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协诗《杂诗·三首》

秋夜凉风起，清气荡暄浊。蜻蛚吟阶下，飞蛾拂明烛。君子从远役，佳人守茕独。离居几何时，钻燧忽改木。房栊无行迹，庭草萋以绿。青苔依空墙，蜘蛛网四屋。感物多所怀，沉忧结心曲。

其 二

朝霞迎白日，丹气临汤谷。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轻风摧劲草，凝霜竦高木。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畴昔叹时迟，晚节悲年促。岁暮怀百忧，将从季主卜。

其 三

昔我资章甫，聊以适诸越。行行入幽荒，瓯骆从祝发。穷年非所用，此货将安设?瓴甋夸玙璠，鱼目笑明月。不见郢中歌，能否居然别。《阳春》无和者，《巴人》 皆下节，流俗多昏迷，此理谁能察?

(据胡刻 《文选》本)

从陆机到潘岳，情怀愈益狭小，意蕴更加漓薄，在艺术表现的细腻与融净上则又过之。沿着这样一种优点与缺点双向发展的方向。再向前跨进一步，我们便从潘岳诗集来到了张协的诗中。

潘岳还在《关中诗》中表现了一些人民的苦难，张协现存的十余首诗中则没有一首关注民瘼的诗了。他的诗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玄思与写景成分的同时上升。潘岳虽然眼界和胸怀比较狭小，但还是十分注目于现实的痛苦，张协则更多地注目于外在景物的刻画。他的《杂诗》十首确也流露了一些真实感情。但表现得十分委婉，同潘岳的情深于辞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

张协诗大致表现了两个方面的情怀： 一方面仍有一些与世不谐的沉忧之思，另一方面又有着明显的淡然尘外的情趣。前者是其诗同魏晋诗歌相通之处，后者则是太康诗歌向下一个阶段发展的标志。

我们应该从“巧构形似之言”(《诗品》)的写景与淡然尘外的玄思这两个方面来把握张协诗的特征。人们对于张协，从钟嵘开始都只是把握了他“巧构形似之言”的方面，而忽视了其淡然尘外的玄思的方面。忽视了其玄思的方面，我们便难以了解其“巧构形似之言”的特征所由形成的原因。正是从写景和玄思成分的同时上升中我们看到了诗歌史从太康阶段走向玄言诗阶段的踪迹。

“二陆入陆，三张减价”。(《晋书·张载传论》)大约在机、云兄弟入洛以前张氏兄弟在文坛上是颇擅胜场的，故《张载传论》褒赞之曰： “孟阳镂石之文，见奇于张敏; 《濛汜》之咏，取重于傅玄，为名流之所挹，亦当代之文宗矣。景阳摛光王府，棣萼相辉。”可见，张氏兄弟其时在文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不过，张家没有陆家那样煊赫的家世，张氏兄弟的仕进之心也比陆氏兄弟要恬淡得多。《载传》曰： 孟阳“见世方乱，无复进仕意。遂称疾笃告归，卒于家”。《协传》云： 景阳“少有隽才，与载齐名。辟公府掾，转秘书郎，补华阴令。征北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中书侍郎，补华阴令。征兆大将军从事中郎，迂中书侍郎。转河间内史，在郡清简寡欲。于时天下已乱，所在寇盗。协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永嘉初，复征为黄门侍郎，托疾不就，终于家”。被刘勰称之为“才绮而相埒”(《文心雕龙·才略》) 的张氏昆仲同相携盈朝一旦湮灭的陆氏兄弟不同，他们见世乱就“无复进仕意”了，于是“弃绝人事，屏居草泽”而得其善终。这种在恶浊的政治环境中及时抽身而出的行为，是以“清简寡欲”、“守道不竞”的思想为基础的。

张协的《杂诗十首》并非写于一时一地，其感情的表达较为隐约。不过只要稍加留心，我们仍可以从中大略见到这位“清简寡欲”、“守道不竞”者的思想历程，从而可以明白他淡然尘外之思是如何导向对景物细致刻画出的。

