心独运地把县令穿的红袍子与百姓卖力卖命的血汗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组合在一起，产生了极好的审美效果： 有力地揭露了“红袍”所凝聚的罪恶，亦即“红袍”成了罪恶的标志，以后百姓的苦难将更加深重，而且也成了唐王朝断然与人民对立的象征。这种孤注一掷，正是濒临绝境的心态的表现。而且这一意象富有强烈的视觉感，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感染力。若将此句与刘鹗《老残游记》中“血染顶珠红”的诗句联系起来进行审美观照，更可见出杜荀鹤此诗思想与艺术的深刻性、典型性与超时代性。

全诗虽然只有二十八字，读来通俗易懂，但却形象鲜明，境界高深，内蕴丰富，具有厚积而薄发和以浅写深的艺术审美效果，显示了杜荀鹤的艺术个性。

在晚唐这个动乱时代的诗歌发展流程里，我国诗歌正朝两个艺术指向发展，形成了具有不同艺术风格和美学倾向的两派： 一派诗人着重在艺术美上下功夫，刻意锤炼字句，追求词藻的华美，在笔端倾泻个人的欢乐与哀愁，形成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风格;另一派诗人则继承和发展了杜甫、白居易以来的古典现实主义传统，揭露黑暗，讥讽现实，注重诗歌的思想内容，以平易朴素的语言和愤激直斥的情感唱出了一曲曲唐王朝行将入墓的挽歌。聂夷中和杜荀鹤就是后一派的代表诗人。其诗的思想艺术特色已如前述，这里所要阐述的是他们的作品代表了晚唐新乐府运动独具的特色。

从诗人的创作动机和心态看，白居易等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们自信只要皇帝知道了这些社会弊端而加以疗救，这个社会还会变好。他们希图以讽喻的艺术手法干预生活，帮助社会重新走向盛唐的繁荣。因此，一些诗句在揭露弊端上虽不无深刻之处，如“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花》)等等，但在选材上，作者或归之自然灾害的难以抵御，或归之贪官的为富不仁，这还只是停留于对现象的罗列，没有道出深层的本质。晚唐新乐府运动的代表者杜荀鹤、聂夷中等人，则不再满足于讽喻，而是大声疾呼地抗议，怒不可遏地鞭挞，无可奈何地哀挽。他们清醒地看到社会矛盾在不断激化，唐王朝已出现滑坡的局面，预见到其灭亡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悲剧。虽然他们从传统的儒家思想及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有时也有表示寄希望于君王的作品，但其立场已经与前者大不相同。他们不是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对人民表示怜悯，而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义正辞严地代人民申诉不平，痛心疾首地揭露社会黑暗，并向统治者提出强烈抗议。因此，在选取典型素材上也与前者不同，他们不只是书写“生民病”，而是选用血淋淋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内容入诗，以造成振聋发聩的强烈效果。

从艺术性上去作审美观照，杜荀鹤和聂夷中所代表的这一派诗人具有自己的风格特色。他们不再像中唐新乐府诗人那样用古体诗反映现实弊端，而是在近体诗严格的规范内熔铸进“伤时”、“救物”的内容，从而形成新的美学风格。在语言上，他们追求朴实、平易、通俗，这已不单是像白居易所追求的“欲见之者易谕也”，而且还赋予了深刻的内容。他们更多的是表现时代的情绪。为了更好地传达出时代的心声，他们有着严肃的创作态度和艺术上的刻意追求。

总之，晚唐诗坛的这一流派，虽然没有成就杰出的一流大诗人，但人数却相当多，其中数杜荀鹤成就最高，聂夷中、皮日休、于濆、曹邺、罗隐等人次之。 这派诗风对后代古典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应给它以应有的地位和足够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