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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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已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

这首诗是作者五十四岁 (晋安帝义熙十四年一418) 时仿效汉乐府《相和歌辞·楚调曲》的《怨诗行》而作,追叙平生所遭艰困忧患,向好友倾吐悲怀的。首句“天道幽且远”,也直接模仿“天德悠且长”。楚声,楚调,原指楚地歌曲。秦政苛虐,四方积恨,楚国尤多愤怨,所以楚调特为悲壮激昂。

作者年逾五十,饱经忧患,洞达世情,深深感到为善为恶并无报应;所谓“天道福善祸淫”(《尚书·汤诰》),都不足凭信。在作者之前五个多世纪的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积仁洁行而终于饿死就已经发出疑问: “或曰: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史记·伯夷列传》)作者从史籍记载、社会现实,特别是个人经历中也深有同样的感叹,不禁喷吐而出:“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自念平生,年少时就已经受到儒学影响,立志为善,有着“非善奚敦”(《荣木》)、“立善有遗爱”(《形影神》)的认识。但勉力做来,至今年过半百,所得又是什么呢?四句开篇感慨深切。

次节十句具体数说了所历的艰困: 弱冠之年,世多忧患。如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八月,前秦主苻坚发动八十多万军队南侵,东晋王朝岌岌可危,都下震恐,作者所在的江州的刺史桓冲已请遣精锐三千入卫京师。到十月靠谢石、谢玄等将领在淝水接战,才幸而取胜。(《通鉴·晋纪》)这年作者年方十九,江州距军事前线不过几百里,所受惊恐一定不小。又据《晋书·孝武帝纪》和《五行志》所记: “(太元)八年三月,始兴、南康、庐陵大水,平地五丈。”“八年六月,旱。”“十年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饥。”灾祸降临,不一而足,也是他身所遭逢的“世阻”。所以,他在去世前不久所写的《有会而作》一诗中还做着“弱年逢家乏”的回忆。家庭又屡遭不幸: 先是三十岁左右发妻的逝世。继之是家中一再遇火,集中就有《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写下了“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的惨相。加以螟蜮肆虐,风雨伤稼,终于一天天陷入贫穷,以致夏日抱饥,白天希望天光早黑,寒夜没有被子,睁着眼盼着天亮,度着一个个苦难的日子。极写艰难困窘生活之后紧接“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两句作收束,意思是说,这些是一身所经,责任在己,无可怨尤,只是重遭忧患。目前又增凄然之感。这收束处的“离忧”,和前文的“逢世阻”隐相照应,显出作者一生遭逢困阨忧患之多。但所遭何忧,却语意含混。据《通鉴·晋纪》载: 刘裕因谶语有“昌明(晋孝武帝名昌明)之后有二帝”之说,为急于谋篡,乃派中书侍郎王韶之与安帝左右密谋鸩帝,而立瑯邪王德文。在这年的十二月戊寅(十七日),“韶之以散衣缢帝于东堂”,而立帝弟德文为帝,以应谶语。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无疑会对作者产生强烈震动,因此,说是“离忧凄目前”。他在篇首发出“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的愤慨,应当是一种隐约的流露。 清吴瞻泰注诗中的“僶俛六九年”句,特点明“是年刘裕弑武帝于东堂”(见《陶诗汇注》)。可见,题为“怨诗楚调”,所怨并不限于个人的艰难困窘。

结尾四句,总束全诗,并点清题中的“示庞主簿邓治中”。作者受了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的影响,一则曰“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 再则曰“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可是,僶俛为善几十年而遭遇如此, 终于不得不发出“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的慨叹。于是,只有悲歌慷慨,希求得到像知音的钟子期般的好友理解此心于生前。

通首诗自伤世事,感情深沉,如泣如诉地陈说惨遇。叙写中特富形象: 螟蜮微虫,竟至恣肆无忌; 风雨欺人,亦且纵横而至。“夏日……”四句两两对写,更是无比生动感人。述意凄惋,声调激越,也体现楚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