《杂诗》十首其一“秋夜凉风起”，由迁逝之感发为忧怀。全诗以写景为主体。所写之景，一是标明节序，如“秋夜凉风起，清气荡暄浊，蜻蛚吟阶下，飞蛾拂明烛”。“荡暄浊”，荡除炎热温浊之气。“蜻蛚”，蟋蟀的一种。《诗经·豳风·七月》言蟋蟀：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宇为檐下。此诗以蜻蛚在阶下表示时已秋天。二是渲染环境之空寂。如“房栊无行迹，庭草萋以绿。青苔依空墙，蜘蛛网四屋。”诗中“君子从远役，佳人守茕独”，“茕独”，孤独。女主人公感时光之易逝： “离居几何时，钻燧忽改木。”“钻燧”，钻木取火。“改木”，古代钻木取火，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木料。孤寂无聊，空虚苦闷，伤君子远行，无法与他共度年华。年华易逝，青春不再，遂“感物多所怀，浓忧结心曲”了。

以夫妇喻君臣，乃我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的比兴寄托手法。诗人怀才，久久不遇，岁华易逝，人生短促，能不感物伤怀，心结沉忧?遂托之于佳人，以抒此重忧。

“朝霞迎白日”原列第四，也与其一一样，由迁逝之感发其沉忧之怀，但终以达士之观解之。

诗前八句写景。“丹气”，太阳升起时东方红色的云气。“汤谷”，亦作“旸谷”，古代传说中的日出之处。这二句是写日出之景。“翳翳”，天色深晦阴暗之状。“繁云”，形容云之盛。“森森”，繁密之状。“雨足”，指雨量充沛。这两句写天阴下雨之景。“摧”，折断。“竦”，同耸，高貌。“森”，长木貌。此四句写草木之景。后四句发为感慨。“畴昔”，往昔，过去，此指年轻时。“晚节”，晚年。“促”，短促。“岁暮”，岁末。末句用汉初司马季主典。司马季主卖卜于长安东市，宋忠和贾谊问他： “何居之卑?何行之汙?”他回答道： “骐骥不能与疲驴为驷，而凤凰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史记·日者列传》)谓小人当道，君子不屑与之为伍，欲学先哲不问世事，避世隐居。

诗的前八句是写冬日岁暮之景。季节是以景物的特点来显示的。这些非一日之景，更非一时之景，而是冬日之景若干镜头的组合。朝霞未必为雨之兆，而以晴日更为常见。下雨与霜确是两种不会在同一天出现的自然现象。“密叶日夜疏”之“日夜”，又是“日日夜夜”之意。因此，诗中所写之景，就时间跨度而言应该是岁暮这一段时间。那么，诗中所表现的感情，也不是诗人一日一时的兴会所至，顿然之悟，神来之思，而是面对着日复一日的冬日岁暮之景日夜萦怀的情结。

一年即将过去，人们总会感叹光阴易逝，反思自己的人生历程，考虑未来。老年人处在人生的暮年，对自己丰富人生历程的回味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的未来已经不多了，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选择最为理想、最为合适的处世方式，于他们尤为重要。人生的暮年又遇上岁暮，其感慨之深切，情怀之深沉，也就可想而知了。

“畴昔叹时迟，晚节悲年促”二句，写尽了不同年龄者的人生心态。人在少年时，前面有丰富的人生。他感到人生道路上有许多成功的机会在等着他，他迫切希望这些机会早日降临，可以让自己一显身手，大展抱负。所以，他就会怪时间过得太慢。这样的人，若人生之路艰难坎坷，直到老年，成功的机会仍未降临，高才未竟，事业无成而来日不多，想到几十年流光竟一去不返，当然更会感叹时光之易逝了。感叹之中，能无牢愁辛酸?不幸的是，诗人正是如此。诗人“少有隽才”，也想干一番大事业，有所建树。但诗人自身低微，当时乱世纷纭，门阀森严，他虽有才能而不得重用，沉沦下僚，终至老大无成。穷年岁暮，便胸怀百忧。他从古代先哲那里找到了解此百忧的理念，豁然开朗。达士之观，将百忧尽行破去。他意识到，正如司马季主所说，自己这样的贤者是不能与那些才智品格低下而身居高位的庸人同列，自己应该像司马季主那样避世隐居。这样，诗人便心平气和恬然草泽，修身养性尽情享受吟咏之乐、自然之美。

