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郑珍诗《江边老叟诗》

甲午骑骡宿公安，老茭缚壁芦作椽;今来不复一家在，城门出入惟乌鸢。戊戌驰传经孱陵，鱼虾为谷罛网耕;今来驿徙李家口，旧道断没无人行。下马荒塍问田叟，“此邦当年翁记否? 道光丙戌八月秋，我渡江陵趋鼎州，公安南北二百里，平田若席人烟稠。红菱双冠稻两熟，枣赤梨甘随事足。路旁偶憩忆当时，主人馔我不受赀，鞠躬但道客难得，室后呱呱方洗儿。一变萧条遂如此，羡翁稼好为翁喜。”太息言“从辛卯来，长江无年不为灾，前潦未收后已溢，天意不许人力回。君不见壬寅松滋决七口，闾殚为江大波吼，北风三日更不休，十室登船九翻覆。老夫无船上树末，稚子衰妻复何有! 可怜四日饥眼黑，幸有来舟能活得。他方难去守坏基，田土虽多歉人力。无牛代耕还自锄，无钱买种多植蔬。今春宿麦固云好，未省收前堤决无。纵得丰成利能几，官吏又索连年租。租去老夫复不饱，坐看此地成荒芜。君自贵州入湖北，贵州多山诚福图。任尔长江涨上天，不似吾人生理窄。官家岁岁程堤功，而今江身与河同，外高内下溃尤易，善防或未稽考工。君看壁立两丈土，可敌万雷期暮春! 洪波为患尚未已，老骨究恐埋鲛宫。”听翁此语良太苦，请翁遂止莫复语。太平不假腐儒术，吾亦盱衡奈何许。细雨苍茫生远悲，廿年欢悴同一时。谁欤职恤此方者? 试听江边老叟诗。

(据四部备要本《巢经巢集·诗集》)

郑珍(1806—1864)，字子尹，号紫翁、五尺道人，贵州遵义人。身经嘉、道、咸、同四朝，道光间举人，官荔波、镇远等县训导。通声韵训诂，精三礼，是晚清著名朴学家。诗追从苏黄杜韩，多有佳构。翁同书评郑诗曰：“古近体诗，简穆深厚，时见才气，亦有风致。”(《巢经巢诗集序》)赵恺评曰：“名满天下，上撷杜韩苏黄，下颃朱王。”(《巢经巢遗诗跋》)

从清道光六年(1826，丙戊)至二十三年(1843，癸卯)的十八年间，郑珍曾四次赴京(其中三次应会试)，往返路经湖北公安、松滋一带。第二次(1834)赴京途中写了《公安》、《松滋》等诗描述水灾后的景象。尽管“鱼鳖蟠庐墓，舟筒当土田”(《公安》)，灾民们仍在地势稍高处结芦杆、茭叶为屋，以捕捉鱼虾为生;秋冬水枯、便在露出的沙地上用破鱼网拦成篱笆种蔬菜。郑珍《网篱行》中写道：“公安民田入水府，不生五谷生鱼子。居人结网作耒耜，耕水得鱼如得米。高田鱼落田反芜，生鱼之地变生蔬。网亦从之变其用，环葱绕芥如围鱼。以蔬佐鱼生已蹙，以网作蓠还诧目。”但这种“好景”难长，一场洪水又将吞没一切：“不愁网破篱无补，但惧水反鱼游圃。此时篱倒蔬亦无，顿顿餐鱼奈何许?”生计如此艰难，民众仍旧顽强地生活下来。

最后一次(1843)路过公安时，境况的大变，引起诗人的惊诧和感慨，写了《江边老叟诗》。此诗开篇描述历次所见的灾区景象：甲午年(1834)是“老茭缚壁芦作椽”;戊戌年(1838)是“鱼虾为谷罛网耕”;而此次则是“不复一家在”，“旧道断没无行人”。好容易在“荒塍”上发现一位“田叟”，情不自禁地同他攀谈起来。二人的对话，构成了诗歌的主体。描述主人翁回顾十八年前所见的此地繁盛气象： 一览百里的田畴，稠密的人烟，菱红稻黄，枣赤梨甘;更有热情好客的主人，淳朴厚道的民风。诗人描绘了一幅色彩鲜丽、情韵深淳的农村风情画。接着话题陡然一转：“一变萧条遂如此。”勾起了老翁对连年遭灾的痛苦回忆： 自辛卯(1831)以来，长江几乎年年决堤，最惨的是壬寅(1842)年松滋决七口的特大水灾。老翁的邻里“十室登船九翻覆”，而他一家“稚子衰妻”全被卷入洪涛，葬身水底，只他一人爬上树梢，死里逃生。待到洪水消退，老翁无处可走，只得在荒田间种些蔬菜维持生活。种的小麦虽然长势喜人，但他却日夜忧心忡忡： 一是担心再度决堤，卷走小麦;二是担心官吏追索连年租税，自己颗粒俱无，又要挨饿。灾情如此严重，官府不但没有赈济，反而趁火打劫。这些诗句看似平谈，内里却孕蓄着无限的怒火，有力地鞭挞了腐败的官府和残酷的官吏。对这一带“官吏”大吸民脂民膏的丑行，郑珍予以无情的揭露：“更堪闻邑长，岁剩百千缗!”(《公安》)老百姓田庐俱尽，命若游丝，而身为朝廷命官的“邑长”，竟搜刮了成百上千贯铜钱。诗中还通过老翁之口揭发官家借修江堤之名来大敛民财、中饱私囊的罪行。这正是造成洪水泛滥的主要祸根。官府每年宣称限期修成江堤，从而限期向百姓逼取“防河捐”。而主持修堤的却是些毫不懂技术的官吏，只筑了些又高又薄的堤防来敷衍塞责。在《松滋》一诗中，郑珍对他们予以严厉斥责：“松滋前决口，闻尚驻工官。四载已云久，一堤如此难。春江宁禁涨，遗户得无殚! 寄语修防吏，盘飧尔固安!”官吏们顿顿酒鱼粱肉，饱食安卧，哪想到灾民们为生命安全而日夜忧心：“洪波为患尚未已，老骨究恐埋鲛宫!”