“昔我资章甫”原列《杂诗》之第五，写诗人怀才不遇，在贤愚颠倒的时俗中又得不到理解。前六句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诗人所怀之才，不为当世所用，真像宋人所贩帽子在“断发文身”的越地无所用一样。以下六句，写流俗不辨贵贱美丑，好恶贤愚，以致诗人的才能和怀抱不为人所理解。“不见”四句，用宋玉《答楚王问》典：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其为 《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能否居然别”，指能唱《阳春》、《白雪》者与不能唱《阳春》、《白雪》者确然有别。末二句发为感叹： “流俗多昏迷，此理谁能察?”

“昔我资章甫”之“昔”，表明此诗乃诗人“屏居草泽”后所作。《庄子·逍遥游》中，到越地贩卖帽子的是宋人，而诗中用此典故，把寓言的主人公换成了作者自己，这就赋予了这个寓言以强烈的现实性和特定的意义。使此诗的主题更为明了，更为真切。诗人年轻时，有经国济世的抱负，也走上仕途，试图去展现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正像那宋人不辞劳苦，长途跋涉，入幽远蛮荒之地贩卖帽子一样，志不可谓不苦，行不可谓不笃，但结果也像那宋人一样都化作徒劳。失败乃是与俗相违，也正像那宋人一样。因此，诗人索性把“宋人”换成了“我”。对写此诗时的诗人来说，这个“我”乃是别一个自我，过去的自我，那个留在历史坐标上的自我。把这样一个自我作为寓言的主人公，一个与俗相违、百般努力而终于无可奈何的失败人物，这富有黑色幽默的自我嘲讽，是诗人对那一个自我进行严肃、冷静的反思后所发的。“瓴甋夸玙璠，鱼目笑明月”，以及“《阳春》、《巴人》之别，连用几个精彩、鲜明的比喻，进一步揭示了自己失败的原因。流俗的可悲可笑，自己的孤芳自赏，跃然纸上。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某事物的审视，必须与该事物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否则，对该事物的情貌的认识就很难全面、彻底。这种距离，不仅是指时空上的，更指情感上的。诗人“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竟，以属咏自娱”。“永嘉初，复征为黄门侍郎，托疾不就，终于家”(《晋书·张协传》)。过去的仕宦生涯已成历史，他也不再有入世出仕之意了，成败得失，功名利禄，已不复萦怀。他与昔日的仕宦生涯与过去或当时的世事之间都有着相当的距离。正是如此，他才能冷静、公正、全面、彻底反思、审视和分析，从而看透世俗，领悟哲理。他清醒地认识到，在这庸愚当道、贤能鄙弃的“昏迷”时代，才智之士要想发挥自己的才能以一展抱负，是安全不可能的。即使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结局的悲剧也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全诗虽然有一种深沉的悲剧感，但看不到诗人有多少愤切激烈的情怀，而更多的哲人的冷眼旁观，默察深思。

此诗所写是诗人的反思、审视和分析。正因为如此，诗中理语为多，而不是像其他诗那样多情语或景语。先秦诸子散文论道析理，多借助寓言故事和比喻，此诗也是如此。“资章甫”和“郢中歌”两个寓言故事有比喻的功用。而“瓴甋夸玙璠，鱼目笑明月”的比喻，其实也带有寓言的性质。寓言和比喻，都富有形象性，这就可以避免质木无文的说理，收到形象感人和以理服人相结合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