在艺术上，诗人坚持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抒写目击的社会现实，勇于反映民间疾苦，大胆揭露官府的腐败与黑暗。他青年时代写的《捕豺行》，指斥那些祸害百姓的军官、士兵是“豺伯”和“人豺”。《晨出乐蒙冒雪至郡用东坡江上值雪诗韵寄唐生》一诗，描绘“移民”流离失所，在风雪中挣扎的惨状;中年时代写的《吴公岭》，为江边搬运苦力“每每好身手，僵死还裸埋”的悲惨遭遇鸣不平;晚年的《经死哀》、《南乡哀》等诗篇，直接控诉那些将官和吏役掠夺百姓、逼死人命的罪行。这是郑珍对杜甫“穷年忧黎元”和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挥。《江边老叟诗》没有把笔墨停留在灾民受难境况的描述上，而是对官府的逼租、官吏的暴敛贪婪加以揭露，从而挖出灾民受害的社会根源。这不仅极大地拓展了诗作的社会内容，而且丰富了思想内涵，深化了主题。

诗人善于选择带有典型特征的景物和人物入诗，收到“以少总多”(刘勰语)的艺术效果。如写二、三两次所见灾区景象，只用了“老茭缚壁芦作椽”、“鱼虾为谷罛网耕”两句，形象奇特而鲜明，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田叟”则是灾区人民的代表，他的悲惨遭遇，不惟概括了灾区民众的共同苦难，也概括了在官府压榨和天灾煎迫下农民濒临绝境的苦况。田叟这一形象正是封建社会末期受难农民的缩影，因而具有典型意义。

这首诗的结构和语言也很有特色。就结构而言，开头就以对比的方式描述三次所见的灾区景象。但这不是描写的主体，就只用六句诗加以概述，渲染出笼罩全诗的悲剧氛围。第七句便让“田叟”出场，从谈话中引起对灾前繁荣富庶景象的描绘。在写景中融进了对往昔美好境况和风情的深切眷恋之情，使之与当前萧条凄凉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正是以“乐景”衬“哀景”，从而产生更为强烈的悲剧效果。诗人打破了以时间为序的叙述方式，把首次所见景观放在对话中来描述，这不仅丰富了谈话内容，增强了二人间的感情交流，而且在结构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变萧条遂如此，羡翁稼好为翁喜”两句，成了转换话题和交谈深入的契机。由前一句引出老翁对受灾惨象的回顾，由后一句引起关于官吏追租的叙述，结构紧凑，自然妥贴。

诗中插入“君自贵州入湖北，贵州山多诚福国。任尔长江涨上天，不似吾人生理窄”几句，看似闲笔，实际上它进一步沟通了田叟与“我”之间的感情，又很自然地引出关于修筑堤防的论述。为结束谈话，用了“听翁此语良太苦，请翁遂止莫复语”两句，既表达了悲苦激愤的情感，又有对田叟的劝慰，并由此引发对时事的感慨。而所感慨者又分三个层次： 一是抱怨官家不采纳读书人的治国良策;二是抒写二十年间沧桑巨变所激发的悲欢交集之情;三是对未来守土者的期望。全诗熔写景、叙事、议论与抒情于一炉，构思精巧，结构严密，不但层次分明，前后勾连，而且跌宕腾挪，曲折有致，构成气脉流贯的艺术整体。

此诗语言朴实流畅，未用典故，纯任白描。这是郑珍诗歌的主要特色。以往一些诗论家把郑珍视为近代诗歌生涩奥衍一派的弁冕(见陈衍《石遗室诗话》)，未免偏颇。其实，《巢经巢诗抄》前后集近九百首诗，只有一些山水诗、金石书画题识和师友赠答诗比较奥涩难懂。但这类诗数量不多，所体现的生涩奥衍风格并不足以代表郑珍诗歌的主导面;倒是淳朴自然风格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完全能体现郑珍诗歌风格的主导面。钱仲联先生在《梦苕庵诗话》中指出：“子尹之诗卓绝千古处，厥在纯用白描之法，以韩、杜之风骨，而傅以元、白之面目，遂开一前此诗家未有之境界。”缪钺先生也说：“郑珍的诗不大用典故与辞采，多是白描，有时候大量地用口语白话，但是都经过提炼熔铸，使人读起来，感觉到清峭遒劲，生动有力。”(《读郑珍的〈巢经巢诗抄〉》)都是中肯之论。

就本诗而言，除“赢”、“罛”、“盱衡”、“职恤”等字词较难懂外，全诗内容可以说“童子老妪俱解得”。如“北风三日更不休，十室登船九翻覆”、“可怜四日饥眼黑，幸有来舟能活得”、“无牛代耕还自锄，无钱买种多植蔬”等句，都是经过提炼的口语，确是自然清新，遒劲有力，品之韵味无穷。